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中的70年·新中国图书版本展”自10月9月在国家博物馆开展以来，以其集萃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各领域经典图书吸引了无数读者。《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版本展上看到，一个年轻的“身影”频频出现——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古籍整理、连环画、新时代等图书版本展区，都有不少图书封面的左上角印刻着她的标志，这就是成立于2007年的国家出版基金。
成立至今仅10余年的国家出版基金，却有如此多的成果成为公认的经典图书版本。那么，这些精品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呢？国家出版基金对项目落地有何推动和助益？记者近日采访了版本展上展出的各类别国家出版基金代表性项目的出版方。
《〈星火燎原〉系列连环画》：
匠心传承军史红色经典
毛泽东题写书名，朱德作序，530多位将帅口述的革命回忆录……作为一套书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红色经典，解放军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现身新中国图书版本展实至名归。而没有想到的是，在连环画展区一众写满年代感的小人书之中，一套封面崭新、开本独特的百本《〈星火燎原〉系列连环画》，以金字塔造型陈列在玻璃展柜里，尤为壮观。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副总编辑刘翎向记者介绍，这套系列连环画以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星火燎原全集》（20卷）为基础，生动反映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大战役、经典战斗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本着向青少年读者普及红色经典的初衷，经过反复论证、试画样张，出版社决定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连环画方式出版。
但是，真正起步却困难重重。刘翎坦言，作为一家军队出版社，此前对连环画创作和出版并不了解。首先要编出一个权威脚本。事实上，《星火燎原》的内容分布并不均衡，有些历史事件写的人比较多，有些则少有涉及，100个故事不仅要涵盖我军的3个阶段历史，还要兼顾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各个革命根据地、各支抗日武装力量等方方面面，同时，个人回忆录可能有不准确之处，不同的人的回忆有时也有出入，必须捋出一条完整的线索，才能编出一个权威的脚本。
“这是一次全新的创作，就像一个微雕，下的功夫比出全集一点都不少。”刘翎说。
另一个现实的难题是画家队伍。近年来传统连环画画家难觅，能找到的很多已是六七十岁，身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作的速度。因此，从2011年推出《〈星火燎原〉系列连环画》首批8本，出版社在摸索中不断积累项目经验，直至2016年出齐百本。
其间，最令出版社感动的是画家的敬业精神。刘翎告诉记者，浙江连环画画家盛元富创作《黄麻火焰》时，由于对湖北黄安（今红安）和麻城两县举行武装起义历史事件所涉的鄂豫皖的地形地貌不太了解，便自费到红安实地考察。
一本连环画的文字量只有几千字，但是，这套连环画中不少稿子都经过了反复推敲修改，其中写贺龙起义的《再起湘鄂西》七易其稿，反映古田会议的《定纲古田》三易其稿。同时，编辑在细节核准方面也下了一番苦功，如有一位牺牲较早的红四团团长，《星火燎原》中有的文章写作王开湘，有的又写作黄开湘。编辑多方查证研究，最终确认这位英雄应该叫黄开湘。
“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我们这套书可能就出不来。面对巨大的稿费成本，我们也曾有过犹豫，而连环画这种形式又决定了定价不能过高。”谈及国家出版基金对项目的助益，刘翎告诉记者，这套书第一批每本的定价只有七八元，后期只有小幅调整。“如果没有基金支持，不仅成本核算不可想象，项目无法完成，我们也不可能以接近成本的定价推向市场，惠及广大读者。”
《大辞海》：
坚定文化自信 再谱盛世华章
在社会科学图书版本展区，从多个版本的《辞海》到皇皇38卷42册的《大辞海》，摆满了整整一个四层展柜。17年、2000余名作者、28万余条、5000多万字，《大辞海》的编纂历程，以及它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成果，深刻地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为《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和《大辞海》出版座谈会所发贺信中的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
从《辞海》到《大辞海》，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既体现在学科框架和内容方面，也体现在编纂队伍方面。
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敏介绍说，在学科框架方面，《大辞海》的学科体系基本是以《辞海》为基础的，而《辞海》的学科体系建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内容方面，《大辞海》各个分卷中相当多的条目脱胎于《辞海》，并根据《大辞海》的体例要求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张敏举例说，“孔子”这个条目在《辞海》中仅收录一条综合性的条目，而在以分卷形式出版的《大辞海》中，该条出现在了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教育、心理、宗教、法学等9个分卷中，而且，在哲学卷中，还在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两个分类中分别立目。所有出现在《大辞海》各分卷中的“孔子”条目，均根据自身学科的性质，从各学科角度对孔子的生平、经历、思想主张、成就、历史影响等进行了释义。
