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阅读消费是出版活动的重要环节，阅读带给读者的影响跟出版生态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数字阅读的负面影响是在数字出版生态环境消极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因此，综合治理数字出版生态环境，消减消极因素，是消解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重要思路。
【关键词】数字阅读；负面影响；出版环境；原因分析；治理思路
如今，数字阅读①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习惯用手机等设备阅读新闻资讯与文学作品，学习知识，处理微信，观看视频，乐于享受数字阅读带来的美妙体验与便捷服务。但是，数字阅读也给读者带来日益突出的负面影响。分析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形成原因，提出消解思路，推进数字阅读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正视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严峻现实
为揭示数字阅读带给读者负面影响的实际情况，项目组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调查对数字阅读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出版著作《基于问卷调查的数字阅读负面影响实证研究》[1]和《基于案例调查的数字阅读负面影响实证研究》[2]，发表论文《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现状调查与分析》[3]，得出结论——数字阅读在平等享有、阅读集中力、生活状态、人身安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精神面貌、是非判断和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给读者带来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且负面影响日益突出。[3]
全球仍有39亿人与数字世界无缘，“数字鸿沟”日趋加深，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读者平等享有阅读机会的差距拉大；各种陷阱链接与文不对题现象严重干扰阅读专注力；随机浏览的习惯常常使读者的阅读无法深入下去；因不良阅读节奏，许多人的学习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生活规律被打乱；因不良阅读习惯，导致许多人患有颈椎病、视力下降；因沉迷消极网络文学和游戏，不少孩子心智失常、出走失联，甚至触碰法律底线；许多人出现“信息焦虑症”，表现出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有的还成为“准容器人”；许多人轻信那些伪科学和欺骗性信息，结果是非难辨；许多孩子乐于围观那些歪曲经典、亵渎英雄的网络活动，对主流文化价值呈现一种迷茫状态……这些表现无一不显示出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情势非常严峻。[2]
面对严峻情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着力推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然而，当前对此问题的重视和研究还很不够，现有的从生理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切入的数字阅读影响问题研究，具有“具体而微，研究精深”的优势，但存在系统性与应用性不强的问题[4]。本文尝试从出版生态视角，构建一种具有较强系统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框架，分析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形成原因，提出消解负面影响的思路。
2 基于出版生态视野的数字阅读负面影响消解研究阐释
阅读消费是出版活动的重要环节，阅读效果跟出版生态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消减出版生态环境要素中的消极因素，能够改善阅读效果。
2.1 基于出版文化与出版活动的出版生态要素构建
