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胡沈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在自媒体平台所塑造的全媒体环境下，急剧变化的媒介环境、海量出现的信息以及媒介高度介入生活，使得以能力界定为核心的媒介素养和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教育难以落至实处，民众有被媒介异化的风险。因此，对抗人的本能、形成区隔能力、知晓媒介控制力量等成为媒介素养的核心内容，形成这些能力则需要知晓全媒体的产制内幕、有效区隔媒介与生活、强化政府对媒介的管理。
【关键词】媒介素养；全媒体；异化；信息素养
在自媒体平台所塑造的全媒体环境下，急剧变化的媒介环境、海量出现的信息以及媒介高度介入生活，使得以能力界定为核心的媒介素养和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教育难以落至实处，民众有被媒介异化的风险。因此，对抗人的本能、形成区隔能力、知晓媒介控制力量等成为媒介素养的核心内容，形成这些能力则需要知晓全媒体的产制内幕、有效区隔媒介与生活、强化政府对媒介的管理。
“媒介素养”与“媒介素养教育”往往并列使用，早期人们谈论“媒介素养”，实际上就是放在教育的语境中进行的。该词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英国，当时主要教育人们区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20世纪50年代该理念传至美国并兴盛发达起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和研究的学者来自各个学科，因此人们对于何为媒介素养并无一致的说法。1992年，为解决研究分歧、进行对话，来自各学科的学者们在马里兰州召开美国媒介素养研究领袖大会，会后形成研究报告，首次将媒介素养定义为“运用各种形式接近、分析、评价和传播信息”，大会一致认为“媒介和现实是被建构的，商业、政治和意识形态隐藏于媒介之中，媒介内容与形式密切相关，意义来源于受众与媒介的协商过程”。随着媒介的发展，研究者逐步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合用，形成“媒介与信息素养”。
媒介素养的提出背景和研究历史表明，媒介素养与公共领域、市场控制、公民权利等相关，其核心是赋权或者说保护普通民众免受权力的控制。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力工具，托夫勒将媒介分为“人群媒介、大众媒介和非群体化媒介”三种形式。按照托夫勒的观点，人类社会存在三种权力形式：暴力、金钱和知识。三者相互关联、渐进发展，金钱和知识虽是高阶权力，但是其力量的展现需要暴力作为保证。在机器控制人类之前，暴力的力量最终体现在“人”身上，利用金钱和知识组织“人”这种力量，便成为社会控制和反控制语境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人类历史上，控制人群恰恰是通过各类媒介实现的，媒介素养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语境中产生。接近、使用已知媒介，并对媒介控制策略和手段形成一定的分析力和批判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被媒介控制，成为媒介素养教育努力的方向。
与传统媒体社会不同的是，在全媒体时代，谁控制媒体、谁能控制媒体、通过何种方式控制媒体，实际上并不明朗。与传统媒体相对简单的媒体控制方式相比，新媒体的控制方式更为隐蔽。同时，在新媒体创新和使用上，存在一种典型的“后喻”语境，谁来对谁完成媒介素养教育的重任也难以言明。因此，重新分析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主体、客体、能力组成以及目标，建构新型媒介素养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全媒体时代媒介使用场景
对于当前所处的媒体时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叫法，如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后真相时代以及全媒体时代等，概念不一，其产生语境、意义所指均有所差别。本文采用“全媒体时代”一词，意指当前媒体是“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这样的媒介环境使得国家、组织、群体以及个体在媒体权力获取上各有优劣，形成一种较为典型的平等关系。从传统媒体时代到全媒体时代，媒介使用的具体场景呈现如下特点。
（一）内容变化：从真相到后真相
