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价值定位与规则确立:出版专业主义及其建构

2019-11-27 来源:《中国编辑》
  【作 者】宣海林: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当前,我国出版业在发展中呈现专业主义不明显的现状,主要表现在进入门槛较低,缺乏强有力的行业规范和评价机制,缺乏健全的进入和淘汰机制,也缺乏崇高的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作为一种行业规范和话语体系,专业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也是一种以社会责任感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在社会转型和出版融合的背景下,借鉴新闻业在专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从进入门槛、行业评价、职业归属、社会评价等方面,建立出版专业主义理念和标准,对于出版业和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出版;新闻;专业主义;职业

  出版工作,虽然经常与新闻工作合在一起使用,但是二者有着较为明晰的界限区分,尤其在实际工作中,与承载“铁肩担道义”社会职责的新闻事业相比,出版事业长期处于新闻工作的“阴影”下,既没有较高的职业地位和崇高的社会荣誉,也缺乏成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和从业规范体系,这与出版人一直以来畅扬的文化传承的职业定位甚为不符。因此,有必要以新闻事业为观照来审视和反思当前的出版事业。

  一、专业主义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要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传媒是社会的公器,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任何利益集团;二是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三是新闻从业者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而不是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四是新闻从业者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五是新闻从业者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这一观点从社会责任、身份识别、社会功用、职业价值取向与专业自律上对专业主义做出了明晰的判断。作为一种彰显自身价值和地位的手段,专业主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除了提升自身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和效率外,还在于强化自身地位和话语权,是提高社会认可度、信任度和尊崇度的一种手段。

  专业主义在后真相时代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在一个人人皆可为“记者”或者“出版人”、自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新闻报道和出版权不再垄断在部分机构手中,由此带来新闻报道和出版权利的分散化和泛化。在媒体融合时代重提专业主义,有固化或者维持新闻出版人旧有荣誉或者权利的嫌疑,也遭遇现实的多重冲击。但是,现实再次印证了专业主义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却又是一个真相缺失、公益难觅的时代。新闻和信息、出版物的获取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要便利,但是有价值的原创出版物、能够承载时代精神引领未来发展的出版物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这是后真相时代的悲哀,也是时代发展的隐忧。从现实中看,我们不仅需要一种工匠精神,更需要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时代精神,那就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准绳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这就是专业主义的内核。

  新闻出版的乱象呼唤一种由内而外的建构过程,从专业主义的要素和内核入手,积极主动地建构适合当前出版业的专业主义话语体系和操作规范。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和规则层面的概念,而是建立在这一套规则体系与话语体系上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意识。对新闻业和出版业这样关系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础行业来讲,技术层面的规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建立在这套话语上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取向。从这方面看,专业主义不仅是规范体系,更是价值体系和导向。

  当今社会是一个日益专业化的社会。在一个职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社会中,很难期待一个职业没有清晰的界定和专业技能,没有基本的价值定位和共同体意识。就当前出版工作发展的社会环境来看,专业主义有其基本的社会需求。

  出版业,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行业,必定有着并需要不同于一般企业或者机构的评价机制和建设规律。在我国,一直以来就倡导出版业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发展,但有不少出版机构重视的是商业属性,加之市场调节机制和评价机制的不完善,就很有可能使得出版机构在商业主义的道路上失去控制。从某种程度上看,当前我国出版业的很多乱象,其根源主要在于某些出版机构过分强调商业属性和经济效益。

  而专业主义所蕴含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正契合当前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时代需要。在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社会机制尚待健全,在此情况下,突出个人和机构的社会属性,加强公共责任和利益要求,对于社会机制的完善、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出版业受到商业、行业、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侵扰,自身尚未发展出一套自洽的专业主义理念和规范,在一个急需文化提炼与传播、道德提升与规范、社会净化与发展、法治建设与规范的时代,出版业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更加突出,完善而系统的专业主义理念的引入和构建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有助于提升出版行业基本职业技能。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出版内容的日益复杂化、新技术的运用日益频繁化、对外交流的日益广泛化,诸多因素使得出版工作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文字编辑和校对的行业,而更需要专业的理念和诸多实际技能。出版编辑应当兼具策划家、文化传播者、营销家、把关人等诸多身份,是一个杂家,更是一个专家。