出版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观念，在一定出版观念支配下进行出版实践和由出版实践所创造的出版成果及其影响的总和。[5]从“制度的、心理的、物质的”3个层面诠释出版文化，基本上能够形成共识[6]。为了使用有关出版文化的抽象理论成果指导数字阅读负面影响问题研究，项目组创新性地构建了具有出版活动图景的出版生态环境要素体系[2]，包括“出版内容成果”“内容的生产传播实践及生产传播者的观念”“读者阅读内容的行为与观念”和“对内容、生产传播、接受的监督管理”等。
出版生态环境要素体系遵循了出版文化基本要义，突出了出版活动中“读者阅读接受”要素，展现了出版活动图景，强化了环境要素的可指性，便于指导研究与实践。
2.2 消减出版生态消极因素与消解负面影响的关系
数字阅读是数字出版活动的重要内容。数字阅读的效果跟数字出版生态构成要素中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如数字内容是否真实、健康，内容生产模式设计是否适当、合理，编辑与企业的生产理念是否科学，读者的阅读行为、兴趣、动机是否正常，读者的阅读能力和素养是否优秀，监管是否到位等。
如果数字内容是优秀、健康的，资讯是科学、真实的，生产传播模式注重读者的接受效果，编辑策划过程中有更多对阅读影响的考量，读者有更好的素养表现，那么出版生态环境中积累的积极因素就多，数字阅读带给读者的消极影响就少；相反，如果数字内容很庸俗、媚俗、低俗，信息不科学、不真实，出版企业过度倚重经济效益，读者的阅读动机与诉求不合理，对阅读活动的监管不力，那么出版生态环境中积累的消极因素就多，数字阅读带给读者的消极影响就多。数字阅读的负面影响是在数字出版生态环境要素中诸多消极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如图1所示。
图1 形成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出版生态环境消极因素
3 基于数字出版生态消极因素的数字阅读负面影响形成原因分析
3.1 不真实与不健康的数字内容极易形成负面影响
调查发现，数字内容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真实、不科学；一种是不健康、不积极。[2]
从实际表现来看，不真实、不科学的数字内容主要包括“碘盐对抗核辐射”“在海南无房者进岛将受限制”等谣言信息，“喝绿豆汤可治百病”等伪科普信息，“奥运会期间某明星离婚”等迎合信息，“东南亚某国新总统来访是否欢迎”等偏见信息。[2]它们或夸大后果，或打温情牌，或借助名人效应，或片面迎合读者，套路很深，很难防范，极易干扰读者对主流思想、社会事件和知识常理的是非判断，给他们的思想观念、科学认知和实践活动带来很大误导和混乱。[3]喝绿豆汤治病、抢盐风波等事后看来十分荒谬的事件，都是因为读者轻信了这些谣言、伪科普养生信息、迎合信息和偏见信息所致。
项目组在有关“三俗”内容界定的研究成果[7]基础上，将不健康、不积极的数字内容概括整理为7个层面：价值观不正确、违背社会公德和有损国家声誉、淫秽色情、血腥暴力、诋毁他人与传播他人隐私、无原则恶搞、网络语言低俗[2]。同时，依据读者接触的不同内容形式，项目组将不健康、不积极的数字内容分为“以文学作品形式存在的消极网络文学作品”和“以普通信息或产品形式存在的消极资讯、短视频和游戏”两类，并进行了存在规模及其负面影响的调查。
调查显示，在“以普通信息或产品形式存在的消极资讯、短视频和游戏”方面，如“暴走漫画”等戏谑英烈的恶搞视频，“强哥替人伸张正义”等以暴制暴视频，表现虐杀僵尸、屠杀地狱等的血腥暴力游戏，以及大量色情淫秽信息，充斥阅读终端，给孩子们的心智带来极大伤害。有未成年人因看淫秽色情信息，性侵、奸杀同样未成年的同学、邻居、亲戚，负面影响的现实案例令人震惊和惋惜！[2]在“以文学作品形式存在的消极网络文学作品”方面，有大量宣扬拜金、迷信思想，表现狂虐暴力、淫秽色情的消极网络文学作品，其追捧者数量惊人，俨然成为了祸害读者心理健康的温床！例如，有小学女生受仙侠小说影响，独自离家出走“坐等成仙”；有高中女生受霸道总裁小说影响，退学去酒店打工，希望相识住总统套房的“多金总裁”；有高中男生受玄幻小说影响，实施蒙面抢劫后赴黄山风景绝佳处“自杀升天”；有农村青年受盗墓小说影响，自制炸药工具盗掘楚考烈王墓而获刑。[2]
3.2 不合理的数字内容生产与传播极易形成负面影响
3.2.1 不合理的数字内容生产极易形成负面影响
调查显示，无论是数字内容生产主体，如普通网民、专职作者、网络编辑等；还是数字内容生产客体，如数字内容企业或平台；或是数字内容生产方式，如按需出版、自出版等，都存在着不适当、不合理的问题，极易产生负面影响。
从数字内容生产主体来看，很多普通网民在朋友圈、跟帖评论区有意无意地上传与转发各种不真实、不科学、不健康的信息。网络文学写手为获取点击率而一味迎合读者的不良需求，生产了大量如《狼性总裁的契约情人》等消极网络文学作品。[8]
