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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智库运行机制研究

2019-11-15 来源:《科技与出版》
  【作 者】张新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智库运行机制是新闻出版智库建设、发展与壮大的内在逻辑主线,是智库进行独立评价、担任高端人才蓄水池的制度保障。我国新闻出版智库运行机制由成员管理机制、成果推广机制、资金筹募机制、旋转门机制和智库评价机制构成。专家管理和专家助理机制、规范的智库成果推广机制、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筹募机制、人才交流的旋转门机制都属于新闻出版智库的代表性机制。新闻出版智库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推广旋转门机制的适用范围,需要在客观评价、独立评价、全面评价的指引下继续完善和优化智库评价机制。不断建立和健全前瞻性、务实性的智库运行机制,才能将新闻出版智库资政献言、辅助决策、引领产业的价值充分挖掘和实现。

  【关键词】智库;出版智库;新闻出版智库;智库运行机制;旋转门机制;智库评价

  智库运行机制,是新闻出版智库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关系到新闻出版智库辅助决策、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实现,关系到前瞻性、实用性的专家智慧和智力支持的持续提供,关系到专家队伍的稳定性与扩展性,关系到智库的话语权体系,关系到研究范畴是否立于时代前列、是否能够回应时代要求。

  新闻出版智库的运行机制,包含成员管理机制、成果推广机制、资金筹募机制、旋转门机制、评价机制等;新闻出版智库运行机制的共性在于对内聚焦于意识形态领域,致力于提供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智力支持,始终围绕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和产业繁荣而建言献策;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好声音,塑造中国话语体系,积极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从图书、期刊、报纸等作品层面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但因新闻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社会效益的刚性约束等特点,相较于其他行业智库,新闻出版智库运行机制又具备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正是这些鲜明的特点,使得新闻出版智库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昂首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林。

  1  成员管理机制

  新闻出版智库成员管理机制包括对自然人的管理和对组织体的管理,对自然人的管理又分为专家管理机制和专家助理管理机制;对组织体的管理主要涉及一般智库会员单位和核心智库会员单位。

  1.1  自然人管理机制

  专家作为智库建设的龙头工程,是智库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智库长期运转的第一资源,负责智库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的生产和传播,往往决定着一个智库的格调、层次和走向,决定着智库能否解决新闻出版智库领域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随着媒体融合的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新闻出版智库倾向于选择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别的专家,因为这些专家在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媒体融合方面,具备“第三只眼”看出版的能力,往往可以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新闻出版智库专家的管理机制,涉及专家的遴选、评估和考核。专家遴选机制需要设定严格的指标体系,入选专家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理论研究指标、实务业绩指标和行业影响力指标;同时要对所入选的专家进行动态评估,保证专家队伍的流动性、思想的先进性、实务的引领性和政策的指导性。[1]专家评估机制,是指对专家在特定时间内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的进度、成果交付物以及成果转化方面的评价,抑或实际业绩的考量、政策出台方面的贡献度等。专家的动态评估有助于新闻出版智库保持专家队伍的新鲜血液,能够实现新闻出版发展智慧、思想的延续、传承和扬弃。专家的考核机制,包括专家的综合指标考核和单项指标考核,例如,对科研论文的产出规模、质量、影响力,专著的出版规模与质量,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行业级课题、项目的情况的考评,申报内参采纳情况,对行业发展的政策制定、整体贡献度、具体推动力等方面的评估。实践证明,专家助理作为新闻出版智库的行政人员,是连接智库研究客体(项目、课题)与智库研究主体(专家)的桥梁,其主要职能是协助专家开展科研工作,提高科研效率,把握智库思想产出、智慧成果的策划、产出和转化进度。专家助理机制是新闻出版智库运转的重要机制之一,负责推动智库科研工作的具体运转,是智库专家与智库本体、智库主体与智库客体之间的机枢与纽带。

