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小强、谢玉佳：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对1949年以来我国出版业技术发展历程做了系统梳理。将70年的出版技术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1949—1987年为围绕印刷的工业文明阶段；1988—2001年为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阶段；2002—2015年为从数字出版走向融合发展的信息文明阶段；2016年至今为智能化的人工智能文明阶段。基于梳理指出：出版技术从内敛封闭走向跨界开放；出版业转型升级不仅要重视自然技术，也要重视社会技术；5G将推动出版业重回物质时代。
【关键词】70年；5G；出版技术；印刷；人工智能
“温故而知新”，本文以出版技术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出版业70年的演进逻辑，从历史观察我国出版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参考其他文献以及我国出版技术发展历程[1-2]，按照工业文明阶段（1949—1987年）、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1988—2001年）、信息文明（2002—2015年）和人工智能文明（2016—）四大技术阶段来系统梳理70年出版技术的发展。当然，上述出版技术发展阶段划分不是绝对的，只能是大致年份。原因有二：一是时间上技术发展是连续的，不可能依照年份割裂；二是技术和创新的扩散有一个过程，发展不平衡。
1 1949—1987年：围绕印刷的工业文明阶段
1.1 1949—1965年：自主研发与引进设备推动印刷自动化
该阶段着力解决的是印刷从半机械化全面向机械化、自动化升级。电力成为印刷的主要动力，但排版没有摆脱手工操作的局面。[2]出版行政管理部门1964年指出“排铸机、无线装订等项目获得初步成功。字模生产已经实现了半机械化。手工续纸的机器改为自动续纸，改进了铅印垫版方法，推行了胶印、平凹版工艺”。但“在创写新字体与字模制造方面，在排字、装订的机械化方面，在彩色凸版的制版方法方面，印刷机的精密度与效能方面，在大面积彩色版的印刷质量方面，以及在先进工艺方法和塑料等新材料的使用等方面，都需要若干年的刻苦努力才能赶上去”[3]。1955年制定的《出版事业15年远景规划（1953—1967）》明确以印刷技术改造为目标[4]。当时印刷设备落后，效率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外使用的电子分色机、电子雕刻机、无粉腐蚀法、传真印刷还未采用，引进国外设备成了必然选择。1964—1965年，中国印刷代表团和技术小组赴日本和西欧考察，引进K181电子刻版机、187电子分色机、四色胶印机。
引进的同时也自主研发。1958年，《关于活字及字模规格化的决定》发布，统一了活字和字模规格。1963年，印刷研究机构设计了新的印刷字体。1964年，《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实施。上述标准化措施提高了印刷效率。设备方面，开始拥有轮转铅印机、四色胶印机，一些工厂在凸印排版技术、凸版制版技术、平版印刷领域进行了革新。1964年，上海和丰涌铸字机厂试制的字模雕刻机使字模生产走向机械化。1956年，上海新华印刷厂研制出自动打纸机。通过技术改造把人工给纸改为自动输纸，提高了印速，还实现了中低档凹印机器的自给自足。在出版材料制造技术上也有突破，如亚硫酸盐法制浆技术开始大量应用[2]。技术让书刊印刷效率大大提高，1965年相对于1952年，书刊印刷增长84%。
出版技术整体上有不小进步，为我国出版管理体制和科研奠定了基础。1956年，国家建立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1978年改名为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在上海印刷公司成立了实验室（1961年改为印刷技术研究所）。[5]1963年10月，建立中国印刷公司，组织印刷技术经验交流和协作、制定印刷业的规程标准。还通过将出版、印刷、发行进行专业分工，提高了出版业的生产效率，奠定了今天的管理体制。
1.2 1966—1977年：“光与电”技术取得突破
该阶段后期，我国出版技术开始恢复发展。这一阶段我国出版业的技术进步核心仍然是印刷技术的自动化和机械化，国家在1970年以后非常重视印刷技术的进步。1973年，中央批准实施了“印刷技术改造”项目，以解决制版质量和速度问题，基本实现了印刷的机械化、自动化、联动化。1974年8月，实施“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工程），发明了世界最先进的汉字字形信息压缩和高速还原与输出等技术。1979年7月，王选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主体工程获得成功，输出第一张报纸样张，1980年排出第一本样书，1987年5月《经济日报》出版世界上第一张采用激光照排的中文报纸，次年，该报社卖掉铅字。此后，我国出版业真正迈入“光与电”时代。
除了激光照排，这一阶段我国实现了照相制版技术、胶印技术，装订技术也开始逐步机械化、联动化，印刷效率进一步提高。此外，我国的音像出版也开始起步。从最早的磁带，到20世纪80年代的录像带，20世纪90年代光盘开始出现。2000年还没有DVD生产线，到2005年，DVD生产线占比达到25%。虽然后来因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光介质逐步退出主流市场，但这也说明当年我国的出版业发展是紧跟世界技术潮流的[5]。
