媒体报道

发展代价理论视角下的传媒转型反思--对2018年以来停休刊都市报的研究

2019-11-27 来源:《中国编辑》
  【作 者】翁之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代价是与发展相伴而生的概念,研究代价问题,是为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减少行动的盲目性。如今,发展代价理论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中重要的方法论工具。传媒转型策略的制定,应该借鉴社会学的发展代价理论,能够对转型负面问题的必要性、阶段性、显著性、主体性做出科学判断,在认知代价、分析代价的基础上有效地应对转型代价问题。本文通过对2018年1月1日以来26家宣布停休刊都市报的资料整理和统计分析,梳理了这些都市报停休刊的背景、原因、特征及趋势,并尝试用发展代价理论反思停休刊策略的局限性和未解问题。从“理想的转型"到"合理的转型”,中国传媒业还有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发展代价;都市报;停刊;休刊;传媒转型

  当前,我国的传媒转型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各界对于转型的关注和投入日益提高,转型的整体进程加速,成果也日益丰硕;另一方面,随着转型的深入,媒体机构、传媒从业者的生存现状却没有得到明显改观,甚至在多方因素的冲击之下陷入更大的困境。

  传媒行业正在面临来自外部发展环境与内部运作机制的双重压力,结构性变革的趋势已经无法掩盖,传统报纸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2015年以来,报纸的发行和广告收入呈现“断崖式”下跌的趋势仍在持续,都市报零售量跌幅达到50.8%[1];2017年,这种“双降”的趋势仍在持续,报纸广告市场的跌幅超过了30%,市场整体规模已不足150亿元[2]。一些报社被迫采取提高零售价的手段来扭转巨额亏损的财政状况,但也只能在短时期内减轻市场格局变动带来的阵痛;另一部分传统报刊则选择停刊休刊,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自2018年1月1日以来,已经有超过40家报纸宣布停休刊,其中都市报占26家,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

  综观如今的传媒转型理念,大多是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对于路径的规划、操作的实施制定清晰(比如投入多少资金、如何调整和重组部门、生产什么样的媒介产品),而普遍缺乏对困难的预估、代价的权衡。传媒转型转成如今的局面,似乎与多数媒体转型的初衷有所背离,传媒业有必要在焦虑与竞逐中放慢脚步,从发展代价理论的视角出发,补充一些对“为什么转成这样”“转成这样应不应该、是否合理”的思考。

  一、理论综述:跨学科视域下的发展代价

  代价是与发展和转型相伴而生的概念,任何一个历史进程中,代价都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涉及代价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的认识中,经济活动总会倾向于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利润[3];“成本”是狭义的“代价”,“代价”则是“成本”的引申。霍曼斯将这一原理引入了社会学领域,提出“社会交换”假说,并将代价定义为“为获得某种报偿而受到的惩罚或放弃掉的另一收益” [4]。而在哲学层面,代价可以视作人类基于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社会实践主体为换取主导性发展目标和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合理的发展,而不得不对其他次要的发展目标做出某种必要的抑制、舍弃或牺牲,并因此所承受的消极后果。代价和发展具有互为补偿的性质和作用[5]。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哲学对代价的定义最为深刻,但过于抽象;而社会学对代价的解释兼具实用、具体的特点。因此,后文对代价问题的讨论,基本都限定在社会学发展代价理论的框架之中。

  一切以人为主体的行动的进行和行动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只有通过实践,主体才能不断总结经验,强化对行动目标的认识,逐步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在下一阶段的行动中减少盲目性。因此,“代价”与“进步”具有紧密的联系:实现社会进步,是付出社会代价的客观基础和必然结果[6]。

  发展代价问题的分析维度是多样的:从代价的性质来看,可以分为必要性代价和非必要性代价(又多是人为性代价);从代价影响的范围来看,可以分为眼前代价和长远代价;从代价显现的方式来看,可以分为显性代价和隐性代价;从代价承受的主体来看,又可以分为整体性代价(集体性代价)和个体性代价。

