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书展是出版发行的主要模式，也是新中国70年出版业的成就之一。1949—1979年，是新中国书展的自发阶段，其样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家图书馆为主体举办的展览性书展，延续着国家藏书机构的展览传统；另一类是新华书店举行的书展，具有很强的流动供应特征。1980年，全国书市创办，随着此后出版发行改革的深入，新中国书展进入了自觉阶段。198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展，开始了新中国书展的国际化时代。2004年，上海图书交易会更名为上海书展，成为全民阅读时代我国城市书展的成功典范。
【关键词】书展；全国书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海书展
1949年9月18日至23日，在德国黑森州出版商和书商协会的赞助下，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内，举办了世界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经过70年的发展，法兰克福书展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图书博览会。而新中国的书展，也从70年前基本没有现代书展意识，发展到今天，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成为世界第二大书展，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热闹非凡，上海书展、羊城书展等城市书展遍地开花的兴盛阶段。新中国书展的70年，就像一个橱窗，展示着出版业的发展成就。总体来看，新中国70年的书展，大致可以分为5个方面：延续传统的国家藏书机构书展；1949—1979年新中国书展的自发时代；1980年全国书市开启的书展自觉时代；1986年以BIBF创办为代表的书展国际化时代；2004年以上海书展为代表的全民阅读时代。
1 国家图书馆书展：国家藏书机构的传统延续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书展在我国出现很早。公元四年，西汉长安太学附近的槐林里，出现了每月开市两次，以太学生为主体展示和买卖经传书籍的“槐市”。北宋时期，东京汴梁的相国寺庙会，每月5次定时开放，书籍、字画、碑帖等在寺内集中展售。到了明清时期，书坊赶会售书或科举时期就地举行书展，更是屡见不鲜。在这些民间书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藏书机构的图书展览，最知名的就是宋代出现的“曝书会”。中国古代书籍多由绵纸所制，秋高气爽之时曝晒防霉，是古代藏书的一个通用办法。宋代的国家藏书机构“馆阁”，在赵宋崇尚文治的气氛之下藏书量猛增，因此晒书规模宏大，仁宗时期与皇家的“群臣观书会”结合，形成了一年一度具有图书展览性质的“曝书会”。“曝书会”除了展示馆阁藏书，还有众多书画与古器物。“曝书会”虽然只允许少数官僚士大夫参与观摩与交流，但“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活动”[1]。此后，不定期举行图书展览，就成了国家藏书机构的例行活动。
新中国的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也不例外。1910年，国图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成立，目录学家缪荃孙担任首任馆长。在1949年之前，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就举行过多次图书展览。1925年5月30日，京师图书馆举办“京师图书馆展览会”，陈列品为善本藏书200余种，敦煌石室写经3000轴。1929年10月10日—14日，已更名为北平图书馆的国图在居仁堂举办图书展览会。1933年10月10日—12日，举办舆图及版画展览。1934年2月18日—20日，举行戏曲音乐出版物展览会。1935年5月11日—6月10日，举办“现代美国印刷展览”，12月5日—25日，举办“英国现代出版品展览”。随着抗战爆发，国家图书馆的书展活动告一段落。
1949年之后，自1936年后几乎中断的图书展览活动很快展开。1949年5月14日，国家图书馆举行镇馆之宝《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杨秀峰、范文澜、向达、韩寿萱、马衡等出席。9月10日—20日，《赵城金藏》公开展览十天。此后，10月9日—29日举办“鲁迅生活作品展览”。1950年，北平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5月5日，与北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举办“苏联出版物展览”。1952年9月29日，举办“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展出中国古代和现代印本书千余种。同年又与国际书店合办“中苏友好图书展览”。1955年5月4日，举办“世界文化名人作品展”。11月12日，举办“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图片图书展览”。1957年9月1日，国图与其他单位联合举办“外国科技书刊展览”，展出37个国家近年出版的科技著作17000余种，科技期刊4000多种，科技产品样本1500余种，以及各种类型的微缩阅读设备。同年10月，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举办图书、图片展览等纪念活动。1958年9月8日，文化部主办的“苏联赠还我国珍贵图书展览”在北京图书馆开幕。1964年3月，国家图书馆举办馆藏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展览，展出27种文字的期刊730种……在国图之外，举办图书展览，也是其他图书馆的常态工作。1955年7月2日，文化部下发《文化部关于加强与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提出“应重视对读者的阅读指导，应举办以宣传图书和指导阅读为内容的报告会、座谈会、朗诵会、图书展览和组织读者小组……在读者群众中广泛地宣传优良图书，指导读者阅读”[2]。在这个指导精神之下，不少地方图书馆的“书展”活动也如火如荼开展[3]。