1.3 1978—1987年：以技术促进印刷技术现代化
为满足群众快速增长的文化需求，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技术进步也集中在复制环节。原国家出版局《印刷简报》显示，截至1978年7月，全国共有县以及县以上印刷厂2183家，印刷设备25968台，但89%为较为落后的对开机和四开机，全张平台机仅占10.2%，轮转机占0.8%。排字全部为手工拣字，手动照排机共有240台，也未充分发挥作用[3]。
1978年7月18日发布的《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尽快改变印刷技术落后、印刷力量不足和经营管理不善的状况，明确了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重视和支持技术人员和工人大搞技术革新，同时也要重视引进和学习世界先进技术，以加快我国印刷技术现代化的速度。当年还出台一系列文件，对印刷厂的体制进行了调整，从制度上激发印刷厂创新热情。1978年后，我国出版技术又开始起步，标志性成果便是上述我国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成功。
这一阶段成立的出版科研机构有力地推动了印刷技术现代化。1978年9月，国家出版局召开印刷科研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印刷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1983年，《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充实印刷技术研究所，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印刷科研机构。1980年，全国的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达到14个，2000年达到17个。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出版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成立（1989年更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10年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等行业组织相继成立，促进了技术进步。如1987年11月，中国印刷技术协会颁发首届“毕昇印刷奖”。1978年2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出版系统共有18个项目获奖，获奖项目围绕印刷展开，如“无线装订用胶牢固度试验”“电子彩色刻版机（Ⅱ型）”。1985—200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共举办13次技术进步奖的评选，有387项科研成果获奖。到2000年，国家各部门不再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
已经有出版单位开始借助计算机进行信息化管理。1984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就自主研发了一套出版事务微机管理信息系统，包括财务管理、印刷物资管理、资料信息管理、编辑事务管理、图书发行管理六大子系统。
2 1988—2001年：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阶段
2.1 1988—1993年：中国出版进入现代化
在这一阶段，我国出版技术的开发应用场景开始逐步走出印刷厂，向印前、发行等其他领域拓展。1990年后，我国书刊出版周期大大缩短，标志着我国出版业进入现代阶段。华光、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不仅占领国内市场，也在后来的快速发展中占领了国外市场。
在这一阶段，出版单位特别是报纸出版对信息和数据远程传输的需求日益强烈，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报社开始采用页面描述语言传送报纸版面。1992年，《人民日报》开始使用卫星传送向全国22个城市传送版面，卫星传版系统的采用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出版效率。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个人计算机开始应用于工作场所，适用于出版单位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开始应用。1993年，《青岛晚报》在国内报社中第一次实现编辑工作全部计算机化。数据库出版也开始起步，1989年，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数据库研究中心（维普公司前身）成立，同年发布《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机读产品（软盘版），1992年，该产品发布光盘版，是我国最早的光盘数据库出版物，1993年该产品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6]1992年，专为数字出版提供技术支持的青苹果数据中心注册成立。