值得一提的是，《大辞海》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分卷，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收录了大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等最新理论成果，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架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辞海》各个分卷又具备了专科辞典的性质，收词更加系统全面，释文更加详细完整，有些分卷还增加了大量插图，如《文物考古卷》共收条目3800余条、插图450余幅。
“《辞海》的很多作者，同时又是《大辞海》的作者，使得这支队伍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同时，又积极吸纳新的学者加入，从而保证编纂队伍后继有人，也为《辞海》第七版的编纂积蓄了力量。”张敏说。
38卷的出齐，使《大辞海》成为我国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语言文字等学科名词、术语、概念等各方面知识的集大成者，填补了我国特大型综合性工具书的空白，具有开创性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
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参考书”
在版本展特别设置的新时代图书版本展区，壮观的“书墙”上整齐陈列着反映新时期各领域发展的代表性成果，其中不少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商务印书馆的“中国道路丛书”、人民出版社的“美丽中国·生态中国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广东经济出版社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丛书”……无不体现出重大、专业、权威、前沿的特点。记者从中选取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探寻其服务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出版故事。
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编译出版社副总编辑贾宇琰介绍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自此之后，“治理”这一概念在中国国内实现了从学术界向实践的跨越，围绕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学术界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在此契机下策划立项，由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担任丛书主编，并由多位治理领域研究专家担任分卷主编。项目入选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重点出版物”，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专项支持，并最终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由于项目规划及时，2014年7月，丛书已完成初稿编选，确保了该项目的按期完成和质量，这是项目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
贾宇琰告诉记者，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版社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流程管理，执行严格的财务管理、严密的质量管理等各项制度规范，力求每一环节精益求精。仅以装帧设计为例，美编为每本书设计了5个方案，认真推敲细节，确保项目出版成果雅致、简约、大方，又不奢华。“我们创造性地采用PVC材料设计了非常现代的透明包装盒，使得书的前后文字都能透过书盒呈现出来，在学术图书的包装中极为少见。”
最终于2015年4月问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6卷本），收录有关大国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生态治理等领域的重要代表性文章，汇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以领域治理的形式研究了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站在当下看这套丛书的出版价值，贾宇琰认为，丛书对治理理论和中国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作了清晰梳理，不仅可以为当下提供基础的理论参考，书中收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丰富案例，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提供现实经验层面的参考，并有助于为国家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儒藏》“精华编”：
惠泽千秋 藏诸名山
在古籍整理图书版本展区，一套藏蓝色封面的《儒藏》“精华编”陈列在展柜最上一层，从东到西长达5米，尽显恢宏厚重。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系统整理海内外儒学典籍的基础文化建设工程，《儒藏》工程于2003年正式启动，编纂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承担，出版工作则由北京大学出版社负责。北京大学出版社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任马辛民介绍说，《儒藏》工程计划收书3000余种，作为工程的第一阶段，《儒藏》“精华编”收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海外文献，并进行全面整理，包括对收录的文献进行版本研究、校勘、标点及撰写校点说明等。
