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报业：正视困境亟待转型_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

　　2014年是中国传媒市场格局与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革的一年，微信继微博而兴，手机移动互联网市场高速成长，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网络新贵，而传统广告与发行市场状态进一步恶化，导致报业经济效益持续走低，发展正面临空前困境。在中央相关部门的政策指导与推动下，报业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转型、创新、发展，相继出台媒体融合战略，以期通过融合促进发展。

　　回顾2014年中国报业发展状况，形势严峻，难题不少，报人应当正视困境，积极谋求转型发展，才有新的出路。

　　报纸品种只减不增堪忧

　　2014年1月１日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新闻晚报》正式停刊，这份原属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都市类报纸，创刊于1999年，当时目标是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新民晚报》正面竞争，以抢占上海报业市场可观的份额。在2013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合二为一后，竞争者成了一家人，而市场大势又不景气，兼并整合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上海报业集团的另一份报纸《房地产时报》也于７月宣布休刊，这也是房地产市场降温的直接影响。

　　上海文广集团的《天天新报》也在４月份宣布休刊，据称其发行量高达50万份，退出市场的原因显然也是看空纸媒市场。

　　2014年国务院为小微企业与新办企业注册登记广开方便之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企业数量的增加，以确保经济有可持续的活力。如果把新闻出版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照分析，显然成为一个薄弱环节。虽然最新统计数据的出炉还有待时间，不过， 2014年停办报刊的消息不断传出，而新办报刊的消息则几乎没有。

　　经过多年努力，主管部门逐步建立了报刊的退出机制，报刊的主管主办方可以停办报刊，但目前并没有建立开放的转让交易平台，只能在报刊业内部寻找下家。而在纸媒不景气的今天，报刊业外愿意出资购买报刊的即使有，也不见得具备报刊经营资格。这就是各地陆续出现报刊停办而刊号几乎等于永久放弃的原因。

　　对于文化产业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繁荣来说，报刊品种多多益善，近来的报刊停办风，值得业界警惕，有关主管部门也应加以重视。因为说到底，一个国家新闻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新办报刊。

　　老品牌小众报纸相继停刊

　　2014年中国报业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其中令人惋惜的是几家老品牌小众报纸的停刊。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的《杂文报》年底宣布停刊，官方说法是集中力量办好《杂文月刊》。一家报业集团拥有两张定位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报刊，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上个世纪末组建报业集团过程中，由于行政力量主导划转兼并，导致重复建设，事实上是一种自己和自己竞争的内耗。

　　此前，上海报业集团宣布《文汇读书周报》停刊，其内容作为一个周刊并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是国内读书类报纸中的老品牌，在文化学术界与出版界有着良好声誉。当然，其定位也决定了广告发行效益都很有限。作为市场导向的企业行为，《文汇读书周报》的停刊在经济效益上是合算的，不过，作为文化传播的阵地，此举得失就见仁见智了。

　　在成熟的报业市场，报纸的专刊副刊或附带杂志，既可以随主报打包发行，也可以由读者选择单独订阅。在细分市场里，相当多的读者可能只愿意订阅自己感兴趣的专刊副刊或附带杂志，而不想订阅一揽子整份报纸。

　　这一轮小众报纸停刊风，反映了纸媒的生存环境日趋严峻，各家集团的决策者开始理性地算经济账，把小众报纸视为鸡肋甚至负担，选择停刊。

　　至今中国报刊的刊号交易平台仍未建立健全，导致资源配置主要由行政力量主导，没有向业内开放，这种现状限制了刊号资源的再利用。而在现有报刊主管主办单位看来，自己已有的报刊都应付不暇，处于守势，大都无心再攻城掠地谋求新的刊号。而没有报刊刊号的单位，也无从得到相关信息，没有公开的渠道与窗口申请刊号。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５月21日《中国包装报》宣布停刊，因为连年亏损，中国包装总公司放弃了报纸经营权，将其转让给卫计委，变更为《中国家庭报》，资产与人员整体划转。

　　记者站回归采访本位

　　这一年，中央主管部门对新闻单位驻地方机构进行了清理整顿。2014年，有多起驻站记者被公开通报批评的案例，记者站成为新闻界不正之风的重灾区。

　　设立报社记者站，在计划经济时代完全是为了方便采编工作，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性报纸驻各地记者还主要以采写所驻地方新闻为主要业务，基本不涉及发行与广告。而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报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同级媒体不得监督同级党委工作的政策普遍实行后，来自上一级或中央级媒体的驻站记者，有了更大威慑力。而与此同时，报纸在市场中的生存压力也日趋严重，相当多的报社都给驻站记者压上了跑发行、拉广告的任务。这种一身兼二职，利用报社驻地方代表的身份，在完成采编任务之外还要完成经营任务，迅速改变了驻站记者的价值观。特别是正常发行与广告经营不善的报社，驻站记者就被视为报社经济效益的重要来源。

　　以往中央级报纸驻站记者并没有行政级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站长也就是副处级正处级，最高不过副局级，在干部管理上，记者站站长级别不高于管理驻站记者的记者部副职主任。但是，在报社对驻站记者的角色有了新的要求后，为了在看重级别的地方上工作方便，各报驻站记者都开始争取提高级别，很快各报记者站站长都与总部记者部主任平级，哪怕所负责的记者站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这样一来，驻站记者的官气与商气就在所难免，而官商结合在一起，经济上出现问题也就自然而然了。