1993年，互联网已经进入中国，只是没有全功能接入。我国提出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任务，当年底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提出“三金”工程等一批全国重点建设项目[7]，我国从此进入信息高速公路快速建设时期。此后，出版业的信息化成为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1994—2001年：国家信息化带动出版网络化
1994年4月，我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出版业也从此进入互联网时代。1994年，《深圳晚报》等多家报社使用网络采编系统，这些系统主要由我国软件开发商提供，如北京紫光新华科技发展公司等。成立于1999年的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为期刊出版单位提供信息化服务。开思出版社管理信息系统等软件提供商开始为出版社提供管理信息系统。
与此同时，我国网络出版也迈出了第一步。1995年1月，国内第一份电子中文期刊《神州学人》发刊。1995年4月，《中国贸易报•电子报》成为第一家在互联网发行的电子日报。报刊的上网热潮随后出现，《人民日报》等30余种报纸均在当年发行电子版，《大众摄影》等20家期刊也发行电子版。1997年，上网的报刊数量增加到100多种。1995年，由人民日报和默多克新闻集团联合创办的公司开设了ChinaByte网，成为原生内容网站。[8]1998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成立，是我国第一家连续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1999年，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成立，加上早就在1989年成立的维普公司，我国学术出版从此走向网络化。
国家对引进先进印刷设备给予优惠措施，对印刷技术改造进行扶持。2001年，中国印刷机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提出印刷技术发展方针为“印前数字网络化、印刷多色高效化、印后多样自动化、器材高质系列化”。计算机直接制版CTP开始应用。[9]印刷技术经过持续发展和改造，取得很多进步。书籍印刷周期缩短到100天以内，激光照排、电子分色、照相排版、胶印开始普及，配备汉字处理系统的微机排版逐步采用，印刷出版一体化成为趋势。国家继续推动出版技术研究，1994年，国家投资1200万在北京大学建设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我国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市场格局形成，陆续成立的技术提供企业针对市场需求提出解决方案并不断改进，是来自市场的技术进步推动力量。1994年，为报纸提供网络出版系统的北京高术科技公司成立。1996年，开发电子图书的北京书生公司成立。1998年，龙源数字传媒集团成立。同年，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来发展成可提供电纸书的技术提供商。2000年，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提供数字出版技术平台服务。同年，中文在线和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上述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内主要的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
3 2002—2015年：从数字出版走向融合发展的信息文明阶段
3.1 2002—2004年：出版进一步信息化、自动化
这3年是数字出版起步的前夕，为数字出版积蓄动能。
一是整个社会信息消费习惯发生改变，网络内容消费逐渐成为用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为用户在出版内容的消费升级上奠定了基础。如博客、Flash动画、短信、网络游戏、QQ的兴起、宽带的普及。
二是出版业在信息化和自动化方面进一步提升，出版活动开始进入数字化阶段。虽然出版的核心还是传统印刷品，但围绕印刷的出版活动，包括印前、印刷、印后、编辑校对等逐步进入信息化模式，市场需求让更多技术公司进入这一市场，彰显了出版信息化的提速。2002年，北京勤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为期刊提供信息化服务。2003年11月，黑马校对正式推出2004版，并开始在部分中央媒体应用。同时，国外的CorelDraw、Photoshop等图形图像软件开始在桌面出版中应用，Adobe公司的InDesign等出版系统开始在国内推广。
三是印刷技术的数字化提升带来新的商业模式。随着数码印刷和超高速打印设备进入市场，POD（按需印刷）模式出现。2002年数码印刷装机达到317台。2004年，按需印刷网站出现，普通用户也能印刷自己的“出版”物。网络按需印刷物虽然无法公开流通，但也成为体制内出版的补充。
3.2 2005—2010年：数字出版快速发展
2005年，数字出版被写入国家规划，数字出版产业链开始形成。2005年底，在全国573家出版社中，40%有网站，其中56.75%已开发或正在开发在线销售系统。中国知网2005年收录8206种期刊，2009年互联网期刊达1.6万种。2005年底，中国电子图书种类（21万种）超过美国，电子书图书馆用户有1900家，阅读器销量超过5万台[10]。2008年，我国网民数量跃居世界第一，手机网民比例增多，网民对数字阅读接受程度增加。数字出版发展环境逐渐成熟促使商业公司加入数字出版产业和技术开发之列[11]。2008年9月，专注于移动阅读分发平台的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9年被称为电子书元年，出版业开始跨界融合，产业融合提速。中国移动推出“手机故事报”，并投资建立阅读基地。出版技术提供商、内容提供商、IT厂商都开始涉足阅读器[12]。2010年，独立阅读器品牌超过50种。2009年电子书阅读器销量约为50万台，2010年翻倍。