从功能上来看，上述以图书馆为主体举办的书展，更多的是博物馆性质的展览。对于1949年法兰克福书展所带来的出版物销售、出版人聚会、出版信息交流等书展元素，即使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书展里面也很少见到。2012年7月，依托于国家图书馆的宏富馆藏而成立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以展示中国典籍、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就是国家藏书机构书展的最新延伸。虽然在出版业的现代书展兴盛之后，图书馆类型的书展已经退居边缘位置，但在新中国初期时的书展领域，延续着千年传统的国家藏书机构“书展”，却是一个不可不提的重要组成部分。
2 1949—1979年：新华书店与书展的自发阶段
在国图类型的书展之外，1949—1979年的书展，更多地由新华书店举办。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新中国的出版业形成了出版、印刷、发行三大相对独立的系统。隶属于发行领域的图书展销，成为新华书店的主要业务。这一阶段的书展主要建立在流动供应模式之上，具有明显的自发特征。
流动供应，就是在缺乏门店和供应点的地方，新华书店派人携带书刊，到县乡进行流动销售。这种明清时期已经产生的售书模式，在抗战时期成为红色发行的主要路径之一。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还专门在《店务通讯》48期上撰文，指出“开展流动供应工作，是我们目前的必要任务”[4]。流动供应主要包括送书上门、设摊供应、会议供应3种类型。1949年之后，无论是售书网点发达的大中城市，还是发行渠道不畅的城镇和乡村，都有流动供应的身影。大城市比如上海，专门成立了“上海市书刊流动供应工作委员会”，下设34个小队，120个队员[5]。中等城市如徐州，自1949年起开展了流动服务工作，1953年建立流动服务股，1955年分为城市服务股和农村服务股[3]。小城市与乡镇比如西南边陲的云南曲靖，1952年昆明、曲靖两家书店与昆明铁路局签订合同，书店抽调人员在两地的往返列车上跟车售书。1964年，曲靖新华书店抽调人员组成“云南省新华书店铁路服务队宣威服务组”，至1966年初结束，为宣威境内的铁道兵指战员和广大民工流动服务。20世纪70年代，云南各县书店安排30%——40%的人员下乡下场流动售书[6]。在普泛性流动供应的基础上，自发性的书展开始逐步产生。相比流动供应，图书展销的规模大、品种多，时间更长，效果也好一些。1955年参加志愿垦荒从上海到九江新华书店工作的陈守根，多年之后依然对当时的书展记忆犹新：
那时，我们逢年过节都会到文化宫广场搞图书展销。那时人们都盼望着图书展销的到来，可以买到他们喜欢的好书，我们也可以处理一部分报废和出版年限较老的图书，以此增加销售，减少库存，获得现金流。那时九江地区还搞“大篷车队”，就是各家带书集中在地区各县销售，一天跑一个县，集中销售那场面也很壮观。记得有一次大篷车队到了修水县，在县城最宽阔的地方，设立一块展台，展台上方拉着条幅。一进场地锦旗飘展，人头攒动，读者在抢购着自己的爱书……成堆的书一会就被疯狂的读者一抢而空，这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7]
这种具有鲜明流动供应特征的书展，遍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地，成为1949—1979年书展的典型模式。其他城市也不例外，如1955年5月1日至7日，重庆市新华书店举办“工程技术人员书籍周”。同年12月18日至1956年1月5日，重庆市少年宫举办“少年儿童图书展览会”等[8]，都是自发型书展的代表。
在1949—1979年自发阶段的书展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图书展销，是1957年11月北京市举办的大型书市。为配合首都各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自11月1日至12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书市，展品包括古今中外的图书、期刊、唱片。书展采取露天销售、围树摆摊、敞开售书的形式，由市内与近郊各新华书店门市部和古籍、外文门市部负责供货并销售，以配合大型游园纪念活动的举行。现在看来，这次书展相当简陋，但在当时的出版环境中，却算得上规模宏大。
1957年北京书市的影响很大，但这次书市并不是新华书店自觉书展意识的萌发，举办一次之后很长时间内没再举办。直到1979年10月，才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第二次北京书市。1979年的北京书市持续十天，邀请叶圣陶、谢冰心、严文井、丁玲等与广大读者见面，无论规模还是参加人数，都远远超过了1957年的第一届，销售成绩也是颇为优异。与此同时，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中城市，也都有类似规模的书展举办，预示着新中国书展的自觉阶段行将到来。
1949—1979年，我国的书展数量不可谓不多，但之所以将之定为自发阶段，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书展，还缺乏法兰克福书展体现出来的现代意识。如在上海新华书店编写的《图书宣传》中，对大中城市已经开始兴起的书展，依然停留在扩大销售的认知层面，“各地举办的书市，规模较大一些，但与小型的和在农村集市举办的书画展销，以及利用店堂开展的‘图书展销’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9]。此后一本图书发行学教材中指出，举办书展的具体做法是集中较多的图书品种，把宣传展览与平摊敞开供应结合起来，选择展销场地，确定展销日期，欢迎或主动邀请读者前来参观选购[10]，未体现打通出版、印刷、发行等出版各环节的融通思维，只是一种单纯的发行者立场。