对于网络编辑的内容生产问题及其影响，项目组依据生产性质，就深层次的“冷暴力内容生产”和浅层次的“不当内容设置”两个方面进行了调查。从冷暴力内容生产来看，网络编辑出于某种目的，针对某职业或领域进行长期性、选择性的片面内容策划，进而引导读者对某职业或领域的认知判断，[9]通常会连续推出如教师性侵学生、警察执法不规范、医生治疗出事故、城管暴力执法等信息，刻意忽略反映教师辛勤工作、警察助人为乐、医生连续奋战、城管公正执法等正面内容，导致大家逐渐形成“教师无德”“医生黑心”“戏子误国”“社会混乱”“世风日下”等消极、片面和错误的思想观念，极大干扰了广大读者对相关职业与行业现状的客观判断，影响严重而深远。从浅层次的“不当内容设置”来看，网络编辑为获取点击率，通常会进行文不对题的内容策划、陷阱链接与广告设置。一些文不对题的“标题党”，或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或夸大事实、渲染炒作，或无中生有、编造逻辑，或滥用权威、反用原意[10]，其影响非常恶劣，容易引起误解，激化矛盾，放大负面情绪，分散阅读集中力，严重误导读者。一些顽固猖獗的弹窗广告与陷阱链接，有的直接阻挡阅读界面，无法移动或关闭，有的内容色情暴力，附含病毒，有的诱使读者进入相关链接，耗费读者时间与精力！[2]
从数字内容生产客体来看，在网络文学模式、书城模式、移动聚合阅读模式等五大数字内容生产模式[11]中，很难看到考量“内容健康性”的痕迹，但追求“产品阅读量”的意图却暴露无遗。例如，各家平台一旦发现霸道总裁类网络小说受到读者热捧，就火速组织各路“网络大神”高效巨量地创作生产，导致《霸道总裁爱上我》等深受追捧但内容消极的作品盛行。这种片面依据读者阅读需求而组织作品创作的网文运作模式，具有“文化工业”特点[12]，注定会生产大量不健康内容，成为催生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推手。
另外，按需出版、自出版等全新数字出版方式的问题及影响也值得重视。新的出版方式在发展初期，更多的是在技术上强调“满足读者多样性与个性化需求”，很难顾及“合适内容配送给合适读者”[13]。
3.2.2 不合理的数字内容传播极易形成负面影响
从传播学角度看，读者每天不仅要面对信息泛滥和信息污染问题，还要抵制信息的非线性、跳跃式无序呈现的干扰。过剩而杂乱的信息冲击，常常分散读者的集中注意力，使读者改变原有阅读计划与旨趣，陷入一种阅读迷航状态[14]。每天接触缺少把关、分级、过滤的内容，如同舞台没有幕布、家庭卧室没有隔墙，读者看到了后台、卧室里不该看到的东西，后果可想而知。
从文化生态角度看，读者长时间在自媒介信息传播场域下阅读消费，极易形成主流权威信息缺失的一种阅读文化生态。[15]读者在自媒介信息洪流中，极易放大阅读的消费意义而忽略自身文化身份，容易表现出对崇高而庄重的传统文化的淡忘和疏远、对主流文化的混乱和迷茫。例如，许多青少年朋友痴迷于网络文学世界里的多金霸道总裁、英勇暴力的全能者、穿越成仙的虚幻，醉心于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任性地戏说历史……这些现象，正是信息传播生态失衡背景下形成的消极文化心态的反映。
内容生产与传播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源于内容生产传播理念出了问题，表现在倚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与文化责任[16]，很大程度上把读者视作消费中心，而不是观照中心[17]，没有关注读者主体的接受效果。
3.3 读者缺乏阅读素养极易形成负面影响
依据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尽管数字内容不真实、不健康，内容生产传播不合理等外因，会加速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形成，但读者缺乏阅读素养这一内因，是数字阅读负面影响产生的根本原因，起着决定性作用。数字阅读带给读者消极影响的程度，跟读者自身的阅读行为、意识和能力等阅读素养因素[18]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如果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意识差、阅读能力弱，数字阅读给这类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更大。
3.3.1 读者不良阅读习惯极易影响健康生活
项目组调查发现，过半的读者已经养成了不良的阅读行为习惯，如在电脑前几个小时不起身，走路开车时微信，半夜在黑暗中看视频，学习或工作时看网络小说……[1]这些不良阅读习惯产生了极其糟糕的后果，如多数人承认生活节奏被打乱、健康问题堪忧；学习成绩下降；公务员上班违规情况频发，职业和单位形象受损；伤亡惨剧不断上演……[2]
3.3.2 读者不良阅读意识极易影响心理健康和精神面貌
