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出版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基础理论研究还十分薄弱，亟待加强。本文从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角度出发，论证分别从出版实践的三大领域建构出版学基础理论框架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认为由于大众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三大领域的运行机制、盈利模式、数字化程度和出版物生成与传播的方式等均存在巨大差异，当前正在形成中的、一元的出版学基础理论无法准确描述、解释和指导出版实践，因此有必要向传播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和教育学借鉴相关理论视角来构建基于三大出版领域的出版学基础理论。
【关键词】出版学；理论建构；大众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教育出版
出版学基础理论作为出版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中外学者对出版学基础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形成了许多理论成果，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出版学的理论建构还未能像传统经典学科那样成熟、完善。目前，学者多从概念界定、学科边界和定位、出版功能和研究对象五个方面研究出版学基础理论[1]，但尚未考虑到出版作为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其三大领域（即大众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教育出版）之间在出版物形式、运行机制、盈利模式等方面差别较大，当前的出版学理论难以指导、甚至不能及时归纳和解释各个出版领域的具体实践。出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出版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出版学的发展的重要原因。本文在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从出版的三大实践领域建构出版学理论，为完善出版学理论建构提出新的思路。
1 基于三大领域构建出版学基础理论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对于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外界关于“出版无理论”的声音一直存在。这反映了外界对于出版学科认知不足，也说明出版学界对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缺陷。从研究成果来看，相对于出版基础理论的研究，学界对应用对策的关注更多，“重术轻学”的现象仍然存在。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学科定位不清晰。为出版学争取相应的专业地位是国内出版学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关于我国出版学科的定位，有学者认为其应设置在新闻传播学或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的二级学科之下。有学者建议将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改成“文化与信息产业管理”，出版学设置为二级学科，获管理学学位。[2]也有部分学者建议将出版学科作为独立自主的一级学科，认为出版学具有区别于其他一级学科的明显特性，且我国出版实践要求出版进行学科升级。二是学科边界模糊。[3]对于出版学是否有清晰的边界，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近几年关于出版学科边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探讨上，主要有从属、独立、交叉三种观念。张志强从学科分类角度论证了出版学作为编辑学上位学科的合理性，认为编辑学从属于出版学；[4]王艳等从实用的角度提出编辑学和出版学是两门彼此联系又分别独立的学科；[5]赵均认为，在教育部专业调整后的“三合一”现状下，出版学和编辑学在不断融合，可将其统称为编辑出版学，两者没有分开讨论的必要。[6]本文则将编辑学放在出版学框架里来讨论。三是出版学基本知识体系和概念不成熟。目前国内关于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理论建构不足，在基础研究领域并未形成核心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学者主要探讨出版学科地位、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学科地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探讨；对学科研究对象的探讨还局限于学科内部，存在理论体系陈旧、与实践脱节等弊端。四是关于“出版”的概念一直未形成统一定论。而今在媒介融合大环境下，出版物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结构在不断更新和变化，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使得“出版”的概念更为混淆。从环节论到本质论，再到版权论，学界对“出版”的概念界定不一而足。