新的数字出版创新体系开始形成，国家数字出版基地（9个）、国家游戏动漫出版产业发展基地（12个）促进了数字出版发展创新。部分省市成立数字出版产业联合会或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传统出版单位开始从内容提供商向内容服务商转型。
印刷技术进一步发展。喷墨、合版印刷、CTP（2008年设备保有量达1417台）、印刷电子、碳平衡成为关键词。2005年，雅昌企业董事长获“毕昇印刷奖”。2007年4月，专营数字印刷的企业占比37%。按需出版伴随数码印刷设备（2009年装机1410台）扩散快速增长。2009年，按需出版企业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成立，上海市出台的《扶持数字印刷的指导意见》将按需出版与数字印刷作为国家基地主要板块，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进军按需印刷领域。当然，印刷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等问题还未完全解决[13]，如CTP使用率仍低于发达国家。
国家继续推动出版技术研发。2009年4月，版式技术产业应用联盟成立以解决版式标准问题。2009年6月，列入国家发展规划的重大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技术研讨会召开。企业则不断推出新产品。方正发布出版社数字出版系统、喷墨印刷机EagleJetL1000，紫光推出环保版专业胶片扫描仪。46.5%的企业选择方正工作流程系统，是国外品牌的2倍。
2010年，我国数字出版收入超过图书出版。当然，还存在出版单位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对技术的投入较少，对主要产业的新技术研发缺失等问题。2010年8月，《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数字出版重点科技工程、版权保护技术研发等重大技术任务。
3.3 2011—2015年：融合出版向纵深发展
2011年以后，随着两微一端的流行，不仅给出版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和平台，也催生知识服务“大V”，出版技术发展进一步从封闭研发走向开放利用。出版科技创新体系日趋完善，科技支撑力显著提升。国家出版主管部门实施了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承担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形成了工程标准和接口规范、标准体系图、应用系统和服务平台等成果。
数字出版标准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拥有了覆盖印刷、出版、发行、信息化、版权的国家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立研究实施机构11个[14]。新的《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实施。电子书内容、手机出版、数字版权保护、数字出版格式、数字发行和印刷、动漫出版、游戏出版、数字出版卫星传播等系列标准出台或立项。
出版业转型升级迎来融合发展时代。2014年4月，《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发布，将“提升新闻出版企业的技术应用水平”作为主要目标之一，除了支持企业进一步信息化，还重点支持电子书包、个性化推送、知识挖掘和语义分析、选题推荐评估、O2O内容投送等新技术和系统。2014年8月，《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媒体融合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传媒业融合发展加速，技术的转型升级明显加快，在新闻单位应用的“中央厨房”等先进理念、系统及技术提供商有力地支持了出版业技术升级。
2015年4月，《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了对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指出发展移动阅读、在线教育、知识服务、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把大数据分析、结构化加工制作、资源知识化管理、跨终端呈现工具等作为重点技术突破，并且要建立“用户需求、生产需求、技术需求有机衔接的生产技术体系”。上述文件说明出版业技术发展进入消费端和生产端融合新阶段，从单一渠道变为跨平台、跨界的多渠道传播，从传统意义上的内容生产和发布转变为针对用户的知识和其他服务。
在政策出台前后，云计算等新技术也开始应用于出版业。2011年8月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云计算中心业务上线；2012年，江苏凤凰集团推出云平台。