可以从阅读需求、阅读动机与阅读兴趣等层面来分析读者的不良阅读意识。[18]
读者不良的知识需求、休闲需求、刺激需求、审美需求[18]，会促使读者找到相应不良的内容进行阅读消费，自然会带来消极影响。例如，校园里的孩子们把占卜信息当作知识需求，容易形成迷信思想；阅读血腥暴力的文学作品以满足娱乐休闲需求，容易形成暴力倾向；阅读淫秽小说或观看色情视频以满足刺激需求，容易形成低俗倾向；阅读个人英雄主义作品以满足价值审美需求，容易形成消极思想观念。
读者不良的阅读动机，即推进和维持阅读不良内容的内生原因或动力[18]，如思想中的窥探隐私、偏执狂欢、宣泄私愤等，会诱使读者阅读消费相应不良内容，从而带来负面影响。窥探隐私信息，会形成“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的畸形思想；偏执狂欢、快感消费，乐见恶搞经典、戏谑英雄等信息，意识会变得混乱；通过“人肉搜索”以宣泄私愤，思想会变得低俗与猥琐。
读者不良的阅读兴趣，即对某些不当主题内容、文本或媒介类型的兴趣[18]，如着迷霸道总裁类小说、低俗网络主播视频等，会使读者长时间痴迷于这类内容及媒介平台，其影响不言而喻。
3.3.3 读者较弱的阅读能力极易影响自身是非判断
数字阅读环境下读者的阅读能力，可从媒介认知、媒介参与和媒介使用三个层次来分析。[19]
媒介认知能力，即获取、分析、评价与传播各种信息的能力。[20]如果读者的媒介认知能力较弱，那么他们很难正确解读媒介所提供的内容，很难科学理解媒介机构的生产活动及受众的接受过程，很难认识媒介传播活动的社会历史语境，很难把握信息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意涵。例如，对于“房价要涨或降”的冷暴力信息，若读者不能识别文章的数据与逻辑问题，不能察觉文章的平台与房产机构之间的关联，不能抵制其他读者留言的迷惑，不能把握国家房价调控的社会背景，就很容易被忽悠，在购房问题上变得极其被动。
媒介参与能力，即对媒介的内容及传播施加某种程度影响的能力。[21]如果读者的媒介参与能力较弱，那么他们很难上传或转发积极健康的内容，难以表达正确得体的观点，无法有效维护知识产权、隐私安全等自身权益，更难“借助媒介参与社会公益服务”。例如，有人在看到疑似警察或城管打人的短视频而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先入为主地恶语攻击警察或城管，其心情很可能会因辱骂留言而变得郁闷，其思想可能会在“群体极化”氛围下变得更加偏激。
媒介使用能力，即利用媒介及信息达到目的的能力。[21]如果读者的媒介使用能力较弱，那么他们就缺乏对“主流媒介与小众化媒介及信息”的平衡使用能力，缺乏“利用媒介及信息进行休闲娱乐与知识学习”的适度使用能力，缺乏“利用媒介及信息”与“抵制沉迷诱惑”之间的合理使用能力。例如，对于丑化董存瑞和叶挺烈士的“暴走漫画”，任意评说历史人物的影视剧，有许多青少年朋友居然乐于围观起哄并“随之起舞”。这种情况的发生，跟他们长时间在个性化、小众化的自媒体场域任性消费而忽视主流媒介及信息的习惯有关。
3.4 不到位与不给力的阅读监管极易形成负面影响
阅读监管不力，实际上就是没有维护好数字出版环境，即未能持续对数字内容、生产传播、读者接受行为与意识等管理问题进行科学的评定、监控与处理，容易放任问题的滋生与繁殖。
例如，消极网络文学作品的泛滥，除了与相关责任主体的直接管理不力有关外，还跟相应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到位有关。对于消极网络文学作品内容、企业生产模式等客观问题对象，以及读者的不良阅读动机、兴趣与需求等主观问题对象，相关直接责任主体缺乏有效的性质判定标准与操作方案，未能进行及时的检测、判定与处理，而且上级主管部门也缺乏针对直接责任主体的管理体系、标准与操作方案，未能有效监管[22]。这两个层级的管理不力，无形中放任了消极网络文学作品的泛滥，给青少年造成伤害。
综上，数字阅读的负面影响是在出版生态环境消极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会产生消极的出版生态效应，即每种消极因素都会直接产生负面影响；消极因素之间会相互影响，如果其中某一因素非常突出，会影响其他消极因素，如有些读者屡次被陷阱链接诱惑而陷入阅读消极内容的困境；各类消极因素同时发挥作用时，数字阅读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
因此，推进综合治理，形成积极的出版生态效应，才能消解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
4 基于数字出版生态消极因素综合治理的数字阅读负面影响消解
从上文的机理阐释和原因分析可知，把视野推向数字出版生态环境，在清晰的出版活动图景中，着力解决数字阅读活动所处的生态环境的问题，是解决数字阅读负面影响问题的重要途径。
4.1 基于出版生态各层级消极因素的体系化治理