《儒藏》“精华编”涉及650余种文献，约2.3亿字，繁体排版，现代标点，专业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在具体编校出版过程中还是面临诸多困难，出版社领导决策层及项目承担部门承受住巨大压力，截至2014年6月，自筹资金出版了《儒藏》“精华编”100册图书，约8000万字，且没有任何收益。
“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对出版社及编辑部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马辛民说，2016年、2017年，《儒藏》“精华编”一期60册、二期80册先后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立项资助，参与《儒藏》编辑的相关人员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儒藏》工程凝聚了学界、出版界老中青三代人的心血和努力。2002年，北京大学提出编纂《儒藏》这一构想之初，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诸位先生聚于一堂，共同商讨相关事项。之后，汤一介先生以76岁高龄主持《儒藏》工程。
“如今老先生们虽然走了，但是《儒藏》事业还在，并且正在按照先生们的构想，一步步坚实地向着惠泽千秋、藏诸名山的伟大目标迈进。”马辛民说，除了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聘请了一批校内外的专家学者担任通审人外，北京大学出版社还聘请了社内具有丰富古籍整理出版经验的资深编审承担复审和终审工作。如出版社的退休老编审胡双宝，10多年来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审稿意见。由于看稿太多，他一度患上青光眼，手术后，医生叮嘱不能用眼过度，他仍然找机会躲开家人的视线偷偷审读《儒藏》稿件。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胡双宝，仍然坚持每周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
《儒藏》的编纂与出版工作，不仅要求参与者坐得住冷板凳，还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为例，事业部从最初的一人发展到现在的14名编辑，均具备古典文献、历史、考古等相关专业教育背景，其中4人有博士后研究经历。
“大飞机出版工程”：
出版为国家重大科技服务
记者在科学技术图书版本展区看到，这一类别图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不在少数。在这其中，有一套连续8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丛书，这就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历时10年已推出150余种学术著作的“大飞机出版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科技分社常务副社长钱方针介绍，“大飞机出版工程”是在专家的严谨和编辑的规范中相互约束成长起来的。比如第一期图书《飞机气动弹力学及载荷导论》的审校者崔尔杰院士在书稿标注之外，又用笔记本手书了14页72个问题，很好地助力译者的翻译、回答编辑的提问。“结构强度系列”之《复合材料飞机结构强度设计与验证概论》一书编辑过程中，责任编辑认真梳理了物理量、缩略语、图表、公式等方面的问题，曾在很多专业出版社出版过著作的老航空人沈真，在一一检查答复问题之后表示真心折服，后来他不仅自己在交大社出书，还不断推荐专家学者加盟“大飞机”图书作者团队。
为保障“大飞机出版工程”的品质和前沿，在每个系列启动之时，交大社都会对行业发展态势和同类图书做尽可能细致的调研，以确定方向、做出特色，同时邀请总主编和编委，拟定图书作者，拉近专家和编辑的距离。钱方针告诉记者：“在第一次拜见曹春晓院士时，曹院士就觉得我们的功课做得不错，欣然答应担任‘民机先进材料系列丛书’总主编。”
“国家出版基金连续8次资助‘大飞机出版工程’，对这套书的编辑成长、作者凝聚、品牌打造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钱方针说，一直以来，学术出版因内容高端、制作成本高、读者小众而不受各出版社的追捧；同时，专家学者受科研评价体系的限制，愿意执笔的也不多。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给学术出版带来了福音，一是给高端学者莫大的荣誉，助推重大科技成果的总结；二是给出版社提供了较好的经济保障，引导、助推学术图书品牌的打造；三是培养、成就了一批学术编辑；四是规范了学术出版，让学术图书呈现多元立体化发展。
《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
用文字展现京剧舞台风采
在文学艺术图书版本展区，一套40集的《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十分抢眼，其大红的封面、典雅的装帧，正应和国粹京剧艺术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格。
《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责任编辑、学苑出版社副社长潘占伟介绍，这一文化抢救保存工程自2000年立项，2015年出齐40集。收录自民国初年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至“文革”以前，囊括生旦净丑各行当50余位流派创始人和优秀继承人擅演的经典剧目200余出。
“我们自豪的是，首次用文字记录的方式将立体的舞台表演艺术呈现出来。”潘占伟告诉记者，编辑这套书的初衷，出于一个单纯的目的——抢救整理。编委会主编黄克先生的原话是“京剧该画个句号了”，于是便有了将很多濒临失传的各流派、各行当代表性剧目发掘整理出来的设想。