3 1980年：全国书市与书展的自觉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出版业进入了新阶段。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调动全国出版力量，调拨1500吨纸，重印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现代文学10种，古典文学9种，外国文学10种），投放市场，影响巨大，“显示了新中国出版进入新时期，开始了第二个春天”[11]。出版业“进入新时期”的另一表现，就是在1980年的北京，举办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图书展销活动——全国书市。
1980年10月7日至21日，新华书店总店和北京市新华书店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全国书市。首届全国书市共设17个展销处，占地1200多平方米，书棚面积3000多平方米，集中展销了全国108家出版社的图书13310种。书市历时15天，接待读者约76万人次，销售图书约426.7万册，收入377万元，规模和影响巨大。但第一届全国书市之后，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继续举办，直到1989年10月，才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全国书市。
两届全国书市间歇中间，另一场影响巨大的全国性书展，是1986年4月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革命博物馆二楼举办的“全国图书展览”。同年第18期的《瞭望周刊》以“书的海洋”为题，对这次书展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两次全国性书展的举办，开始了新中国书展的自觉阶段。称之为自觉，主要有3个方面的判断。
首先，掀起了新中国现代书展的高潮。因为全国书市的举办，20世纪80年代大小书展风起云涌。《福建省志•出版志》回顾这段历史，直接说：“图书展销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采用的销售方式，”并非虚语。比如1987年暑期，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举办了首都图书交易会，就是现在影响极大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同期又有首都第二届社科书市、全国第四届科技书市、首届文教图书展销会、首届医药卫生图书展销会、北京古籍书市等。对于另外一个出版重镇上海，1986年3月，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首届文汇书展；1987年5月，创办了沪版图书订货会；1988年3月24日—4月4日，举行了全国图书交易会；同年还举办了上海出版社第二届联合书市、全国地方版科技出版社首届联合书市、全国古籍出版社首届联合书市等。同时南京、苏州、沈阳、长春、广州等地，都举办了书展和书市。中小城市比如辽宁鞍山，市新华书店从1982年开始举行书展，1985年又在二一九公园举办“振兴中华”大型书市。云南曲靖也在1982年开始举行图书展销，1985年6月30—7月20日，在地区群众艺术馆举办“麒麟书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构成了新中国书展自觉阶段的一个高潮。
其次，这一时期的书展开始具有更广的出版业意识。如果说自发阶段的书展要么如国图书展只重展览，要么像新华书店的书展只重销售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书展，开始有了打通展览、销售、读者、作者、出版信息交流等多个环节的意识。比如1986年4月，国家出版局举办的“全国图书展览”，除了前述的图书交易之外，还联合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举办了介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当代中国》及《少年百科丛书》的报告会，举办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专业的座谈会，组织了作者、读者交流会以及新书发行仪式等活动。1989年8月18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的“89上海版新书联展”，过后的评价也是“联展开创了大中型书店门市部与出版社联合举办图书展销的新路子”[12]。这些书展都突破了此前为了解决书荒而只重销售的单一功能，从而更具有出版业的整体特征。
再者，书展的制度化开始形成。1986年的“全国图书展览”举办之后，针对兴起的大小书展，出版学者袁亮发文呼吁让书市制度化、固定化，提出，“所谓制度化，就是在有条件的城市和集镇，要提倡定期地举办各种类型的书市”“所谓固定化，就是在有条件的若干个大城市，选用一个固定的场所”[13]。虽然基于当时的书荒等时代背景，文中对于书展的理解还仅止于售卖，比如对固定化的设想就是一年到头都办书市，“可以设立几十个甚至更多的摊位……既可零售也可批发”，或者如某些人的建议，“把书市进一步办成租摊卖书的图书交易市场”，但对于定期定点举办的制度化诉求，成为新中国书展自觉阶段的重要特征。