  1.2  组织体管理机制

  智库的组织体,是指长期为智库运转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智力支持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科研院所。对组织体的管理,涉及对新闻出版智库的一般会员单位的管理,对常务理事单位、正副理事长单位等核心会员单位的管理。组织成员管理机制往往与智库的资金筹募息息相关,涉及新闻出版智库的捐赠、赞助等经费情况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组织成员的稳定与成长非常重要,这关涉智库的长久经营和发展。

  组织体的管理机制,无论是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有着较为成熟的管理经验,实践运用也较为成功。2019年8月,融智库作为单体型智库,选出了苏州梦想人科技作为理事长单位,河北领先文化、富雷姆科技、深圳金大智能作为副理事长单位。企业智库中的媒体型智库,也把组织体作为重要的运行机制加以对待,例如,《科技与出版》杂志2019年度共确认了45家出版单位、2家企业、11家院校作为其协办单位,分别为期刊的经营与发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支持。

  2  成果推广机制

  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是新闻出版智库的价值所在、影响力所在,也是评价智库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新闻出版智库的思想产品供给或曰新闻出版智库的成果产出,包括新闻出版业的标准规范、科研报告、咨询建议、顶层设计方案、线上课程、公开出版物等。

  新闻出版智库的成果推介,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机制:

  其一,智库报告。智库报告是智库成果推广最常见的产品机制。优秀的智库报告,往往因其开创性、前瞻性、引领性的观点和理论而产生“洛阳纸贵”的效果,同时会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溢出效应。智库报告的核心观点或主旨甚至会成为国家政策、行业政策制定的内在精髓,或上升为相关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等。2017年,中国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苏州梦想人科技共同完成了《AR技术在出版业应用研究报告》的政府委托项目。该项目的延伸成果——《AR出版物标准研究》获批江苏省社科联2017年度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一等奖。该项目的核心要义——3D模型、AR编辑器、输出展示系统,在经过企业标准研制、行业标准立项与制定之后,于2019年7月1日以《出版物AR技术应用规范》(CY/T178-2019)行业标准的形式正式发布实施。

  其二,智库出版物。智库出版物是智库成果推广的重要机制,每个智库都高度重视智库成果的出版、发行工作,采用包括报纸、期刊、图书、网络出版物等多种形式。公开出版发行的方式,可以有效提高智库产品的影响力,扩大覆盖面,将智库的新观点、新思想面向不特定的大众群体加以传播,进而起到提高智库品牌度和美誉度的作用,同时也成为智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融智库,已连续出版了2部《中国新闻出版智库论文成果集》。兰德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在期刊上发表论文3100篇,出版了近200部书。[2]布鲁金斯学会每年出版50本新书,大多是就商业、经济、政府和国际事务等重要公共政策问题提供介绍和建议[3]。

  其三,政策制定与颁布。将专家智慧与智库成果上升为国家意志、上升为新闻出版领域的政策,是智库成果最重要、最权威的推广机制,也是智库辅助政府决策的最佳体现。新闻出版智库成果或者专家的新观点、新思想,有时也会适时地上升为政府政策,成为影响政策制定、辅助决策的重要思想源泉。我国新闻出版转型升级的三部曲——技改项目、特色资源库和运营平台,是政策界、理论界、实务界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分别催生出了2013年、2014年、2015年的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项目政策文件。北京市开辟首个数字出版职称序列——数字编辑,也是在上百名专家在历时数年的思想碰撞中形成的多层次的智慧成果。

  其四,标准文件。新闻出版智库通过申报、起草、获批和申请发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或项目标准的方式,来发布智库成果,已经成为常见的智库成果推广机制之一。在这方面,截至2019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作为官方智库,累计主持或参与起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63项,工程标准7项。其制定、修订的标准数量最多,几乎涵盖了新闻出版领域的各个方面。一些新兴智库、企业智库也在跃跃欲试,以融智库为例,其先后获批了《知识资源建设与服务工作指南》等国家标准2项,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发布《数字出版业务流程与管理规范》《出版物AR技术应用规范》行业标准2项,承接国土、地质、外语、建筑、宏观经济等领域的企业标准近30项。