  现代社会转型理论基本都涉及了对发展代价问题的必要思考。总体来看,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代价的认知,代价是人类实现社会进步过程中现实关系的真实呈现,并且可以被真实地感知和认识到,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第二是代价的分析,探讨代价产生的原因及其多重影响;第三是代价的应对,可以通过某种度量方式权衡、评估或者比较不同的代价问题,或是通过必要的干预手段对代价进行调控以降低其负面影响。

  现阶段社会代价支付与补偿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明显缺陷,诸如支付主体的错位性、支付方式的转嫁性、代价补偿的滞后性等,都是引发当前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等不同主体之间尖锐、复杂的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7]。传媒转型是整体社会变迁在特定社会领域真实而生动的投影,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也会不断面临代价支付与补偿的问题。因此,传媒行业也应该从发展代价理论中衍生出自身的方法论工具,用以对当前的转型策略与阶段性结果做出科学评估,对转型的潜在风险做出预判,并通过抑制代价、补偿代价等手段对未来转型路径进行优化。

  二、案例分析:发展代价理论视角下都市报停休刊策略的误区

  迄今为止,传媒转型大多表现为一种“被动式”转型——技术、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变化,媒体机构与个体从业者感受到生存的压力而被迫做出变革,在顶层设计和价值引导上多有欠缺。作为一种相对极端的转型策略,选择停休刊是很多都市报发展到今天“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也是很多报纸寻求重生的全新起点。

  从发展代价的视角来看,停休刊的目的在于通过缩小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改变生产流程的方式抑制当前传媒发展的经济代价,但这种生硬的、近乎“一刀切”的处理方式,会让经济代价向传媒业的其他方面转化,带来新的更深远的矛盾与问题,一部分可以从停休刊方案与公告中预见,另一部分则在停休刊后一段时间内集中呈现和爆发。

  (一)选定研究对象

  笔者选取了从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日公开发布停休刊信息的26家都市报(综合性日报)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使研究对象之间更具接近性,在筛选时笔者排除了专业性相对较弱、发行区域较为局限的都市地铁报。

  (二)停休刊都市报的基本情况与特征

  26家停休刊的都市报平均报龄为16.5年,报龄超过10年的老牌都市报有22家。截至2019年1月7日,明确公布原报社人员安置方案或流向的有18家。

  如果将报纸的发行范围、区域内是否有同类竞争报纸以及所在媒体最新的运营机制综合起来看,在本轮都市报停休刊的大潮中,有两类报纸呈现出相对集中的态势:一是所在区域存在一家或多家同类竞争的报纸,其中不乏大量本地传媒集团前些年扩张上市的都市报子报(以时报、新报、商报等命名居多),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形成了集团内部激烈竞争有限受众市场的“病态”格局;二是中西部地级市都市报,这些城市普遍人口较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同一城市中日报与晚报长期并存,在当前环境下显得报业整体产能过剩。

  在未来运作方式上,各家报纸大致可以归为部分或全部并入其他媒体运作、专注线上新媒体运营以及彻底停止经营活动三个方向。通过对26家都市报创办定位、精品栏目、自身与母报或本地日报新媒体发展情况的综合整理,研究发现:一是母报采编团队相对薄弱、栏目不够充实的,多采取并入母报,以打造精品栏目或副刊的方式,延续被停报纸的生命;二是自身新媒体起步较早、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受众与影响力的报纸则会在新媒体平台上继续运营,或直接转型成为母报或本地日报的新媒体产品;三是母报或本地日报融媒体运作较为成熟,包括有影响力较大的新媒体账号、已经或计划上线的融媒体客户端等,多数会彻底停止都市报经营活动。

  从18家媒体已经公布的人员安置方案来看,地方唯一的都市报停休刊普遍由当地日报社及附属部门接收安置;市场化程度更强的第二、第三子报员工面临的再就业压力较大,除“提前分流”“分层安置”“有机整合”等表述外,相当一部分从业者主动或被迫选择离职。部分报纸在决定休刊前,基层记者编辑并不知晓,因此陷入突然失业的困境,许多记者在失业的同时还面临长期被欠薪的问题。

