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屈高翔：中国政法大学
【摘 要】从知识演进角度审视大学出版变迁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是回答大学出版如何回归母体大学、做好大学科研教学服务工作，并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转型升级的本质逻辑所在。大学知识演进与出版变迁整体呈现历史性统一，但在发展理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局部失衡。把握大学知识演进的时代特征、激发大学出版的知识创新活力、提高大学出版组织的多样性和适切性，才能实现知识演进与大学出版的逻辑性统一。
【关键词】知识演进；大学出版变迁；出版体制；知识创新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中社会变革、数字浪潮、体制改革给大学出版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大学出版如何适切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其破题之道在于回归大学母体探寻新的发展路向。大学出版，即“大学的”出版，既有出版的属性，又要以大学为原点[1]。作为大学出版逻辑起点的大学，是社会知识生产（科学研究）、传播（人才培养）和应用（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其发展轨迹遵循知识的演进逻辑。以知识演进为视点，考察大学知识演进与大学出版变迁的历史关联，方能探清大学如何为大学出版提供“学科优势与人才优势等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2]，厘清大学与大学出版的逻辑关系，进而探究出大学出版的发展规律与演进路径。
1 知识演进与大学出版变迁的历史性统一
大学知识的生产活动是依靠大学组织来实现的，大学组织的变迁成为考察大学知识演进的外在抓手。“知识生产和活动一直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和首要特征。”[3]大学出版作为大学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功能和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多因素都对大学出版变迁施展着自己特有的影响，知识发展和进步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通过梳理可以发现，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组织演进与大学出版变迁整体上呈现历史性的统一。
1.1 以人才培养为主的单一功能期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大学出版处于人才培养为主的单一功能时期。1952年，我国进行全国性的大学院系调整，对民国时期大学的组织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造，取消了学院建制，实行校、系两级管理，并在系之下设立了专业教研室，主要承担专业教学和培养专门人才的职能。虽然一些重点大学也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的活动，但大学主要的职能定位是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国民经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科学研究任务更多由专门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等国家研究机构承担。为了满足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需要，1955年，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主要出版高校文科教材[4]。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百废待兴，大学人数激增带来了对高等教材及教辅材料的迫切需求，大学出版社进入快速发展期。1979—198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相继成立。到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前后，全国已创立大学出版社73家，初步奠定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大学出版格局[5]。
通过历史梳理可以发现，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大学职能定位主要以培养专业人才为主，大学出版社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给高校提供高等教材和教辅资料，满足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虽然数量急剧增加，但经营产品多以高校教材、教学参考书和教育用书为主，功能比较单一。
1.2 教学和科研并行的双轨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大学出版处于教学和科研并行的双轨发展时期。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的要求，专业教研室因知识基础狭窄、专业划分过细在科学研究上的局限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大学开始成立实验室、研究所来开展科研工作。大学科学研究能力得到进一步重视，教学科研相分离的体制逐步得到纠正。大学职能由人才培养为主的单一类型开始转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重，这对大学出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契机下，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大学出版社的地位和运作形式，并指出“大学出版社是学术性很强的事业单位，任务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要立足本校、面向全国，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主要出好教材和学术专著”[6]。教材和学术专著出版成为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产品，大学出版进入了教学和科研并行的双轨发展期。1996年第八届大学出版社订货会，参展的出版社已经达到100多家（含当地参展的出版社），展出品种1万余种，到会书店达300家，订货码洋达到1个亿[7]。大学出版社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教材、学术专著和科技书的出版群体，为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1.3 面向社会的多元发展改制期