　　记者站的问题根源在于采编与经营的界限划分，事实上，各地都有报社在实际操作中让记者编辑拉广告跑发行。2014年底被通报批评的张家口日报就是一例。据报道，2000年以来，张家口日报社以文件形式向包括采编人员在内的报社全体员工强制摊派《张家口晚报》发行任务，完不成任务者在工资中扣除全年报款。2013年初，张家口日报社成立“城建新闻部”“家居建材新闻部”“汽车新闻部”等13个所谓“专业新闻部室”，将采编与经营人员及业务混合管理，违反了“采编与经营严格分开”的相关规定。

　　显然，新闻工作的采编与经营必须两分开，让记者编辑回归专业本位，才是正途。

　　反腐运动波及报人

　　2014年最值得注意的大事之一，显然应该包括党中央出重拳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上到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曾任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高官，下到科处级贪污受贿上亿元的巨腐小官，中纪委每隔一段时间就公布一批查处违纪违法官员的名单，显示了中央严惩贪腐分子的决心与力度。报业也有多位老总或原老总涉案，有的甚至引发舆论哗然，如广州日报社原社长戴玉庆在2014年的两次开庭审判，每次都引起众说纷纭。过去若干年，报业内的潜规则与法不责众现象，导致了各报社高层管理者或多或少存在有意无意在经济方面踩线的行为，前些年南方都市报的喻、程案，虽然事出有因，但在法律上的突破口也就是内部奖金分配上有不够规范之处。

　　作为事业单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报社一直努力搞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但本质上社长总编辑仍然是党委组织部直管的干部，是不折不扣的官员，而现行报业体制又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法则运行，可以说，中国报业经济有先天性缺陷，是由官员来管理企业。这种模式，一方面让老总们可以同时得到官员与企业家两方面的好处；另一方面，也就必然隐藏着同时要受官员与企业家两方面的制约。报业老总成为常年走在河边的人，却被严禁“湿鞋”，这是非常严格的要求。

　　这一年，反新闻敲诈成为舆论焦点，报业成为重灾区。随着薛蛮子、黄海波等人嫖娼案第一时间在央视曝光，“上央视”成为一种有特定寓意的待遇。遗憾的是，这一年享受到这一“待遇”的报人不止一位，《新快报》事件与《21世纪经济报道》事件就是影响最大的两例，而陈永洲、沈颢等人之所以被捕，据官方消息，是涉嫌利用报纸进行有幕后交易的诽谤与敲诈。

　　报业转型的媒体融合战略

　　报业转型发展，走媒体融合之路的战略，是中央有关部门的政策精神，也是这一年来各级报社最为关注的头等大事。报业转型的动力既有自身纸媒深陷困境的内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的刺激。

　　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市值一度达到2314.4亿美元，超过了摩根大通、FACEBOOK和IBM。现在的阿里巴巴不仅在规模与效益上超过了浙江和北京的任何一家报社，甚至在收入上远远超过了全国报业收入的总和。据悉，阿里巴巴集团平台上半年总成交额达到9400亿元人民币，32.8%的交易在手机上完成，而收入同比增长9倍多。这样的实例，对报业来说是莫大的刺激。

　　阿里巴巴起步于1999年，在中国互联网市场算是老企业。新企业中也有快速成长的典型代表。陌陌2011年上线，截至2014年7月10日，陌陌总用户数已超过1.5亿。2014年11月8日，陌陌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IPO申请，拟融资3亿美元；2014年12月12日，陌陌科技登陆纳斯达克。一个前两年还被调侃为有某种含义的应用软件，就这样在我们眼皮底下成长为大公司。

　　由于网易对陌陌创业团队的公开批评，引发了一番骂战，而当事主角之一李勇是作为陌陌投资人身份出现的。大约10年前，搜狐网做过一期传媒业访谈节目，李勇当时的名字是李甬，还在一家国际企业家杂志任职，而他起步的地方是工人日报社。由报而刊而互联网，李勇是这一职业路线的典型代表。这也是许多传统媒体人离职创业的路线之一。

　　内因外因的刺激都在迫使报业对媒体融合，也就是移动互联网市场刮目相看。

　　2014年7月，上海报业集团“澎湃新闻”全面上线，这是上报集团新媒体重点项目。“澎湃”坚持原创，是全新的新闻产品。据称，“澎湃新闻”的客户端下载量已超过200万，日均访问超过200万人次，日均页面访问量达1400万。这是国内报业转型媒体融合最为引人关注的案例。

　　从中央到地方，各家报社紧锣密鼓，都开设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成立全媒体工作室，但实质来看，除少数几家，大部分报社从机制到人才都基于原有模式，新瓶装旧酒，味道也就是老味道，缺少新意。而且，更多项目只是一种完成上级指示任务的工作姿态，并非真正的市场行为。

　　客观地说，报业热衷于发展融媒体，在现阶段更多的是一种紧跟政策形势的潮流，一些报社连纸媒的市场资源都没能充分开发利用，在这种心态下，搞哪种转型都可能是白费力气。酒不受市场欢迎，换什么瓶来装也没用。

　　（作者：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经济日报社新闻研究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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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报业：正视困境 亟待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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