  (三)通过代价方法论分析都市报停休刊原因

  发展代价理论要求将发展过程中对代价的认知、代价的分析和代价的应对具体细分到环境、表现、原因、对策四个维度中展开,如图1所示。根据这个框架,研究者也可以系统地总结当前都市报停休刊策略的局限与误区。



图1 发展代价理论的方法论模型

  首先,当前的停休刊策略缺乏对代价问题的科学认知,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代价必要性的认识不足。在传媒转型的进程中,新旧媒体结构、功能的调整和转换,都需要一定的磨合期。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传统”与“变革”的激烈对抗必然出现非耦合现象,在波动中付出转型的代价。遗憾的是,多数都市报都把代价作为停休刊的直接动因,却未给消化代价、调控代价提供必要的时间与支持。

  二是对代价阶段性的判断失误。市场化的重要特征是突出效益优先的市场原则,这种利本位的经济精神,使传媒行业许多传统的内容价值标准与运营逻辑都受到极大冲击,陷入了只关注眼前代价而忽视长远代价的误区。研究发现,在决定停休刊,向微博、微信与融媒体客户端迈进的过程中,很多都市报首先撤除了采编成本高、发稿周期长的深度报道、调查报道部门,如在2018年5月,《法制晚报》对原有采编人员架构进行调整时就撤除了深度报道部门。而在停休刊以后,多数继续线上生产的都市报内容碎片化严重,缺少原创的、有价值的新闻信息。面对新现象、新问题,未来更多的媒体会止于“发布信息”,而非对事实真相及原因的深入挖掘和阐释,使专业媒体人的角色与普通网民无异[8],这又会进一步削减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与话语影响力,形成恶性循环。

  三是对代价主体性的认识偏差。这一轮停休刊将很多转型代价向个体从业者层面转嫁。很多都市报记者在失去记者证与采访权后被安置到微博编辑等岗位,多年积累的业务技能失去对应的施展平台;更有媒体在合并后仅保留了编制人员(大多数是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人员),对一线的记者、编辑则采取向社会分流的安置方式,一次性买断后直接解聘。传媒从业者自身精英意识不断消解,选择遵从既有的转型模式或对部分转型手段进行创新的从业者日益稀缺,仪式主义、退却和反抗者则越来越多;转型留存的人员中,体制制约、技术冲击、价值迷茫、伦理失范等方面的代价感知愈发深重,行业危机四伏。

  其次,当前的停休刊策略缺乏对代价产生原因的准确分析。从停休刊公告文本来看,“归因单一”是都市报总结运营困境的普遍问题,多数公告文本将互联网、新媒体视为都市报停休刊的元凶,而对自身市场化进程中的弊病,如专业主义意识淡薄、缺乏良知和正义、推崇娱乐和媚俗、追逐利润与盲目扩张等,鲜有反思。以盲目扩张为例,如果在变革中过度地激进,还没有对转型的条件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深思熟虑就仓促实施,甚至放弃了传统要素中的优势所在,也会产生代价,出现削足适履的困境,但这些思辨,却很少出现在停休刊背后的反思中。

  最后,当前的停休刊策略缺乏对代价调控、补偿的应对方案。合理的传媒转型,应该通过完善机制、调整转型方案等手段对转型代价进行调控,同时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代价补偿体系,更加公平、公正地分配转型成果,使转型代价的承担者与转型成果的受益者相统一。多家报纸在停休刊公告中用宏大篇幅回顾了办报历程以及取得的成绩,反复提及媒体、报人对“新闻理想”的坚守,但从对停休刊都市报从业者的访谈来看,“新闻理想”在从业者内部已经变得日益空泛,“理想重塑”“职业再教育”等问题从未被提及。此外,停休刊后继续运作的都市报多数采用转换传播介质或者将纸质的内容转移到其他平台上,同时缩减采编团队以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离真正的融合、转型相去甚远,这又导致许多媒体工作者的工作时间进入了全天候状态,媒体机构在减员之后,在职的媒体工作者被迫一人多工,劳动强度普遍加大[9]。