21世纪初至今，大学出版处于面向社会的多元发展改制时期。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国家开始高度重视大学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等行为不断加强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学逐步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加强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高等教育作为科技和人才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创新驱动发展中承担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注重协同创新，主动推动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大学新的功能定位。与大学服务社会职能转变同步，大学出版社开始面向社会和普通读者积极展开市场化探索和尝试，经营产品开始涉及大众出版领域。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一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大学出版社在探索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上也已渐成雏形，纷纷进军大众出版领域。同时发挥大学学科优势，对接社会需求，进行各种职能培训，拓宽了大学出版的发展道路。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兼并扩张，逐步成为大社名社。2007年开始“转企改制”体制改革，大学出版社纷纷成为公司制法人，明确了市场主体地位，自主经营权进一步增强。大学出版社开始起飞，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拓宽经营范围，打造出版品牌，出现了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大学出版社逐渐形成教育出版、学术出版、大众出版并行的多样化出版格局，与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互相对应，协同发展。[8]
2 当前知识演进与大学出版的局部失衡
对大学知识演进与大学出版功能变迁的历史梳理发现，大学知识演进是大学出版变迁的内在依据，大学职能的变迁推动着大学出版的功能演变。大学出版作为大学的“有机分支”和“本质部分”[9]，遵循着为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的基本逻辑，已经成为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平台。同时，大学出版对大学知识演进具有推动作用，为大学的学术探索和知识创新提供动力，并积极对接社会，为社会提供相关知识服务，拓展和延伸着大学的功能。“大学出版将依靠它的出版社来帮助和定义它自己的使命和恰当的职责。”[10]伴随数字化浪潮的到来和大学教育的快速扩张，大学知识演进与大学出版变迁整体上呈现相互促进的平衡局面，但在知识观念与出版理念、知识制度与出版体制、知识组织与出版管理等方面存在着局部的结构性失衡。
2.1 知识观念与出版理念的失衡
中世纪以来大学知识观念演变大致经历了形而上学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和后科学知识观三个阶段，知识由“绝对的知识”演变为“应用性的知识”，知识活动的社会性价值不断凸显。21世纪以来，知识与经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学开展知识生产活动的目的不仅要推动知识本身的进步，更要解决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实际问题，这就要求大学知识生产需要对接经济社会需求，实现知识的应用价值。大学出版作为大学教学和科研服务平台，更应该履行学术评价和遴选职能，出版高质量的知识产品，为科学研究以及社会应用提供强力支撑，努力成为实现大学知识应用的纽带和桥梁。而现实当中，受企业化考评体系的影响，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理念上出现了偏差。在“销售为王”“利润挂帅”等市场观念的引导下，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出版图书学术质量参差不齐，“职称书”“项目书”等学术含量较低的图书重复出版[11]。学术质量较高的著作，由于受众小、利润微薄而遭到冷落，严重浪费了出版资源。同时，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产品大多为图书形式，基于知识应用的数据库和数字平台涉及较少，无法实现知识的直接转化和应用，以推动大学知识生产和应用为导向的出版理念还未形成。
2.2 知识制度与出版体制的失衡
知识制度是参与知识活动的主体基于知识活动而形成的各种规则的总称[12]。现代大学制度主要由学术制度和行政制度组成，包含学术评价制度在内的学术制度确保了大学教学、科研的基本属性，而行政制度则使大学各部门相互联系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两种制度行使主体、运行机制截然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和博弈，是导致大学学术创新缺乏宽松的制度环境以及大学知识创造创新能力不足因素之一。作为大学出版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出版社，在现行大学制度下的位置和处境十分特殊和尴尬。2012年大学出版社“转企”基本完成，大学出版社以公司制法人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遵循“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经营方针，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与此相对，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校社关系难以理顺，始终受到大学行政制度的束缚，导致其发展畏手畏脚。一方面，由于前期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烙印太深，部分大学出版社的核心领导仍由学校派遣，更换频繁，导致出版社缺乏长远的发展目标和规划。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更多地被作为资产所有者大学的“钱袋子”，实行单一的企业化考评，导致出版社经济负担过重，生存困难。
2.3 知识组织与出版管理的失衡
20世纪末期，知识生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知识与应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13]。伴随以跨学科、多样性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出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相互影响、相互交叉，大学知识体系出现生产专门化和应用综合化的局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社会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其解决方案往往超过某一门独立学科的能力范围，传统的教研室组织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这就要求大学建立组织形式多样的研究所或研究团队，开展跨学科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大学知识组织已经形成以学系、研究所为主体，国家实验室、科技创新平台、创新团队等新型跨学科组织不断涌现的新局面，其组织形式和结构模式愈发灵活多样。例如，现代大学提倡的通识教育，就是对知识过分专业化进行的纠偏。大学出版作为大学知识的培育和传承者，需要顺应社会变化，打破专业壁垒，注重专业性知识和通识性知识结合，形成多样化、跨学科的内容生产和出版格局。当前，大学出版社内部架构多是按照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编辑室，每个编辑室按照相关专业进行图书编辑出版活动，跨学科的学术产品生产较少。部分大学出版社新的管理理念缺失、运营机制较为僵化、决策体系陈旧、监督机制不健全，对跨学科的科学研究活动支撑有限。