国外对出版学的研究主要基于3个视角；一是新文化史视角，即“书史研究”（book history study）；二是产业和经济视角，即从出版产业和企业的经营角度研究出版的静态特征和动态发展；三是从受众角度研究读者和用户的阅读行为。美国书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其经典论文《什么是书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书史就是研究印刷媒介的社会与文化史。”[7]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是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出版人、出版物、出版机构、出版活动、读者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的联系。基于新文化史研究出版，内容庞杂，本身具有多样性、零散性和非系统性特征，富有批判精神和系统意识，但不具有建构出版学基础的理论自觉，甚至并不特别将出版作为一个独特的学科门类看待。而在产业和经济视角下，出版业和出版机构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和样本被观照的。尽管不少国外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版产业整体发展状况和具体出版社经营情况进行了详尽数据收集和定量比较分析，但这些研究的基础都是出版业作为产业与其他一般工商产业相同的共性，即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其经济属性上，并未考虑到出版业的文化属性，更遑论将出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进行理论构建了。对于阅读行为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心理学、教育学等角度关注阅读的过程和机制，多使用实验的方法如眼动实验、脑电波实验、阅读理解测试等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与出版学基础理论构建距离甚远。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使跨媒介融合成为出版业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以传统媒介生产流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出版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前，全球出版业正处于技术更替、管理创新的巨变之中，亟须出版学基础理论对其进行指导。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改变了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再造了传统出版流程，移动阅读、在线教育等新出版业态方兴未艾，数字出版、自媒体出版、众筹出版、语义出版等新出版形式已超出传统出版理论能解释的范畴。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出现使出版内涵越来越丰富，其外延越来越宽泛，学科主体领域得到扩展，出版学研究边界泛化，这对出版学相关概念和命题的重新定义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2 大众传播理论对大众出版的适用性
大众出版是指面向大多数普通读者，满足大众日常生活信息获取、休闲娱乐与文化体验需求的出版，是与普通读者关系最密切，也是最活跃、最丰富、最多元化的出版领域。大众出版载体类型多样，有传统的书报刊，也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出版物。
从内容上看，大众出版具有普适性、通俗性和非专业性的特点；从主题上看，大众出版具有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其题材广泛、种类丰富，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从受众群体来看，呈现出异质化、分散化和不稳定性的特点，这与大众群体自身特性相吻合。相对于学术与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领域，大众出版受市场需求价格弹性的影响更大，更接近于快销品。可见，大众出版与专业与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存在较大差异，有自己独特的场域及其作用规律（如图1所示）。
图1 大众出版场域示意图
根据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从场域斗争的本质来看，大众出版属于大众传播的一种方式，可以用大众传播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实践。所谓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8]。目前来看，主流的大众出版也是通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如出版社、具有网络出版资质的平台等）运用一定的传播技术（如印刷、互联网分发等）和产业化手段（如明确的分工和价值产生环节），以社会上的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出版活动。因此，大众出版与大众传播密切相关。
首先，大众出版是大众传播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出版是现代媒介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物特别是大众出版物的普及，不仅直接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还一定程度提高了社会公众的整体文化水平，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具有理解力的受众。相关传播学理论也专门强调了传统和新兴的出版形式（书籍和电子出版物等）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印刷术的发明开启了大众传播时代。另一方面，出版活动的本质是知识信息的传播。出版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将经过加工整理并大量复制的内容产品广泛向受众传播。从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将其放置于传播学理论框架进行讨论也有其合理性。