以出版生态环境中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消极因素为对象，构建治理体系，推进体系化治理，是推进出版生态各层级消极因素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
首先，需要研究与明确出版生态环境要素中消极因素的层级与性质。根据消极因素的层级可以划分为，微观层面上作者迎合读者的创作动机问题，中观层面上数字内容企业生产模式设计中的倚重经济效益问题，宏观层面上监督管理中的协调与执行力问题。需要明确哪些因素是数字内容生产传播方面的客观消极因素，读者阅读诉求方面的主观消极因素。在读者主观消极因素中，还要确定哪些是读者庸俗的阅读动机问题，哪些是读者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问题。
其次，以各层级消极因素为对象构建初步治理框架。可围绕数字出版生态环境要素，布局治理体系的第一个层级，包括治理数字内容、生产传播、读者阅读素养和监管等问题。依据消极因素的不同层级，构建各层级治理框架。例如，治理“数字内容问题”可按“不真实数字内容”与“不健康数字内容”两类推进（第二层级）；治理“不真实数字内容”可按“伪科普、欺骗、迎合等信息”和“冷暴力信息”两类推进（第三层级）；治理“不健康数字内容”可按“消极网络文学作品”和“消极资讯、短视频和游戏”两类推进（第三层级）。
最后，进一步优化基础框架，把性质相同的对象进行统一管理，形成一个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治理体系。
4.2 基于各责任主体及其优势资源的协同化治理
推进协同治理，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明确各层级消极因素的责任主体与责任内容，并统筹利用各责任主体的优势资源。
首先，研究判定各层级消极因素的责任主体与责任内容。以治理消极网络文学作品为例，可从网络文学的生产与管理入手，研究其责任主体，逐步明确网文作者、网文企业、行业监管部门等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同时，依据文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研究成果，明确“内容的健康性”等责任内容。
其次，推进各责任主体及其优势资源的协同联动。以治理消极网络文学作品为例，努力在网文企业、行业监管部门、网文作者等责任主体，以及社会监管组织与个人之间，建立顺畅的信息沟通渠道，就责任内容问题的预防、监测、研判、治理与奖惩进行充分的交流沟通；同时，充分发挥各责任主体的优势资源，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使各责任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技术、人力与经济等资源实现共享，推进多元责任主体的协同与联动。[23]
4.3 基于内容及生产传播行为监控的技术化治理
技术治理有着社会治理、人工治理所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在新形势下更要着力研究数字出版生态环境的技术治理。
依据治理体系、责任主体与责任内容，可研究并搭建一个针对数字内容、生产传播、读者阅读行为等问题的技术监测与处置的基本框架，吸纳网络信息技术治理的实践经验，逐步完善各个具体的技术治理细节。例如，对不健康数字内容进行技术分级与过滤，可在当前单一层次的显性敏感词识别与过滤技术基础上，进一步研发与应用“针对多元化、多层次隐性问题内容的识别与监控技术”[24]。可以参考已处于研究阶段的用来识别微信公众平台敏感信息的“基于数据挖掘原理的舆论领袖识别技术”[25]，用来监测相对具体的隐性消极内容。对于生产传播行为问题的技术监测，可在当前国际通行的分类分级规制体系有关“控制分层（代码层、内容层、物理层）技术”基础上，进一步研发与应用更为具体的识别技术，如“支持向量机与K近邻结合”[26]“组合优化决策树”[27]等网络伪舆情辨识技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谣言识别技术[28]，用来识别各类不真实与不健康信息的生产传播行为和读者不良阅读接受行为。
4.4 基于读者阅读素养提升的教育化治理
提升读者阅读素养是消解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核心思路。在教育化治理过程中，首先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当前，媒介素养教育正在积极推进，成果丰硕，但多是预防问题产生的“锦上添花”式的媒介素养知识普及推广[4]。然而，面对已然出现的数字阅读负面影响，更需要推进“雪中送炭”般的阅读素养提升教育，以解决实际问题。