  二是有助于强化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编辑出版行业在社会上的认同感和职业地位相对较低,缺乏职业荣誉感和职业地位,很难吸引优秀人才,也很难提升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提升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很多人并不认为编辑出版属于一个健全科学的学科,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对这个职业地位和专业性的否定。而出版界罕有有力的回应,正是集体认同的弱化和自信心较低的一种集中体现。因此,有必要引入专业主义的职业系统,强化自身的准入门槛,以较高的职业成就提升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

  三是有助于凝聚行业共识,强化行业凝聚力。建立全行业的职业精神和工作流程以及行业规范,有利于职业共同体的生成和进一步强化。从某种程度上看,出版行业及出版人、编辑的行业归属感较弱,对职业发展前景的态度比较悲观,对自身的职业定位也比较模糊。在此情况下,建立规范的职业体系和专业主义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明确职业定位和职业归属的行业,很难得到规范持续的发展。

  四是有助于强化出版行业文化传播和文明传承的基本功能。当前,出版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出版行业面临人才大量流失、精品意识淡漠、商业意识至上、行业重心转移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看,媒体融合带来的只是知识承载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和延伸,而出版业的内涵和职能并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前出版业能否承担起真正的社会责任,以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长远意识,从文明传承和传播的角度出发,出版真正有影响力的出版物,这才是考验出版业和出版人的难题。

  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出版大家,正因其在文化领域的权威地位和广泛影响,加之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成就其出版家的地位和美誉。而当前涌现的出版家,无论在专业地位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难以与这些出版大家相提并论。从某种程度上讲,专业主义理念和方式的缺失,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二、出版业在专业主义建构方面的缺失

  新闻专业主义虽然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建构专业权威和地位的概念,其在实践中发展得较为完善,不仅有着较多的研究成果,也有着较为清晰的界定和职业自觉,甚至在社会中也得到较为明确的认可,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得到公众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崇。

  作为与新闻工作经常并列的一个职业,出版工作在专业主义建构方面却表现得甚为欠缺,不仅很少有从业者提“出版专业主义”这样的概念,就连从业者本身对自身的专业主义都不太认可。陆高峰经过调研发现,近一半的出版工作从业者对自己是否会一直从事此工作持怀疑态度,近四成认为自己行业的收入水平有待提高,超过七成认为出版行业的社会地位不高。更为严峻的是,无职称人员占至少1/4,而非正式录用人员占了近四成,近四成有改行的意愿。对于出版单位而言,尤其是行业内的出版单位,入职并不需要严格的职业素养要求,也不需要太烦琐严格的培训。大量实务性工作的重复劳动,耗费了从业者的精力和耐心,多数编辑出版人员的职业认同感较低。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没有专业主义支撑的职业,在人才吸引、话语权建构、社会影响力、职业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均会处于劣势。出版承载着文化传承、教育开化、知识建构、道德完善等职能,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版工作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国家存在和强大的基本依靠,文化应当是出版的终极目的。然而,这些所谓文化传承与文明传播的良好梦想,同样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与国家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新闻业及新闻从业者的崇高地位相比,“书商”或者“文化商人”的称谓,已经近乎成为出版工作者的代名词。这种过度追求商业利润而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出版业的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也造成了出版业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诸多乱象,对其文化属性构成严重的冲击,并进一步威胁到出版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出版工作者的社会形象。纵观当前的出版界与出版业,唯利是图、重复出版、低质量出版、庸俗出版、导向模糊等问题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与新闻工作在很多方面具有共通性的职业,可以用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少成果来观察出版专业主义的构建要素,尤其是出版专业主义并没有多少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标准。

  (一)较低的进入门槛

  与律师或者记者等具有较为严格进入门槛的职业相比,出版专业的进入门槛是很低的。就出版工作而言,虽然也有进入的基本条件的要求,如要求参加编辑职业资格考试等全国统一的考试,但是在很多出版单位,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编辑也照样上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特别是在民营出版机构,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一方面,是出版单位与管理机构监管不严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与出版工作更多是一种实践性工作相关,有没有资格证书对能否做好出版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决定关系。尤其是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的试题,与实际工作有一定的距离,在工作实践中尤其是选题策划工作中关联性不高。

  (二)缺乏明确的从业规范和流程

  新闻业自诞生以来,在两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从采编、审稿、编辑、核查、校对、出版到发行等一整套较为严密而完善的流程和规范体系,不仅在现实的从业行为中,而且在行业内部和国家行政管理中,我国的新闻业都有着一系列规范和政策。与此相对,出版工作虽然也有不少行业政策和规范对出版流程等提出要求,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规范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而不规范的出版行为在现实中也很少得到惩戒,导致出版的严肃性和专业性大大降低。