这样一个项目，投入很大，社会效益很好，市场是否认可却很难讲。“当时拍板的学苑出版社社长孟白顶了很大的压力，且该项目编辑加工繁难。”潘占伟具体解释道，不同于以往将唱段和念白的文字整理成文学剧本，也不同于中国京剧“音配像”经典工程主要依靠音像资料，在《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中，凡与舞台演出相关之事项，诸如人物行当、服装扮相、脸谱勾画、念白、唱腔、音乐、伴奏、身段把子、舞台调度，无不一一记录在案。其中，核心乐谱很复杂，重要唱段都是双行谱，上面是胡琴谱，下面是唱腔谱，还要配合锣鼓。专业人士参照这样的剧本可直接排出戏来。
“这样的全本整理，也就意味着这项工作十分繁难。”潘占伟告诉记者，在唱腔部分，通过老艺人口述，参考录音录像，再用简谱记录下来。在身段表演部分，濒临失传的剧目，还得听老艺人讲，请他们演示，一招一式用术语详细记录。借此不仅可明了前辈的演出路数，而且连情节中如何表演，角色间如何移动，表演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的体现，歌唱时板式旋律的具体唱法，甚至重要念白的重点要点，都一目了然。如此整理下来，200余出剧目，堪称涵盖表演、导演、音乐、服饰、化妆、舞台美术等京剧艺术的宝库。
编辑参与这个项目，远不只是编辑书稿这么简单，还与编委会多方组稿，如到辽宁抚顺找“关外唐”唐韵笙的后人整理剧目，到浙江杭州找赵麟童整理麒派的剧目，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找原内蒙古京剧团的演员整理剧目，等等。为了整理珍稀剧目《绿珠坠楼》，团队多次赴上海拜访名旦毕谷云先生。潘占伟回忆道：“前几次老先生不太放心，一直推托，见我们确实有诚意，也看到了已经整理出来的剧目，才放心地把本子交给我们。组稿到最后，大家都成了朋友。”
“起初做这个项目，我们顶了很大压力，不仅工作量浩繁，且由于乐谱排版昂贵，成本很高。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对我们帮助很大，也保障了后期的顺利推进。”潘占伟说，借助这一项目，学苑出版社组建了专门的戏曲编辑室，开辟了戏曲这一特色出版方向。经过近20年的坚守，学苑出版社逐渐成为戏曲文献史料出版的重镇，几乎每年都有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
吐故纳新 科普之树常青
自1961年推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出版6个版本，引领无数青少年走上科学探索的道路。在科学技术图书版本展区，6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依次排开，铺满了一个落地展柜。记者看到，几乎每位观众都透过玻璃柜顶俯身端详，不论是耄耋老人，还是中小学生，都能从中找寻到自己的记忆。
据统计，不同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共出版发行1000多万套，累计超过1亿册。
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洪星范介绍，《十万个为什么》的重要创始者，是资深出版家、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即自然科学读物编辑室）原主任王国忠。他和编辑到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学生爱问“为什么”。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为高小初中的孩子编写一套自然科学百科式的回答各种问题的书”，把一个个“为什么”写成一篇篇文笔生动的科学小品。其间经历过组稿失败、推倒重来等挫折，在编辑们的不懈努力下，从1961年到1962年，包括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地质矿物、动物、数学的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8个分册出齐，共收入1484个问题，100万字。
“1960年，我有幸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的主要作者之一，从此与《十万个为什么》结下不解之缘，参与从第一版直至2013年第六版所有版本的写作。”科普作家叶永烈说。当年，刚在北京大学读大二的叶永烈因把枯燥的化学元素“碳”介绍得头头是道、文字生动活泼，被少年儿童出版社发掘，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了300多个“为什么”，成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中写作条目最多的人。他回忆说：“《十万个为什么》一炮打响后，出版社收到了数千封读者来信，提出了近5000个‘为什么’。”
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201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启动第六版编辑工作，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担任总主编。洪星范说：“时间紧，任务重，投入大，正是在国家出版基金大力扶持下，我们才有能力邀请到包括115位院士在内的近800位科学家参与到编纂工作中来，召开了150余场编纂研讨会，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打造出了这套代表中国水平的原创科普精品。”全书600万字，收入4500个问题，80%的“为什么”更新，7000余幅彩色图片的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提供了完整的基础知识体系，展现全球科技和文明新成果，聚焦各个学科领域的前沿发现。
洪星范介绍说，在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编纂工作启动之初，少儿社就规划了同步推出杂志的设想。《十万个为什么》杂志在2014年下半年面世后广受读者欢迎，并连续3年入选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优秀报刊。经过几年的发展，一个以“十万个为什么”为核心品牌的涵盖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网络平台、舞台剧、科普教育的产业链已见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