新的技术企业和新的出版模式不断涌现。2014年3月，提供融合技术和方案的武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成立，后来获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2017—2018年创新技术奖。2014年，中国企业（英捷特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首次在国际出版业杰出奖颁奖典礼上获国际出版技术提供商大奖。2014年10月，天朗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MPR（多媒体印刷读物）出版物系列国家标准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二等奖。有声书开始流行，上海证大喜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成立）与其他企业一起推动有声书在2016年的爆发。互联网企业借助技术和平台涉足出版，如当当网的云阅读平台，京东的京东阅读APP，后者还为校园网用户提供电子图书借阅服务。
虽然从2013年开始，互联网对书刊印刷的冲击开始显现。但“互联网+”也改变着印刷业。全国有数字印刷设备8792台，印刷业电商平台开始成长，如大恒数码的印刷B2B平台。印刷作为传统内容载体在减少，但总量仍然快速增长，走向小批量、多品种，企业开始用ERP等系统。[15]“互联网+印刷”让印刷业出现长尾现象。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出版业有了更多落地应用。2012年“今日头条”推出后的迅速发展，让传媒业认识到算法和大数据的巨大价值。腾讯和新华社等单位的写稿机器人上岗。
4 2016年至今：智能化的人工智能文明阶段
2016年，是传播变革集中爆发的一年，被称为VR、网络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有声书出版元年。2017年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落地元年，是NB-IoT（物联网）商用元年。2019年是5G落地元年。“元年”有时是指新技术或新模式开始火爆流行，有时指应用刚刚开始。经过多年融合发展，我国出版技术再次来到一个大变革的关口。
在技术支持下，出版与公共服务、医疗服务、电子商务、教育、健康等领域跨界融合有各种可能。甚至党建也可以和出版融合：2016年人民出版社开发的APP“党员小书包”，2019年1月上线的“学习强国”平台也聚集了大量书刊资源。
出版单位也开始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展新型传播，部分应用走在国际前列。如2017年，《光明日报》、新华网等媒体开始使用聊天机器人与用户互动。2016年，《广州日报》等12家媒体成立VR实验室。2017年国内电商平台销售的AR图书超过276种。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出版业的应用也有新的突破。2016年，人民法院出版社承建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平台“法信”上线。2017年，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建设的公安专业智能化知识服务平台“中国警察智识数据库”上线。
除了传统出版单位建设新型智能知识服务平台，数字出版企业和技术提供商也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开发专业知识服务。如同方知网提供的研究型和大数据学习平台，还在开发问答系统。北大方正针对教育出版开发了智能题库与诊断技术。上述两项技术都获得2016—2017年度数字出版“创新技术”奖。互联网企业也在开发与出版相关的智能化产品，如百度的“百度学术”。科大讯飞借助在语音识别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优势涉足出版。国家版权局也在筹建版权大数据中心，还有企业把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版权保护。区块链技术提供商开始进入市场，为未来区块链在出版业进一步应用提供了技术储备。
印刷业也进入智能时代。2017年，印刷业逐步以自动、智能、连线的生产设备代替人工劳动，人均产值增幅达14.59%。中国科技出版集团研发了按需印刷智能化生产平台。2017年，在出版物印刷中，数字印刷主要是断版印刷和按需印刷，出版印刷骨干企业有3700家，其中440家有数字印刷机。先进的高速喷墨印刷机富士施乐1400和理光Pro VC60000首次应用[16]。201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编制的《中国印刷业智能化发展报告》指出印刷智能化是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
主管部门继续利用政策推动创新。2015年确定了首批28家出版单位作为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2018年1月增加第二批27家单位，2018年3月第三批增加55家单位。2016年，公布了20家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和42家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17]。2018年2月制定了《国家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创建工作规范》，提出基本原则之一是“创新发展”。为降低企业技术风险，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数字出版行业技术的供应商做了遴选。2015年，推出28家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32家试点工作技术支持单位。2016年推出67家数字化转型升级软件技术服务商，加上利用央企数字化转型升级政府采购手段，共推荐192家。2016年发布《新闻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制度保障体系建设规范》，从制度上降低技术风险。