书展的制度化意识，使新中国书展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前面提及的全国书市可谓典型。1989年，第二届全国书市在北京举办，此后基本形成了一年一度定期举办的惯例。第三届全国书市移师上海，开始每年在不同省份举办。1991年8月，第四届全国书市在广州举办。开始改变单纯的销售模式，采取展览、销售、订货、批发和版权贸易相结合的方法，同时举办签售、赠书、学术交流等各种活动，全国书市的功能得到全方位的拓展。2001年，在云南昆明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书市上，开始设立分会场。2004年，第十四届全国书市在桂林举办，首次设立了民族出版物展馆。2005年，第十五届全国书市在天津举办，围绕着主办地的特征，开始设定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2007年，第17届全国书市在重庆举办，全国书市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2019年7月27日至30日，第2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西安举办。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与1980年首届全国书市相比，本届书展参展单位1234家，增长11.43倍，总展馆面积6.6万平方米，增长52倍；馆配出版物与零售出版物共34万余种，增长26倍；馆配和民营订货的总收入是20650万元，增长54.8倍。虽然随着数字出版的兴起，网络售书流行，现在的全国书市只有三四天，参展总人数并未有大的增长，但就日均来看，第29届日均10万人，相比书荒时期首届全国书市的15天75万人次，还是增长了2倍。这些看似枯燥的增长数据，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书展开始形成的制度性保障，是很难想象的。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1980—2019）订货额度及参观总人数趋势图如图1所示。
图1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1980—2019）订货额度及参观总人数趋势图
4 1986年：BIBF与新中国书展的国际化
1986年9月5日至11日，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历时7天，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55家出版社参加，展出了5万册图书。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举办国际性图书博览会，也是新中国书展国际化的开端。
创办图博会的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图）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1月的国际书店，其专门负责出版物的进出口工作。1964年1月，中国外文书店成立，负责图书进口，国际书店改为专营图书出口业务。1973年1月，中国外文书店改名为中国图书进口公司，隶属于当时的国家科委。1981年1月，中国图书进口公司更名为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开始经营出版物出口业务。同时国际书店也恢复了图书进口业务，并改名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2002年，中图成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员单位。目前，中图已成为中国出版业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进出口企业和国际性书展服务机构。
在设立机构致力于图书进出口的同时，出版界对国外的书展也多有关注。1953年，隶属于外文局的中国国际书店参加了莱比锡书展。1956年，国际书店派出曹健飞等人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参加西方国家的书展。1959年7月21日，国家图书馆的采访部主任杨殿珣，参加莱比锡国际书籍技术展。十天之后的7月31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率中国出版代表团参加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1966年5月15日—22日，中国出版界参加了第十届国际图书博览会。1983年9月，由中国国际书店、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对外出版贸易总公司、中国唱片出版社等联合组成的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了第四届莫斯科国际书展。
从上述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无论是国际书店的进出口书刊业务，还是参与国外书展的艰难历程，都显示着与国外出版业的交流，是新中国出版与生俱来的因子。这种背景之下，在书展自觉意识萌发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样的国际化书展，就成为顺应出版业发展潮流的产物。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创办，规格很高。1985年4月，举办图博会的申请由国务院批准，后来还专门成立了图博会组织委员会，这为图博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保障，也让图博会形成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制度意识。1996年，第六届图博会的主办单位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变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北京市政府，展场面积达到了14000平方米，设有540个展台，版权贸易量达到了2500件，相当于前五届初创期的总和。2000年的第八届图博会，设定了主题“书业与21世纪”，此后，设立主题成为一个惯例。