可依据上文分析的读者阅读素养行为、意识、能力3个层面，尝试构建以“改进读者阅读行为习惯”“提升阅读意识”“提高阅读能力”为基础框架的阅读素养提升教育体系。在此基础上，推进教育方法创新，努力做到重点突出、以点带面、通俗易懂、形式活泼，把有关消极网络文学作品、谣言等突出问题列为教育重点；把谣言与伪舆情的形成机理通俗易懂地宣传开来；把消极网络文学的类型、生产传播原理与现实危害，生动活泼地加以介绍；把“冷暴力信息的形成”“网络群体极化”等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阐释给读者。让读者在一个个具体类型问题的认知中，领悟本质，逐渐改进阅读行为、意识与能力，提升阅读素养，从根本上减少数字阅读负面影响。
另外，还要构建“价值引导”“产品涵养”等特殊教育机制[23]，系统地策划“主旋律高昂，正能量充沛”的优秀作品与内容，占领消极作品阵地，引导青少年读者阅读消费那些主题健康、贴近生活的积极作品，使其人格得以塑造，精神得以鼓舞。
4.5 基于出版生态规制完善的法治化治理
首先，创新法治理念。我国当前规制设计的一个特点就是，把重点放在“治理内容及媒介”上，很少干预读者主体。可以学习西方“重视向消费者建议”的规制理念[29]，“干预消费者接触内容及媒介的意识、行为和能力”。“算法审查”作为当前网络信息监管的主要技术，其审查理念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算法分发”是搜索引擎、应用程序等的普遍做法，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收集读者的偏好数据，迎合读者的消费需求，以获取最大商业利益。目前，各家“算法”缺乏价值引导，问题突出，监管部门在审查“算法”时，常常是简单制止某种“算法”，这会损害媒体的商业化进程和用户的自由享有权利，出现“算法审查过度”的情况。因此，需要研究“算法审查”的战略性价值引导，“有效引导各家算法体系向着公众利益做出最大限度的倾斜，从正面去作用和影响阅读用户的行为与偏好，鼓励用户分享可信度高的评价，让优质内容的聚合形成驱逐劣质内容的压力和动力，将阅读内容良莠分化的生产机制进一步贯彻到消费领域”，[30]实现平台商业利益与读者自由享有权益的双赢。其他诸多具体规制的设计理念，如监管的救济机制如何保障弱势群体话语权等，也都有待创新。
其次，科学推进规制的设计与布局。在有关网络信息管理的法律法规基础上，可针对“不真实与不健康的阅读内容”“不合理的生产传播与阅读接受行为”“造成的不良阅读后果”3个逻辑层次，建立数字出版生态环境的规制体系，并推进规制的优化、完善与应用。例如，虽然2017年实施的《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中提出了网络作品积分管理制，但目前各大文学网站或终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打分制度，各家评分细则模糊，应用性差。因此，需要重点研究如何突破积分管理制的实施难点，确保评分标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可从语言表达、情节设计两个维度来设计评分标准，吸纳与加权大众评审的分数，完善打分标准[31]，推进内容质量差、主题消极作品的判定与治理。
最后，新的规制体系，需要从“依据可能造成影响的消极内容及不适当生产传播问题来设计追责的规制”，拓展到“着力测量与评估带给特定读者的实际影响，并依据已然造成的影响事实来设计追责的规制”，重视以实际的不良阅读后果作为牵引，建立治理规制[32]。
5 总结
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研究是一项大课题，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性，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各个出版生态环境要素，把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视域的相关研究，融入新闻出版学视域“在出版生态环境治理中消解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研究体系中来，实现各学科多元思想与方法的融合。未尽问题，只有留待另文深入研究。希望各界同仁，提出批评与建议，协同攻克难题，为消解数字阅读负面影响贡献力量。
注释
① 本文“数字阅读”是指用手机等阅读终端阅读新闻资讯、网络文学、专业知识、微信和视频等信息的活动。
参考文献
[1]周斌.基于问卷调查的数字阅读负面影响实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周斌.基于案例调查的数字阅读负面影响实证研究[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8.