当然，我国出版业技术应用和发展还不平衡。调查显示部分出版业从业者没有在工作中使用编校自动化系统。[18]为此，2017年3月，《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再次发布，要求进一步开展跨界融合，“鼓励新闻出版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企业，分类建设不同研究方向的新闻出版业重点实验室”，要求企业加大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投入。
出版业迎来智能化浪潮，但传统纸质书也是主流。2017年，国际电子书市场出现了下降趋势，且电子书70%由纸质书而来。读者仍倾向于阅读纸质书。出版社虽然借助知识付费热潮推出知识付费类产品或服务，但传统印刷出版物也是价值链的一环。MCN（Multi-Channel Network）模式开始出现，网络平台参与内容生产，用户内容创业将更为容易。
2019年，我国5G落地，如何利用5G技术也将是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出版业技术升级的新课题。
5 出版如何迎接5G：70年技术发展启示
70年来，我国出版技术取得很多突破和成就，技术不断创新是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出版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应该重视并启动出版业5G的研究和应用。70年出版技术发展历程给出版业迎接5G带来启示。
第一，印刷技术对出版业始终有重要意义。未来5G带动物联网的普及应用必将进一步推动印刷的进一步升级，新的印刷业态将出现。
第二，出版技术从内敛封闭走向跨界开放。出版业既要开发新技术，也要适应外部技术环境变化。进入出版业的主体类型将越来越多，中国移动这样的主体将更多进入出版领域。5G的普及将加快这一趋势，随着数据携带能力增长，未来基于短信或彩信的出版类型可能会升级为重要出版形式，AR/VR出版将更加普及；超高清视频和互动出版将兴起。
第三，我国出版业已经形成国家与市场合力推动，产、学、研一体的创新体系。发展初期，我国出版业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国家和企业推动，学和研力量薄弱。改革开放后，我国虽然有了出版产、学、研体系，但3个体系间缺少联系。后来产、学、研合作更为紧密，出现了三者合建的出版技术公司。国家政策对技术有重要推动作用，我国出版业技术突破很多是国家投入解决的。技术公司则代表着市场力量，也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他们提出的技术更符合出版单位的实际和用户需求。因而，技术落地靠技术公司。迎接5G，一方面应扶持产、学、研一体化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还应扶持能够开发面向市场应用的新型技术公司或者促进已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公司向5G出版技术提供商转型。
第四，出版业转型升级不仅要重视自然技术，也要重视社会技术。有学者把技术分为3个类别：身体技术、社会技术、自然技术。自然技术是改造控制自然的技术；社会技术指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等，如制度、出版活动的组织方式[19]。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相互影响。我国出版业技术进步不是独立的自然技术进步，也伴随着信息化带来的编辑出版规范、出版流程等社会技术的变革，体制改革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不能忽视。国内生产的电纸书在性能上超过了亚马逊的Kindle，但由于社会技术的落后，厂商无法围绕阅读器有效组织用户和内容提供商形成生态体系。必须把出版技术进步和社会性的生产消费组织技术融合。5G时代不仅要加强对自然技术的研发，也要加强研究5G带来的社会技术改变，即5G带来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第五，5G将推动出版业重回物质时代。早期出版技术的核心是如何将信息固定在出版专有介质——纸张上。随着数字化推进，出版的物质介质变得不再专有，电脑、手机、平板都是多用途工具，出版的物质性常被忽视。出版正在重回物质时代，代表性的就是电纸书（电子书）阅读器销量的不断增长，说明用户不仅重视信息体验，也重视物质体验。有声书的兴起同样证明了声音这种物质载体对于内容变现的重要意义。5G时代，有更多设备接入互联网，阅读场景更加复杂和丰富，万物互联必然带来出版物质性的回归，介质、界面将与内容同等重要。当前各大厂商都在抢占智能音箱和智能家居的市场，争夺的正是未来信息消费的物质入口。如何将信息消费转变为物质消费，如利用物质性的产品制造仪式感和营造氛围将是未来出版技术可以预见的变革方向。
此外，70年技术发展还显示，自主开发的技术更适应我国的市场，也让我们更少受国外影响。因而，5G时代的出版技术也应以自主开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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