其次，大众出版物具有大众媒介属性。大众出版物大众传媒化贯穿了整个生产、流通、传播和消费等环节。从大众出版物的发展趋势来看，其大众传媒属性不断深化和发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赋予大众出版更多平民化、社交化和扁平化特征，自媒体的出现更是将大众出版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出版。从大众出版产业发展来看，大众出版业与大众传媒业融合日益紧密。数字时代下的大众出版业正发生着新的业态变化，媒介内容和传播渠道高度融合，大众媒介的边界日趋模糊。从理论研究来看，学界对大众图书的大众媒介属性形成统一认知。在国内，学界以传播学作为出版学的理论观照成为主流，将大众出版视为大众传播行为。在国外，书史研究成为佐证图书大众媒介属性的理论参照，书史中的“书籍即媒介”观念，也推动了人们对大众图书大众媒介属性的认识。
最后，大众传播理论在大众出版领域可以得到具体应用。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提出的构成传播过程的五要素，即传播者（控制研究）、讯息（内容研究）、媒介（渠道研究）、受众（受众研究）和效果（效果研究）可以引入大众出版，分别对应出版主体、出版内容、出版渠道、读者和效果分析。从传播者角度出发，可借用控制研究来考察各种制度和制度因素在大众出版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体传播过程的微观研究，包括作为出版主体的施控过程和其受控研究；二是社会制度对传播过程的宏观研究，主要研究出版机构受经济、文化、技术控制等因素及出版伦理规范。具体如将把关人理论作为出版主体的分析工具，把关人所具有的检查、加工、意识形态导向、“桥梁”、评价功能可用于大众出版的质量控制研究；可借助宏观控制研究来分析出版伦理。从讯息角度出发，可借用内容研究来分析信息环境。可用信息交流与符号理论来分析数字出版物的内容和叙事方式，赋予内容文本能指与所指意义。从媒介角度出发，可借助渠道研究分析出版渠道相关内容。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有两层含义，一是包括语言、文字、书籍等在内的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二是从事采集、加工、制作的社会组织，在大众出版中分别对应为图书和出版社。“媒介即讯息”理论可用于分析数字技术带来的出版物形态变化，自助出版等依赖新技术出现的出版形式开创了出版的新方式。从受众角度出发，受众研究关注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在大众出版中对应“读者”。具体可用分众理论作为大众出版领域细分的理论支撑。从传播效果角度出发，效果研究是指传播行为实现传播者意图的程度。具体可用使用与满足理论来分析大众出版的读者行为；议程设置来分析主题出版的选题思路。
3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理论对专业与学术出版的适用性
专业与学术出版因其作者及读者的专业性和学术性而得名，其内容由某一学科和专门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加工生产过程中要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以保证质量，其读者和作者往往是同一高度细分知识领域的顶尖群体。因此，专业与学术出版具有天然的“高冷气质”和“象牙塔属性”——并不面向大众，也不用考虑对大众的传播效果。专业与学术出版的同一专业和学科间的关联度高，不同专业和学科间的界线与壁垒十分鲜明，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在数字出版的浪潮下，专业与学术出版由纸质形态向专业数据库和数字平台形态转变最早最成功，是三大出版领域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领域。
专业与学术出版不仅提供图书、期刊、数据库等内容，还提供专业技能、解决专业问题的信息和服务（如图2所示）。专业人士和科研人员依靠专业与学术出版传播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交流、获取专业知识。专业与学术出版虽然受众较窄，但其内容资源稀缺、出版质量高、信息附加值高，因而平均利润率在三大出版领域里最高。而且专业与学术出版数字化程度高，路径依赖强，对基础设施有一定的要求，内容具有国际通用性（例如科技论文的英语出版），通常采取机构订阅的盈利模式或基金资助作者出版的反向盈利模式（如开放获取出版）。上述特征导致少数跨国公司垄断市场，其学术出版板块中的STM出版是国际化程度最高也是垄断程度最高的领域。
图2 专业与学术出版场域示意图
专业与学术出版的内容是知识，对象是学术科研人员和行业专家，与图书情报和档案工作有着天然的连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工作以收集、整理、储存、利用文献、信息为基本内容。早期图书馆学研究只是简单进行文献描述工作，图书分类思想方法促使图书馆学研究向深入研究转变。二战后，图书馆学的范畴推广到了情报学领域，其研究重心从文献转向了文献内的知识，对图书的研究也从物理描述、实体管理拓展到了对知识内容的分析和传播研究。21世纪，图书资源的数字化成为图书馆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同时情报学的研究正在从信息处理向知识处理转移，明确提出了知识处理的五大方面，即内容知识发现、知识组织、知识精化、知识表示和知识传播。专业与学术出版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而信息产品的价值在于信息本身，何种载体负载信息影响到的只是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信息服务才是专业出版的基础功能。现今，专业与学术出版已经完成数字化转型，实现对基本知识单元和同源异构元数据的细粒度多元化加工再造，通过把具有关联性的知识元进行标记、索引、链接，最终实现有机整合，实现知识系统化和结构化。