传统媒体时代，人们对媒体的基本要求是真实，人们追求的是真相。进入以社交为核心的全媒体时代，人人皆媒，理论上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信息过载成为一种现实。传统“人找信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信息找人”的时代已经到来，基于个人的“用户画像”而进行的信息传播，让情感和理念成为最成功的传播渠道。据此，后真相时代已经来临，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特征是信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交往、个体盈利的工具，人们关注的是信息对人的意义，而非信息对客观社会存在的意义。就此而言，基于信息真实性的操控在全媒体时代已经变成了对个体情感和理念的直接操控，这是一种对人的本能进行的操控，信息接受者所要完成的不再是对身外客体的否定，而是对自身的否定。
（二）使用场景：从区隔到融合
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虽然对大众产生较大影响，但影响尚不足以登堂入室，媒体与人之间的关系尚有主次之分。而基于智能手机打造的移动媒体平台让媒体堂而皇之地长伴左右，由此媒体彻底介入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场景。人们已经失去区隔能力：无法将自我与媒体区隔，无法将生活与媒体区隔，无法将信息流从时间层面进行区隔，有时甚至无法将自己的各类生活进行区隔。在一定意义上，媒体介入生活和生活的媒介化使得人们失去自我，变成媒介的延伸，而非“媒介是人的延伸”。
（三）控制力量：从显性到隐性
相对而言，传统媒体的控制手段和表现形式已较为清楚，而新媒体的各种控制手段尚在发展演化之中，很多隐蔽的控制手段连专家和专业的媒体工作者都尚不清楚，国家的政策也只能根据不断呈现出来的媒介操作问题而出台或调整。从媒体的控制力量来看，政府、媒介平台以及利益集团均对媒介形成一定的掌控。政府管控较为制度化，容易识别；媒介平台对人们的控制通过媒介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露普通民众的“数字劳工”地位即可完成。但相较于政府对媒介的管控，各种利益集团对媒介的控制让人难以捉摸，民众无法知晓并作出有效判断。早期网络水军对社会舆情的控制、算法推荐所形成的信息茧房、人工智能垄断以及如今“做号集团”的隐秘生意，均非个体通过能力的培养所能认知，人们对这些控制力量的了解高度依赖相关信息的披露。
（四）行为影响：从盲信到盲从式质疑
相较于传统媒体，人们对新媒体的信任程度并不高，或者说人们并没有从信任的角度去考量新媒体，而更多的是从一种参与者的角度去了解、理解新媒体中的人和事。新媒体构建的是一种以“分享”为核心的社交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关系被摆在首要位置，人们往往从关系和情感角度去思考问题，进而导致用“立场”去评价所见所闻，以社会地位和个人情感进行质疑，而非基于对事件、信息的认真核实。这就使得人们容易丧失批判力，形成盲目的质疑，迷文化和圈子文化盛行。总体而言，新媒体对个体本能的引诱增多，个体批判力下降，群体斗争场景增多，圈子文化增强。相较于传统媒体对真实和真相的描述，新媒体更多是对情感和理念的描述，这种对社会心态的把控容易导致它们从消费主义情绪出发，塑造出社会差异，强化某个层面的认同，从而导致人们的弱势心理和焦虑心理。
二、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构成拼图
“媒介素养”一词的出现要晚于“媒介（素养）教育”，其理论基础是“第三者效应”，即从精英的视角出发认为普通民众是被动的接受者、无力的抵抗者，需要通过教育以使之形成一种能力，能够使用媒介、利用媒介并且对抗媒介的信息倾倒。其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两大考虑：一是控制问题，包括政治控制和商业控制；二是信息鸿沟问题。总结为一点，就是让民众形成充分的能力，其基本思维就是形成平等和制衡的力量，避免社会偏向一方。
当前我国媒介及其发展实际上呈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传统媒体备受新媒体的冲击，商业化逻辑左右着媒体内容生产，广大民众全面参与媒体内容的生产和消费，媒体平台享受着全民参与带来的红利，政府部门一方面努力适应新媒体所塑造的管理环境，另一方面努力发现新媒体发生、发展规律，寻找规制手段，以实现对媒介社会的管理。至目前为止，国家已经找到新媒体管理的核心要点，那就是“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行一个标准、一体管理”。从民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来看，随着“互联网+”以及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商业成为推动人们媒介使用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力量，普通民众可能成为内容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成为商业运营者，成为内容生产者，成为影响整个网络秩序的重要一员。