2002年，第九届图博会设立了电子音像物出版区，同时从本届开始，图博会由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2005年第十二届图博会开始设立主宾国，法国成为第一个受邀主宾国。2006年，第十三届图博会版权贸易交易量为12064项，首次实现了版权贸易的顺差。2016年，在图博会创立30周年的时候，首次设立联合主宾国，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中东欧16国集体亮相。本届图博会书展总面积达到78600平方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达到86个；1379家海外出版机构参展，参展商达到2407家；展示了30多万种精品图书，举办了100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参观人数近30万人次。从这些核心指标来看，图博会成为仅次于法兰克福书展的世界第二大书展。2019年的8月21日至25日，图博会迎来了95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家展商，国际化书展特征一览无余。BIBF（1986—2019）参展国及版权交易量趋势图如图2所示。
图2 BIBF（1986—2019）参展国及版权交易量趋势图
5 2004年：上海书展与全民阅读时代
2004年7月28日至8月2日，首届上海书展于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一周之内，20万人次参加，零售图书1300万元，文化活动170余项，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图书文化盛会，与台北书展、香港书展并称为三大华文书展。在新中国的书展版图中，上海书展具有很强的标本意义，就是代表着全民阅读时代城市书展的模式。
上海书展的前身，是沪版图书订货会。沪版图书订货会创立于1987年5月，由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主办，每年一次。1990年，第四届沪版图书订货会更改为订货专场，成为面对图书销售商的专业图书展。2002年6月，沪版图书订货会易名为上海图书交易会，向长三角和其他省市出版社开放，订货码洋2亿元。2003年8月，第二届上海图书交易会举办，交易额出现“井喷”，订货码洋达7.5亿元。虽然上海图书交易会成绩斐然，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书展只是业内展会，不向读者开放。这种封闭的书展模式，显然不能满足上海的读者需求。因此，上海市委宣传部与新闻出版局就提出了仿照香港书展打造读者书市的设想。在这种指导思路下，走出行业的小圈子，让市民而不是出版商成为主体，让阅读而不是交易成为目的，这构成了2004年上海书展的关键词。
从上海图书交易会到上海书展，在上海市的书展史上是一小步，但在新中国70年的书展史上却是一大步。其意义，就在于让城市书展从订货、销售、版权交易的主要诉求，转移到促进全民阅读、打造书香城市上来。上海书展办展之初，业内并不看好，“在上海以外的一些出版社看来，上海书展只是一个‘形象工程’，因其订货功能很弱，有些出版社甚至打算明年不再参展了”[14]。但上海书展眼光卓越地立足于为上海文化发展服务，凸显对读者大众的交集，从而一步步成为市民大众心中的阅读殿堂。2014年第11届上海书展举办后，上海书展的主办方不再公布书展的销售额度与参会人数，用意在于淡化书展的经济效益诉求，真正让上海书展成为对读书人和出版人有价值、有影响的阅读盛会。这些做法极大地体现了上海书展的文化品格与全民特征。虽然2008年，上海书展仿照图博会设置主宾国的模式，设置了主宾省，同年也提出了“上海首发、全国畅销”的概念，但相对于此前的图书交易会或者沪版图书订货会，上海书展还是成功地坚持了“文化嘉年华”“悦读嘉年华”的定位，打造出“这是读书人、著书人、出书人和卖书人普天同乐的盛会”[15]。正如一位读者所言，“每年的上海书展，我不会缺席，我并不在乎在书展上能‘淘’到什么书，因为这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在书展尽情地徜徉在那书的海洋中，享受着节日般的喜悦及闻着到处弥漫着的温馨的书香”[15]。
上海书展，是当前全民阅读时代我国城市书展的一个缩影，传统浓厚的北京书市，影响日大的南国书香节，以及各大中城市层出不穷的书展，都强调为读者服务打造文化平台的诉求。每年轮换一省的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每当闭幕后进行盘点之时，诸如带动全民阅读，一场文化盛宴，充分展示了某地的文化魅力和良好形象等词语，都是新闻报道或者书展报告中的热词。或许，相对于北京图书博览会每年增加的参展国数量，相对于图书订货会上屡创新高的交易额度，这种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城市书展，才是新中国书展70年发展的最大成就。
6 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新中国70年的书展有了一个大致的脉络。从1949年初功能单一、规模狭小的图书展销，发展到现在馆配订货、版权贸易、推广阅读等多种类型的书展并存，新中国书展完成了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质变。这种转化，一方面是出版发行领域逐步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因为书展所具有的窗口意义，代表了新中国70年出版业的重要成就。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的书展，尤其是以营造阅读氛围、打造书香中国为诉求的城市书展，会掀起新的潮流，也必然会产生新型的书展功能或者样态。而与之俱进的，则是逐步腾飞的出版强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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