专业与学术出版的过程是知识组织与传播的过程，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主要研究知识处理，与出版在工作性质上有相同之处。图书情报机构在专业与学术出版中占重要地位，图书馆是学术数据库的主要订阅用户。专业与学术出版的作者与读者是同一群体，区别于其他两种出版领域。因此，图书情报学的相关理论在专业出版领域建构出版学基础理论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具体而言，科学交流理论和知识组织理论可以为专业与学术出版基础理论构建提供借鉴。
科学交流系统是一个进行学术研究和创作学术作品、评估其学术质量、传播给学术团体并且为未来的长期使用进行保存的系统，是一个促进学术和研究的共享系统。[9]荷兰学者罗森道尔（Hans E Roosendaal）提出科学交流系统有四种功能，即注册（Registration）、认证（Certification）、通告（Awareness）和存档（Archiving）。[10]学术交流分为正式的学术交流和非正式的学术交流。[11]正式的学术交流是指凭借正式的学术文献进行间接的科学知识交流，期刊和专著是正式科学交流的主要媒介，由出版商组织严格的同行评审流程；非正式交流主要是指学者或学术团体间的交流活动，近年来，随着数字信息和网络通信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日益兴盛，网络信息交流方式在科学信息交流中得到广泛运用，非正式渠道在科学信息交流体系中的地位逐渐获得提升。基于学术社交网络的学术交流模式、理论和实践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基于在线生成的各类学术交流数据的替代计量学成为信息化环境下的一种新的知识交流理论和科学影响评价的方法。[12]学术出版传播最新科学知识，为科研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信息，学术社交网站和替代计量学是学术出版研究和服务的对象，科学交流系统理论适用于学术出版。
知识组织是指对事物的本质及事物间的关系进行揭示的有序结构，即知识组织是指对知识客体所进行的诸如整理、加工、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使知识从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降低知识增长导致的知识分散化过程，其目标是促进知识传播与利用。[13-14]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数字科技文献爆炸式增长，信息获取日益方便，然而海量数字资源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严峻挑战，一方面导致了获取有用信息的日益困难，海量信息资源与碎片化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制约有效信息选择与知识获取的首要障碍；另一方面，数据和信息层面的内容描述方式和以“文献”为单位的科学文档已经无法满足不同知识颗粒度的科研需求。知识组织使知识得到规范化的组织，对专业出版领域的知识信息加工整理以及知识服务有借鉴意义。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等学术文献，知识丰富、质量可靠，是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重要信息资源类型，但以文献为单位的粗粒度知识组织并未很好地挖掘文献中的知识，文献中知识被发现的概率并不高。知识挖掘和语义出版侧重内容层面的知识要素抽取、结构化描述与语义关联，发掘并丰富文献内部的知识内涵，支持可操作和结果再现，并且实现大数据环境下知识点的广义关联和集成，[15]极大地提高学术交流效率以及新知识的发现概率，是学术出版的发展趋势之一。
4 教育学理论对教育出版的适用性
教育出版是指与学习、教育及培训有关的出版活动，内容一般经过系统组织，主题具有系列化、规范化的特点，是一种产品最模式化、标准化，而过程最复杂、计划性最强的出版。[16]教育出版的本质是教材、教辅、教具、教学方法、教学资料和教学过程的组织、序化等，其主要功能是提供教育内容，满足人们的知识需求，不同于专业与学术出版，教育出版直接体现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负有社会教化功能，受行政力量掌控。教育出版与学生、教师、教育技术、教学材料和学习过程密切相关，因此教育出版领域的基础理论构建应该吸收借鉴教育学框架和知识。
教育出版的类型可分为低幼教育出版、基础教育出版、高等教育出版、职业和终身教育出版四种。教育出版面向全年龄阶段，可根据用户特征和需求来区分不同子市场。如低幼教育出版是（又称学前教育出版）以0—6岁的学龄前儿童为读者对象，实现早期教育目的的出版子市场；基础教育出版是为满足中小学生对教材教辅的需求的出版子市场；高等教育出版立足于高等教育，致力于为高等学校提供教学素材、内容和相应服务；职业和终身教育出版是服务于读者继续教育需求的出版子市场。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对教材内容和教育出版理念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基础教育出版市场的生产方式以计划为主，很大程度上受统治阶级和行政管理部门等力量干预，其教材费用由国家财政支持补贴，国家供给性特征显著。教育出版的发展受教育理论、教育技术、资格认证等因素的影响颇深。教育出版物的设计应体现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案，反之，教育理念也会影响教育出版的设计和研发，如低幼教育出版物遵循蒙台梭利教育法、多元智能理论和感觉统合教育理论等教育理念，就会有配套教材教具为儿童量身打造专属环境；教育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教育出版内容的编创、教育出版资源的组织和教育内容资源的发布；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相关行业培训取得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受国家资格认证标准的影响。教育出版还具有强烈的学科特征。教育出版市场随学科性质和课程设置的不同有进一步区分，如语数外教材、计算机培训教材等体现了巨大的学科差异，这些科目也更容易针对不同层次的课程进行教材教辅的编写设计。教育出版场域如图3所示。