以上分析实际表明，全媒体媒介素养虽与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概念相同，但实质完全不同，其培养的核心目标体现在：对抗人的本能、形成区隔能力、知晓控制性力量及控制消费主义情绪等。
（一）媒介素养的主体
当前的媒体时代有两大特征：一是媒介技术迭代速度快，二是传播格局异常复杂。首先，媒介技术快速迭代形成了“后喻时代”，社会精英、知识丰富者、长辈对新媒介技术的使用往往落后于普通民众和后辈，提高媒介素养的方式只能依靠向现实学习。其次，全媒体时代形成的是以群体为对象的分众化传播格局，“人人皆媒”“万物皆媒”使得媒体格局异常复杂，这就意味着人们最多只了解本群体的传播方式，而对其他群体的传播理念、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了解较少。从这个方面来看，人人皆需增强媒介素养，了解其他群体的传播情况。传统媒体时代，记者是媒介内容生产者，其媒介素养之高不言而喻，如今记者本身已陷入“迷茫”之境，需要了解其他媒介内容生产模式。不仅如此，GGC、UGC、MGC等多元内容生产格局也促使人们要不断地了解新的生产模式和生产样态。
（二）媒介素养的目标
传统媒体时代，人们面临的主要是政治和商业对媒体以及信息传播的控制，而全媒体时代，我们面临的则是个体异化、社群分裂以及交往的丧失。首先，个体的异化要求人们具备的基本素养就是摆脱媒介以及信息消费或信息产消的制约，成为自由人。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完全被媒介和信息所左右，并且形成媒介或社交依赖，个体沦为工具和“数字劳工”，每天附着在媒体上为平台生产着剩余价值。其次，狭小的社交圈、信息茧房使得人们的视野越来越窄、情感越来越极化，社群非常容易出现分裂，不仅给社会治理带来困难，也让媒介处于一种丧失“真相”与“真理”的局面。最后，全媒体塑造出两种交往模式，一种是商业交往，另一种是社群交往，这两种交往模式都限制了人们的交流与对话，让人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交流。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是接近、使用、评价和批判媒介内容的问题，而是更深层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即人要成为独立自由的人，而非依附于媒介的人；人要能跳出群体格局，成为具有宏大视野的人；群体间要具备相互交往和对话的意识，避免社群分裂。媒介素养的目的在于超越媒介、超越个体和超越社群，从而让媒介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管理和交流，而非相反。
（三）媒介素养的内容
全媒体的发展实践表明，全媒体媒介素养虽与传统媒体时代媒介素养概念相同，但实质完全不同，其核心要点在于防范技术对人的侵袭。因此，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培养的核心目标在于：对抗人的本能、形成区隔能力、知晓控制性力量以及控制消费主义情绪。
首先是对抗人的本能。人是情感的动物，表达、相互交流情感，借助情感维护彼此的关系是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将情感置于一个较高的位置，不过他将“价值实现需要”置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而当前媒体传播实践表明，情感和理念是传播的核心所在，这就使得媒介素养变成了对抗个体需要的一种行为。形成此种素养最终的目的在于构建共同交往的事实和理性基础，扩大交往圈，形成对话和交流的氛围，不至于使社会分裂。
其次是形成区隔能力。当前，媒介全面介入公众的生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离不开媒介，人们不分时间、地点和场景接触媒介，媒介甚至已成为人“唯一”的伴侣，人无法有效区隔媒介接触的时间、空间和场景。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人已经身心分离，身体永远是繁忙的，而心脑则是空虚无聊的，无论是工作、学习、散步、过马路甚至是恋爱，人们都处于这种分离状态——身在现实世界而心在虚拟世界。更让人气馁的是，人们似乎对虚拟世界更为享受，时刻想逃往虚拟世界、进入虚拟状态，而置现实世界的事实、目标、关系和危险于不顾。因此，有效区隔现实与虚拟、阻断媒介在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感是媒介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否则人将出现被全面异化的风险，现实世界的人、事和关系终将受制于虚拟世界。
再次是知晓控制性力量。全媒体时代形成的是一种传播主体多元的世界，媒介运作形式多种多样，对民众的控制样式不断更新，这个时候媒体人困惑、大众困惑、参与者困惑、内部群体困惑，每个人都困惑。一言以蔽之，这个时代的媒介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的世界，这样的世界通过既有的知识和能力并不能把握，因此人们迫切需要相关信息，知晓控制性力量，以便形成批判性，最终形成媒介素养。这需要人们动态地了解各种媒介生产的流程、体系、结构、关系和行为，根据已有信息知晓控制力量，进而形成批判力。