  (三)缺乏明确清晰的职业理念

  新闻职业与社会公共利益及社会责任感比较紧密,大量的职业宣传更加强化了这一理念,出版行业则缺乏这样的行业理念。虽然有不少成功的出版人在践行这样的理念,但是在利润导向的市场环境下,这样的理念基本上曲高和寡。从当前针对出版人职业生态的调查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出版人对本职工作并没有明确的认知,也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和目标,甚至后悔从事这一职业,更多的人还在计划离开这一职业。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作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重要载体和推动力量的出版业,整体意识越来越远离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代出版人,诸如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等,都怀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在当前,我们却只能停留在出版人的集体怀念中。在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的冲击下,文化情怀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的想象。尽管仍然有不少出版人在坚守这样的追求,但也有很多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这一职业情怀,而投身更为现实的市场中。如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成为一种奢望的话,这就不仅是出版人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了。

  (四)缺乏严密的行业组织及其共同体意识

  当前,现有的编辑出版方面的行业协会虽然已经为了提升编辑出版的地位和职业规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相比较于中国记者协会而言,还只是较为松散的行业组织,对行业凝聚力和出版规则的制定与约束机制相对比较薄弱,缺乏对行业发展的强有力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也有待提升。

  (五)缺乏清晰而健全的教育课程设置及再教育制度

  出版专业的繁荣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但是出版专业的质量和培养学生的导向、水准如何倒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现有的开设有编辑出版专业的高校,也在为学生的发展和就业绞尽脑汁,在课程设置上也多方努力,但是总体上看仍然缺乏强有力的长远的科学规划。编辑出版学科建设虽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还是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基本没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也没有像新闻学那样得到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各行业专家的重视和研究,未能突破自身的学科界限而具有广泛的学科意义和社会影响。

  (六)缺乏有影响力的评奖机制和社会认可机制

  与中国记者协会主办的较为规范的新闻记者行业评奖机制和较大的社会影响相比,编辑出版行业的评奖机制较为薄弱,且没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国家专门设立了记者节,这是对新闻从业者崇高地位的一种认可。与新闻记者一定程度的社会荣誉感相比,编辑出版人的社会认可度较低,也没有较为尊崇的社会地位。

  (七)领军人才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有限

  与灿若晨星、不断涌现的名记者相比,著名出版人的社会影响力要大大弱于名记者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记者冲在一线容易出名,而编辑一般隐在幕后甘为他人做嫁衣有关,但也与行业整体的水准和素质有关。领军人才对于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对于行业精神、行业社会影响力的提升,意义非凡。在这样一个偶像崇拜的时代,一个著名人物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新闻界,像范长江、张季鸾这些人的示范引领作用,不仅对于普通新闻人的职业理想,而且对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地位和影响力的整体形象,都有着绝不亚于职业教育的效果。

  三、出版专业主义的规则建构

  出版工作作为社会职业体系环节中的重要一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和社会价值。所谓文化传承和传播的社会功能,说明出版工作在社会文明传承中担负着一定的作用。虽然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出版媒介越来越开放,出版资源不再像过去那样局限在有限的若干家出版单位手中,而是更多地为社会公众分散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在出版专业主义方面有所突破,就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从出版业当前的现实出发,借鉴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及指标,建构适合当前发展需要的出版专业主义理念和指标体系,极为必要。

  (一)提高准入门槛

  应从多方面提高出版行业的准入门槛,如设立统一的入门考试、教育培训机构、出版入职的相关专业教材等。较严格的进入门槛是维持专业主义规范的基本要求。尽管在鼓励出版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对出版的过多限制似乎不太合时宜,但是,加强宏观调控和职业规制,在目前应该说是一个必须和紧迫的任务。提高进入门槛,不仅包括个人,也包括机构。一方面,对从业人员的准入,要提高要求,严明标准,不仅明确基本的职业能力标准,也要明确相关的职业道德及纪律标准。虽然不一定要有类似法官、检察官那样的宪法宣誓程序,但是类似的仪式或者程序也值得考虑。仪式感是增强职业荣誉感和权威性的必要途径,值得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准入也包括出版机构的准入。近些年,出版主题的放开对于出版业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出现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一些不具备基本专业素质和从业道德的机构涌入,扰乱了出版秩序,对出版业的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因此,通过出版产业政策和市场管理的明确规定,严把机构准入关是十分必要的。