  其五,会议论坛机制。通过举办大型会议论坛,并在论坛上发布一系列智库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成为智库成果发布的重要机制之一。“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是融智库的品牌论坛,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三届。第三届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政务色彩鲜明,在中国出版协会、中国韬奋基金会、中国画报协会、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于2019年7月在吉林长春举办。论坛发布了《AR技术在新闻出版业的应用》《国际数字出版发展报告》等14项智库报告,为新闻出版理论、实务和管理领域提供了最新智力支持和决策辅助。目前,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品牌已经成为新闻出版行业年度性、延续性、战略性、高端化、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行业盛会和思想盛宴。

  其六,其他形式。在四全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新闻出版智库成果推广还可以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两微一端”、网络广告、培训授课等形式进行推广和宣传。

  3  资金筹募机制

  对任何类型的智库而言,资金筹募机制都是至关重要的运行机制。资金筹募是否充分、是否及时,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专家队伍的质量和数量,影响和决定着智库产品的品质和规模,决定着智库能否正常运转和长久经营。尽管新闻出版智库把高品质的思想产品、引领性的思想理论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但是这都离不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尤其是财务方面的筹措。我国新闻出版智库的资金筹募机制主要由政府购买服务、企业捐赠、经营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性收入机制构成。

  政府购买服务是一种重要的新闻出版智库资金筹募机制,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企业智库都高度重视该机制的充分运用。政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4]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每年的新闻出版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典范,其发布的课题往往代表当年新闻出版政策制定者最关心、最重视的产业发展方向。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优秀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项目,既带有奖励性质,也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体现。同时,每逢五年重大发展规划的制定和修订,国家出版基金等重大政策出台,新闻出版政府主管部门所开展的预研究课题等,都会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与各类新闻出版智库开展合作,进行战略研判和政策咨询。

  捐赠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智库运行机制。新闻出版智库往往通过发展一般、核心会员单位的形式,接受机构会员的捐赠和赞助;或者通过举办会议论坛的方式,收取承办企业的赞助费,来实现预期的捐赠收入。因智库的非营利性特征,捐赠往往成为新闻出版智库日常运营的重要收入来源,无论对于官方智库,还是对于民间智库而言,概莫能外。与政府购买服务相比,捐赠基金具有非计划性、非政府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捐赠基金在智库建设经费中所占的比例越大,智库对政府拨款以及其他外部资金的依赖性就越小,也越能维持智库本身的价值观和宗旨。捐赠机制运用得越充分,越有利于保持新闻出版智库的独立性,包括机构设置的独立性、思想产品的独立性和专家聘任的独立性。

  经营收入,既是维持新闻出版智库运转的日常收入,也是资金筹措的一种重要方式。新闻出版智库经营收入主要来源于出版物、智库报告销售、信息服务、科研课题、智库咨询等。经过多年的发展,作为企业智库的百道网,已经将业务拓展至书业资讯服务、书业招聘服务、智库报告撰写、智库咨询服务、会议论坛服务、视频授课服务等多元化的智库运营模式,服务范围包含书、报、刊各领域。多元化的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模式,为百道网的日常经营管理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4  “旋转门”机制

  所谓“旋转门”机制,是指智库专家的身份在学者、政要、商人进行两次或者两次以上“旋转”,以影响政府决策、促进智库发展的人才交流与成长机制。“旋转门”机制在智库运行过程中地位举足轻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学者在研究智库运行机制时,都绕不开著名的“旋转门”机制,“旋转门”人才交流机制是美国智库成熟、发达的关键性因素。[5]在美国,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这一方面将智库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转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换届中下台的官员提供容身之所,从而积蓄了很大的人脉资源。[6]

  我国社会智库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的“旋转门”制度,与党政部门保持联系。[7]我国新闻出版智库的“旋转门”机制运用比较好的情形是: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借调”“挂职”等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的流通与互动;许多退休、离职的政策制定者,加入协会型智库、企业智库或者是高校智库,继续贡献专家智慧,提供智库咨询,承担智库科研任务。这些情况,在国外也经常发生,例如基辛格、赖斯,都是在卸任后从事研究工作,成功成为嫁接权力和思想的桥梁。国内新闻出版领域的在职人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在学术、商业、政府之间流动与旋转的案例还比较少见。换言之,智库成员身份在不同领域、界别之间的稳定性较强,而流动性不足。