最后是控制消费主义情绪。当前媒介社会虽然提供的是一种产消场景，但从宏观上来看，依然是一个消费场景，无论是在媒介平台上接受信息还是生产消息，人们都是在直接消费信息或者消费平台提供的服务。媒介平台的出现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迭代和公共服务，而是一种巨大的商业行为，商业逻辑在于促进消费、激起消费欲望，塑造消费社会。因此在技术的推动下，商业媒介平台利用各种场景刺激人们的消费主义情绪，最终大众形成基于消费而生的“焦虑”，这种情绪促使人们不断地失去自我、丧失反叛力，让每个人成为行尸走肉。正因为如此，媒介素养就是要让人们认知消费主义，了解自我焦虑情绪的产生、发展演化以及最终结局，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控制消费主义情绪的蔓延，对“贩卖焦虑”的商业操作进行严厉打击，还网络一种风清气正的环境。
三、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实践路径
传统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形成主要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完成，它有明确的教育主体、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教育客体。然而在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理念面临多重困境。首先，媒介素养教育主体缺失，每个人都需要提高媒介素养。其次，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也呈现一定的问题，技术迭代极快，人们还没完全了解一种媒介运行形式，另一种形式即已出现，媒介迭代的速度大于人们的需要和想象。最后，媒介素养所要针对的目标也不再是此前的信息控制，而是如何实现自我节制。基于上述考虑，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形成的路径应该是以信息获取/提供为主、自我有效区隔生活与媒介、政府提供强力管制，否则个体将丧失自我，沦为空心人。
（一）提供媒介产制等隐性信息
全媒体提供海量的信息，不仅没有让民众舒心，反而让他们陷入焦虑之中，人们一方面无法获取有效信息，另一方面又经常基于本能作出各种判断。基于此，媒介内容生产者针对个体情感、情绪和社会心理状态大量提供适销对路的内容，让人们不知不觉地陷入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媒介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培养民众的信息辨别能力并不能取得效果，而向民众提供媒介内容生产的结构、关系以及具体行为，将极大地解放民众的思维。
（二）自我有效区隔生活与媒介
媒介接触行为使人们在技术面前出现异化现象，原因在于未能有效区隔生活与媒介、探索区隔模式。形成规律性的媒介接触行为，将是未来提高媒介素养的重要路径。从目前来看，导致人们无法做到有效区隔媒介与生活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人们忽视问题，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没有进行专门的训练和完成规律的制约。未来应探讨在学校、家庭以及其他场景下规律性接触媒介的具体方式。
（三）政府强力管制
当前，媒介对人的全面控制已经不仅仅是时间控制、内容控制的问题，而是对人的全面控制。这不单是个体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在内容上，针对媒介接触行为、媒介接触时间等多个层面，政府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以控制媒介对人的全面侵袭。此前，多个“贩卖焦虑”的公众号被关停即是政府强力管制的一种表现，对这种极端消费公众情绪的操作模式的容忍会令社会陷入极为不稳定的状态。就此而言，全媒体社会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交往模式，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让这种交往模式稳定下来，从而稳定社会秩序，进而稳定人们的心理状态。
总而言之，全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与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的媒介素养教育难以对抗如今的媒介接触问题。厘清全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核心问题，既关乎学术又关乎现实，需要学者不断地探索人与媒介的有效区隔模式，而非对内容的简单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