  三、结论:“发展代价”应该成为合理的传媒转型策略的重要部分

  未来理想的传媒转型更应该是一种“主动式转型”——为了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对整个行业做出长期发展规划,并根据技术、社会等实际因素进行合理而灵活的调整,这就需要把对代价问题的关注纳入具体的转型策略之中。对于都市报以及整个传媒行业而言,不该简单止于停休刊或合并,从而留下更多未解的问题。

  (一)关注转型代价问题的核心在于接受必要性代价、减少非必要性代价

  社会矛盾运动的基本属性使社会整体呈现一种螺旋式、波浪式的发展路径,但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传媒转型的实现也必须支付其应有的发展代价。尽管代价无可避免,但它们总会与“收获”相关联,这种收获未必狭隘地局限在物质性的收获之上,也包括从失败中获得的挫折和认识。

  重视转型的代价问题并非为失败的决策找借口。对于在转型过程中那些因为违背常识的错误或是由于无知带来的失败教训、惩罚,不能视之为传媒转型必付的“学费”。近年来各级媒体错误预判自身情况与市场需求,跟风建设“中央厨房”,造成大量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就是典型的非必要性代价。对于前些年盲目扩张的地方报业集团,第二第三子报等新闻供给质量低下、分散有限媒介资源和受众注意力的都市报,合理的“退出机制”是必要的,也无须流于形式地保留那些影响力有限、管理匮乏、原创力不足、内容严重同质化的新媒体账号,更无须在关停时鼓吹情怀。

  (二)传媒转型既要关注眼前、显性的问题,又要关注长远、隐性的代价

  眼前的、显性的转型问题,往往是转型过程中媒体发展状况与组织目标冲突最激烈的领域。一些媒体能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在新媒体渠道覆盖力度不足、生产模式与产品形态陈旧,导致受众持续流失、市场与广告份额锐减。然而,在跟风关停都市报、转向新媒体的进程中,媒体本位缺失、资源浪费、竞争力消解等一系列潜在问题[10]却未见提及和强调。

  传媒业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整个行业格局的重构,并不意味着专业新闻生产已不再适合当前时代的发展需求。信息传播门槛的降低带来了谣言频现、低俗新闻泛滥等一系列负面问题,这也是长远的、隐性的代价问题,社会整体信息质量的维护与提升更依赖于专业的媒体机构与传媒从业者。传统媒体及其从业者有机会跳脱行业本身,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新闻工作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所在。

  (三)关注转型代价问题的落脚点是“人”

  在这一轮停休刊浪潮中,很少有媒体站在从业者视角展开反思、制定方案,人的痛楚、人的需求被忽略了,人的潜力、人的价值被低估了。传媒业正在陷入一个误区:整个行业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转型的方式、效果、收益和影响上,更关注转型中的产品、技术、市场和产业要素,而缺乏对转型核心力量“人”的关注。在这样的转型观念下,从业者逐渐被异化和边缘化,仅仅沦为转型、发展的手段与工具,出现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人变成商品,其生命力变成投资,以便获得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可能获得的最大利润[11]的局面,这其实是转型最沉痛的代价。在停休刊背后,如何妥善安排人员去向、为优秀的传统媒体人提供人尽其才的新平台新岗位,同时建立更加合理的薪酬、组织制度,对个体代价进行调控和补偿,是媒体、行业与政府应该合力思考解决的重要问题。

  总之,未来的传媒转型应该站在社会、文化与哲学的视角上,多一些对“发展代价”问题的考量,以求在“理想”与“合理”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

  注释:

  [1]崔保国.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6.

  [2]崔保国.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

  [3]郑也夫.代价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

  [4]郑也夫.代价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

  [5]韩庆祥.发展与代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6-118.

  [6]毛园芳.社会发展与社会代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7.

  [7]李迎生.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代价支付及其补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8]蔡雯,翁之颖.质疑面前,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问题出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15(3).

  [9]夏倩芳,李蜻.媒介转型与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保护.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

  [10]周必勇.报业“媒介融合”热的冷思考.当代传播,2013(5).

  [11]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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