[3]周斌.数字阅读负面影响的现状调查与分析[J].编辑之友,2018(3):14-20.
[4]周斌.从“关注阅读经济”到“关心阅读效果”:我国数字阅读研究主线与目标评析[J].科技与出版,2019(3):118-126.
[5]向新阳.试论出版文化[J].出版科学,2004(2):27-29.
[6]任蕾.出版文化研究综述[J].出版发行研究,2009(10):16-22.
[7]黄丽强.论中国网络文学中“三俗”现象的界定､危害及成因[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27(1):10-13.
[8]胡友峰.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生产方式[J].浙江社会科学,2016(6):112-119.
[9]王瑞晶.网络环境下的媒介冷暴力现象及理性思考[J].数字传媒研究,2016,33(10):10-12.
[10]刘文婷.北京市网信办通报多起网媒“标题党”违规案例[EB/OL].(2016-12-06)[2019-08-24].http://www.xinhuanet.com/yuqing/2016-12/06/c_129391891.htm.
[11]中国产业调研网.2017年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R/OL].[2019-08-24].http://www.cir.cn/R_QiTaHangYe/A2/ShuZiYueDuHangYeQianJingFenXi.html
[12]谢波.网络文学生产:数字化､商业化与文学化的平衡[J].中国图书评论,2016(2):117-122.
[13]孔嘉雯,陈兴昌.网络自出版内容质量现状及对策[J].现代出版,2017(4):39-41.
[14]刘剑勇.我国数据与信息质量现状分析[J].情报科学,2010,28(2):187-189.
[15]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6]张建中.出版业转制后更应坚持文化出版的核心理念[J].编辑之友,2004(5):4-7.
[17]周斌.从消费中心到观照中心:对读者角色地位的再认识[J].编辑之友,2017(1):35-39.
[18]柯平,闫慧.网络阅读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5):5-7.
[19]陆晔.媒介素养:理念､认知､参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20]蔡骐.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1(5):56-61.
[21]周葆华,陆晔.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J].新闻大学,2008(4):58-66.
[22]贺麦晓,梅红.试论中国对网络文学的管理与监控[J].华文文学,2015(4):33-40.
[23]赵惜群,龚宝琴.我国网络灰色地带的治理路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0(1):89-92.
[24]刘勘,朱怀萍,胡航.网络伪舆情的特征研究[J].情报杂志,2011,30(11):57-60.
[25]马宁,刘怡君.基于超网络的舆论领袖识别应用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27(5):586-594.
[26]张宸.基于SVM与K近邻结合的网络伪舆情辨识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7,61(S1):164-167.
[27]罗嗣卿,王佳玉,李冰珂.改进的组合优化决策树谣言判别方法研究[J].计算机仿真,2018,35(2):219-223.
[28]马强,林浩瀚.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谣言治理模式探析:以新闻平台Steemit为例[J].新闻论坛,2018(4):29-33.
[29]黄春平.西方传媒内容监管机制的历史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0]周笑.全网平台上自制视频柔性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以建构个人数据资产平台为契机[J].电视研究,2016(8):41-44.
[31]马春来.网络文学出版低俗化的治理路径[J].传媒,2017(21):74-75.
[32]谢俊贵.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工作机制建构[J].思想战线,2014,40(2):7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