  (二)加强职业教育和专业研究

  专业性的教育至少有以下一些好处: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责任感、培养其职业理念和国际视野、夯实深厚的人文社科基础。应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出版专业主义等根本性问题的研究,研究相关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标准,作为衡量出版专业主义的基本标准。在新闻领域,关于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不同的学者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展开了深入和持久的学术研究和实地调研乃至田野调查,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多样化的审视,为专业主义的理念构成提供了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和指标。出版业急需这样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全方面研究。

  (三)推进职业共同体建设

  进一步加强编辑出版行业协会的组织建设和日常活动,不断加强编辑出版行业共同体建设,提升行业共识和凝聚力,提升行业话语权。专业主义话语权是职业共同体的话语体系,是职业共同体建构自身地位和荣誉的基本途径,也是职业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没有较为紧密的职业共同体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共同话语体系,就很难形成一种专业主义的职业话语体系和职业规则。因此,加强对编辑出版工作职业形象和理念以及社会功能的宣传,转变社会对编辑出版行业的传统认知,强化其文化传承的社会定位,是提炼一种得到社会认可的专业主义理念的必经之路。

  (四)规范行业监管与出版业行业标准建设

  加强出版行业宏观管理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引入国际性的标准和理念,提升行业评价标准。通过职业共同体和行业监管部门加强出版业科学的评价标准和行业从业规范,是促进行业监管和行业科学发展的保障。建立严格的优胜劣汰机制,对于不合格的出版物要加强惩戒机制,对于低水准的出版人要加强退出机制,淘汰那些不适合的出版人员,提升行业整体素质。从政府监管角度畅扬出版专业主义,是快速建立专业主义的捷径,也是使当前的出版业尽快摆脱乱象的保证。但是,制定行之有效、科学规范和因地制宜的出版产业政策是第一步。对当前的出版产业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和反思,通过大量的调研和论证,出台并完善科学的出版产业政策,是保证专业主义建构的前提之一。

  (五)优化职业评价机制与评奖机制

  在现有评奖机制的基础上,力争建立编辑出版人的更高层次的奖励机制和社会评价标准,可以参照新闻记者或者相关行业的一些做法。一个有影响力的节日、人物或者奖项,可以将专业主义的理念精神化、泛化。当前,我们在出版业评奖机制和标准方面虽然已经较为健全,但还存在影响力不够、精神化不够等缺陷,需要在奖项的宣传、精神内核的提炼以及与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结合等方面进行更加紧密的勾连。唯此,才能真正发挥奖项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六)构建出版机构社会责任报告及评价体系

  企业社会责任是当前加强企业的社会效益考核和评价的重要指标体系,考察的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行为和业绩等指标,对于敦促企业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诚实守信、规范经营、发挥其社会效益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更具意义,应加强对出版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文化责任等方面考核,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和机制。在这方面,我国已经有先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曾在2013年发布了业界第一份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2—2013)》,在业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七)推动国际交流与评价体系国际化

  加强出版行业的国际化标准,尤其要在“走出去”方面下功夫,更多地扩大中国出版业和出版人的国际影响。与国际接轨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髦用语,而是要将中国的出版业和出版人置于国际视野中去审视去反思,借鉴国际先进出版集团和出版人的理念和专业主义的操作流程、规则,研究其出版业在专业主义建构方面的历史和经验,并对照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反思。在当前,出版企业“走出去”的时代意义,可能并不单纯在经济效益,也不单单是在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方面,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学习并借鉴国际出版企业专业主义方面的理念和做法,从更深层次的文化理念、职业素养、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方面思考并建构中国的出版专业主义,这不仅对中国出版业,更对中国文化发展和国家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

  结语

  在媒体融合时代,传统的出版理念和发行方式都受到剧烈的冲击。面对出版业前所未有的挑战,唯有从职业理念和职业规范等方面建立一套自我完善、自我证明、自我规范、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的职业规则体系,中国的出版业才能在时代变迁中健康发展,发挥其文化传播、文明传承、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作用。而专业主义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对抗情势变更和时代变化的最好武器。出版专业主义以其在凝练职业核心价值观、统一职业基本理念、团结职业共同体、降低职业风险等方面的黏合作用和沟通作用,建构了出版业的职业群体想象。更为重要的是,出版专业主义能够将出版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汇聚在一起,建构其共同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而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有助于其职业话语权的提升和职业规范的形塑,并最终有助于在新旧媒体融合之际,促进中国出版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真正发挥出版业在文化传播和文明传承中实至名归的作用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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