图3 教育出版场域示意图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在《发生认知论原理》一书中，从对儿童思维认识的发展开始，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将儿童智力发展划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从个体认识发生角度说明儿童的认识活动是儿童自己的行为，为活动教学奠定了较为科学的理念基础。[17]教育出版的出版物内容具有阶段性、层次性和递进性的特征，教材教辅出版物依据学业层次可划分为小学生教材、中学生教材和大学生教材等。教育出版物编写审定时可参照认知发展阶段论，关注不同年龄层次的受众对象的不同出版物需求。把受众看成是主动的知识接受者，充分尊重受众的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其学习的主动性，出版的教材不仅应适应学生认知的发展，而且还应该促进学生的认识发展。
20世纪中期，媒体技术的兴起和教育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促进了教育技术学的兴起。视听教学理论的代表人物爱德加•戴尔（Edgar Dale）认为由直接到间接，由抽象到具体获得知识与技能比较容易。心理学家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根据自己的操作性条件发射和积极强化理论，设计教学机器，后来他的理论被应用于电子计算机，计算机辅助教学兴起，催生了多媒体教材和数字教材。由此可见，教育技术学理论影响教材的形态。教育出版应该实时关注教育技术学的相关理论，适应学习方式的变革，不局限于纸质图书的出版物形态，出版应用于数字化学习的教育出版物。另外，教育出版物主要应用于教育，在内容编写、审定和使用时，应结合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和教育心理学，出版适应教学方式、辅助教学完成、提升教学效果的出版物。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出版的发展方向深度融合，是教育出版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改善了教育出版的产品和服务。应用语义网、对出版资源进行标注的本体技术等教育资源组织技术的应用，可通过对教育资源进行有层次、多粒度、关联丰富的组织和呈现方式，实现对用户的全方位、多层次受教育服务，同时对传统教育出版进行线上扩展。教育资源发布技术的使用影响着教育出版平台建设和出版资源的发布方式，教育出版商纷纷搭建在线平台，开发数字内容。
5 基于三大出版实践领域构建出版学基础理论的挑战
理论体系是指某一方面理论的整合，用来解释一种现象或一系列现象的集合，蕴含着一门学科的概念和联结这些概念的判断，通过推理、论证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逻辑系统。从科学研究领域来看，建构一个公认的、权威的理论体系一直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对出版实践和出版理论成果的重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理论体系称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但由于认识和方法方面的局限，我国现代出版理论体系建构仍未成熟。本文虽然从具体实践出发，分三大领域构建出版学理论，弥补了传统出版理论建构对现实观照的缺失。但另一方面，分领域建构出版理论是否会使研究对象不够集中，从而导致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被稀释和分化？多学科理论视角的引入是否会导致出版理论建构重叠和混乱，给认识出版学带来困扰？这些问题都对本文的建构逻辑提出了挑战。
理论是将实践中的认识和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理论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共性，而客观事物则千差万别，具有丰富的个性，理论建构的概括性和实践发展的具体性之间的矛盾使统一的理论构建难以对实践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要求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要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力争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统一。
出版学发展到了应当反思理论建构的阶段，基础理论不能停滞不前，本文尝试将基础理论建构的研究视角从“学科”转向“领域”，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对出版学基础理论构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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