3 基于知识演进的大学出版发展路径
虽然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体制的束缚一时难以消解，大学出版不适应大学知识发展要求的问题依然存在。破解大学出版发展难题需要认真思考大学知识演进与大学出版的互动逻辑，理顺大学与大学出版的关系，真正按照大学知识发展的逻辑去建设和改革大学出版制度。
3.1 把握大学知识演进的时代特征
把握大学知识演进的时代特征是理性推进大学出版变革的重要保证。新的知识观念、知识体系和知识制度不断涌现，大学出版必须根据知识演进的逻辑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度，从而为知识演进提供有效的支撑，保证大学知识活动的持续活力。当下大学知识生产的专门化与知识应用的综合化是大学知识演进重要特征。为了适应知识生产专门化的要求，大学出版社应遵循学科知识分化的基本逻辑，坚持专业出版方向，不断在专长学科领域中做深做透。为适应知识应用综合化的要求，大学出版社应努力创造出多样化的管理模式和弹性灵活的组织结构，打破原有的上下级的单线架构，按照项目组建编辑团队，给编辑团队更多的自主权，形成灵活多样的出版组织形式。其组织形式的改变，离不开体制的改革和“松绑”，大学出版社要积极消除当下“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双轨制的残留影响，将编辑从体制中解放出来，使编辑放下雇员心态，打造、经营优质学术资源。编辑部可基于自身的细化板块和专业特色，以工作室形式运作，拥有更多学术出版物创新的决策权，才能生产出满足社会知识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只有遵循这些规律，大学出版才能在传播发展知识上有所成就，才能进一步强化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3.2 激发大学出版的知识创新活力
知识属性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首要特征和本质属性，激发大学出版的知识创新活力是推动大学出版改革与发展的本质要义，也是大学出版的价值所在。大学现有学术组织长期实行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运行方式主要依靠由上至下的行政命令，在强势的行政化管理体系中学术组织的学术职能被不断弱化，与灵活性、跨专业的知识发展要求距离尚远，学术自主权难以切实得到保障，学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尽管近年来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逐渐高涨，但是由于体制积弊太深，一时还难以找到可操作化的改革举措。大学出版社作为市场化运作的主体，受大学行政化影响相对较小，不单能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提供知识服务，其对学术探索的推动力更为系统、灵活和具有预见性。大学出版社可以“为大学尝试性地进入一个思想或研究领域提供服务，尽管该大学还没有做好准备把这个领域纳入自己的学术活动之中”。[10]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系列著作的翻译和引进，对所在大学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师资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奠定了该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因此，大学出版应明确自身定位，激发知识创新活力，以服务大学、繁荣学术、弘扬大学精神作为奋斗目标，使自己真正成为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3.3 提高大学出版组织的多样性和适切性
致力于组织形态多样化和适切性是大学出版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适应数字化革命实现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提高大学出版的多样化和适切性需要平衡好专业分工和跨学科知识生产的关系。虽然知识的综合性要求组建跨学科出版组织，促进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融合，但知识的分化和专门化仍是当前知识发展的主要形态，按照专业划分的编辑室制度依旧是大学出版社的主要建制。在当前专业编辑室的基础上，打破学术壁垒，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组建以项目为导向的跨学科编辑工作室，成为解决当前困境的必然选择。同时，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速度不断加快，数据库、数字平台建设日趋完善，数字商业模式逐渐成熟，知识服务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大。以大学为依托的大学出版积累了大量的作者资源、学术资源、版权资源和人才资源，更能在知识服务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出版就是做知识服务，内容是出版的根本，抓住了知识服务，就抓住了出版转型升级的核心和关键，抓住知识服务也就抓住了我们获取融合发展利润的主要点。”[14]大学出版应该立足母体大学的资源优势，提高出版产品的多样性，加强出版融合，实现与时俱进的迭代升级。
4 结语
从大学知识演进角度审视大学出版变迁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是回答大学出版如何回归母体大学、做好大学科研教学服务，并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转型升级的本质逻辑所在。目前，我国大学出版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自身定位模糊、出版管理落后、运行机制僵化等，这些都要求我们按照大学知识发展的逻辑去建设和改革大学出版制度，实现知识演进与大学出版的逻辑性统一。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出版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既需要大学出版社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大学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国家相关制度设计的引导。因此，大学出版的发展需要尊重大学知识发展本身的固有逻辑，循序渐进地推动当下正在进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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