  新时代呼唤高端智库新发展,新闻出版智库应不断发挥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智慧支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凝聚智慧的作用。四全媒体时代,应守正创新,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即加强新闻出版领域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与企业智库之间的衔接互动,促进不同类型智库成员之间的旋转交流,进而起到相得益彰、相互启迪的作用。着力解决民间智库资政能力相对较弱的问题,可以促进决策层与智库之间的人员流动。在经过全面考核与评估之后,政策制定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为新闻出版智库人员提供挂职、定期与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接洽等实际锻炼机会;引导智库人员辅助决策,了解或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充分发挥智库的“思想库”作用;最终通过智库作用的充分发挥,产生预期的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效果。

  5  智库评价机制

  智库评价机制,是智库建设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是智库深入高级发展阶段的必然遵循,是智库影响决策过程、引领产业先锋的重要手段,是智库独立性价值实现的重要机制。新闻出版智库评价机制,包括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包括对人的评价、对产品的评价、对技术的评价、对人物的评价以及对组织体的评价等;包括单项评价和综合性评价。越是公正权威的智库,越是具备战略眼光的智库,越重视评价功能的发挥和运用。历年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编辑协会、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等发布的各种奖项和评比,都是评价功能实现和外化的结果。

  新闻出版智库评价的首要原则在于客观性。评价的基础是数据,依靠信息与数据说话,而不是从主观出发,凭个人好恶去评价一个人、一个产品或者一家企业。评价的第二原则是独立性,要独立评判,依据掌握的评价对象的相关数据进行评判,不受到其他意志的干扰和影响。评价第三原则是全面性,这一点在大数据语境下显得尤为重要,要对拟评价的对象进行全方位的数据采集,在确保数据全面、准确的前提下,设置合理的权重,通过算数平均、加权平均等办法进行统计打分,进而获得相对全面的用户画像。

  自新闻出版转型升级工程启动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在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等机构的牵头下,先后启动了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中国数字出版影响力人物、年度数字创新产品、年度数字出版技术、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等评价工作,分别涉及对人、产品、技术、人物以及组织体的评价。

  2018年12月,融智库委托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制定的《新闻出版业智库评价体系及评价指标报告》正式通过验收。根据报告,我国新闻出版智库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五级指标:一级指标2项,包括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二级指标4项,包括战略规划、组织管理、直接成果和间接成果;三级指标12项,包括智库属性、文化导向、人员机构、资金结构、技术支持、智库报告、标准制定、会议论坛、政策参与、社会传播、国际交流和成果转化;四级指标37项,五级指标91项。

  此外,该报告首次全面梳理了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50家党政智库、110家高校智库、138家企业智库以及140家社会智库,同时将42家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20家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列入智库名单。

  综上所述,新闻出版智库的建设与发展过程,是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社会智库与企业智库、单体智库与智库联盟共同探索的过程,也是新闻出版智库运行机制不断探索、尝试、建立、健全和优化的过程。我国新闻出版智库在成员管理机制、成果推广机制、资金筹募机制、“旋转门”机制和智库评价机制等方面已经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但是需要继续完善和健全,以真正实现智库辅助新闻出版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决议、引领行业发展先锋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新新.数字出版高端智库建构综述[J].科技与出版,2017(1):17-23.

  [2]朱瑞博,刘芸.智库影响力的国际经验与我国智库运行机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2(3):110-116.

  [3]安淑新.国外智库运行管理机制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1(5):88-92.

  [4]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EB/OL].[2019-08-07]. [5]朱瑞博,刘芸.智库影响力的国际经验与我国智库运行机制[J].重庆社会科学,2012(3):110-115.

  [6]杨尊伟,刘宝存.美国智库的类型、运行机制和基本特征[J].中国高校科技,2014(7):56-59.

  [7]储节旺,朱丽梅.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社会智库运行机制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6):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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