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作家和作品构成了文学世界中的璀璨星空，那么，编辑就是默默将这些星星挂上夜空的人。从刚入行时的青涩懵懂、刨根问底，到今天的信手丹黄、游刃有余，近5年的编辑生涯，让我越来越意识到，编辑工作固然是需要激情与爆发的短跑，更是考验耐力与兴致的长跑；固然是文化创造与缔构的风光事，更是“一大堆文化细节”的技术活。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我与编辑这份职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高二那年。那时我被任命为校报记者站站长，主要的工作是收集学生投稿，选出优秀的作品上报，每每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白纸黑字被同学们传阅，我的自豪感溢于言表。高考填志愿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文系。大三时，编辑与语文规范的课程点燃了我尘封已久的热情。从那时起，我便在授课老师张国功的指导下，开始帮一些出版社校对稿件。
研二时，我加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成为了一名实习编辑。入职之际，江西南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球的考古事件——海昏侯墓的大发现。当时墓主人的确切身份还没有公布，但是考古界都将其指向了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因此，我社抓住了这一热点，策划了《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并计划在“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举行之际，同步上市新书。而彼时，距离新闻发布会不过3月有余，从选题策划、寻找合适作者、配合作者创作、编辑校对、图书设计到推出新书，都需要在短时间内全部完成。来不及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角色，我便和部门同事一起闭关，夜以继日地做书稿，最终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推出了作品。这段高度紧张的日子，让我迅速成长，在短时间内熟悉了出版工作。看到自己做的第一本书就成为了畅销书，与有荣焉。
每次看到自己用心血做出的新书摆在眼前时，我都会由衷感到一种沉甸甸的成就感和价值归属。很难说得清，自己什么时候对出版产生了这份情愫：在高中做校报时，还是在大学的课堂上，抑或是看到自己参与编辑的第一本书时？但我知道，这些年来，出版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我心中含苞待放的火花。
总得心安，才解眉间锁
虽然我热爱出版业，但很惭愧的是，研三毕业季时，我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与挣扎。
我深知自己热切地爱着出版，并从内心深处对文化有着敬畏之情，但是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只谈梦想和情怀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我明白，用薪资待遇来衡量一份工作的好坏是那么庸俗不堪，但是当下，这似乎成为了评判一个人工作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让人不能视若罔顾。那段时间内心的纠葛让我苦不堪言，我只好打电话向父亲求助，他说：“如果这份工作的报酬低于你的目标值，爸爸愿意补给你这个差值，我不希望你因为暂时的落差而放弃心中所爱。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最可贵的财富。”父亲的话掷地有声，解开了困扰我多时的心结，我终于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2016年底，我社在井冈山主办“儿童文学的潮流——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在与会作家、评论家和出版前辈的身上，我看到了情怀的魅力，看到了梦想的价值，也看到了童书出版这项事业的崇高。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思忖，作为一名童书编辑，我能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乃至出版业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吗？每每想之，百感丛生。会议结束的那天，我拿着梅子涵老师的《绿光芒》请他题字，他在扉页上写下了“编辑也有光芒”，那一刻我意识到，聚焦儿童文学的潮流，梳理儿童文学的走向，童书编辑责无旁贷。
有时候，可能无法丈量一个人、一句话、一段经历对于某种情结和理想的塑造，而这种情结和理想或许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一辈子的选择。《大学》有语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作为童书编辑，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一颗诚挚的心对待文学、对待出版、对待儿童，也一定能够发光发热、硕果累累。
物有甘苦，尝之者自识
2016年盛夏，我陪作家董宏猷重新修订《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其实早在2015年底，《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已经出版并获得了业界诸多好评。但是作者觉得其中有几个篇目不甚满意，于是提出了修订书稿的想法。此次修订，社里还是沿用了作者创作初稿时“编创深度合作、互助共谋”的形式，安排我去武汉协助董老师的创作。
8月初，我来到武汉郊区的一个农庄，陪伴董老师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创作之中。这期间，董老师的夫人易老师在房间不慎摔跤，需要紧急入院治疗。那时我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每天在协助好董老师创作、照顾好他的饮食起居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抽出时间去医院照顾陪伴易老师，让董老师安心创作。8月的武汉如同炙烤的火炉，我常常顶着烈日来回跑几趟，这一待就是一个月。现在回忆起来，没有丝毫的艰辛，反而是浓郁的思念与不舍。那段时间，我就像他们的女儿一样，与两位老师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有人问我这样陪作家创作累吗？我说累，但我更想说，值得，且心甘情愿。
司各特·伯格《天才的编辑》一书记录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编辑之一——珀金斯喜乐悲愁的传奇一生。他一手发掘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文坛巨匠，对不少作者的创作给予最真诚的支持和帮助。回想起那个夏天，我的一些行为似乎也与这位出版泰斗的做法相似。我没想过这是不是一个编辑分内的事，但是我甘心服务于作家，服务于文学，服务于才华，且义不容辞。后来，董老师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诸多大奖，我不敢妄言自己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作为编辑之一，我引以为傲。
道阻且长，然行则将至
2018年6月中旬，编辑部收到了杨志军的多部投稿。10年前，我曾被杨老师《藏獒》中侠肝义胆、英勇无畏的藏獒精神所震撼，被温和有力、悲悯仁慈的藏区牧民所感动，所以看到杨老师的来稿，我惊喜万分，迫不及待地拜读起来。其中一篇《原野藏獒》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作品虽然不是儿童文学，但只要稍作修改便非常适合孩子阅读。为此，我冒昧地写了一篇审读意见发给了杨老师。让人惊喜的是，这份审读意见不但获得了作者的充分肯定，并且触发了作者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情感记忆。于是作者将这份回忆倾泻于笔端，不到两个月，新书稿《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就完成了，杨老师在后记中不但将这份审读意见全文转录，还将编辑对作者的诱发与推动作用诗性地比喻为：“一切恩典总是在不声不响中成就着你，就像星光照亮了你的夜路，等你到达目的地时，它却悄然消失了。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你并不知道应该对星光说一声谢谢。”
看到杨老师的这番话，我深受感动。这些年，我写过的审读意见不计其数，但只有这一次获得了这种特殊的回馈。他将我最稀疏平常的工作放大，并将一直隐匿在作品背后的编辑迎上了舞台。他的肯定让我感觉自己对文化理想的坚持得到了认可，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作为编辑的幸福感。
然而，这样的幸福感越来越不易获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我虽然尚可算是出版新人，但也常常会在工作中感到茫然。纸质书的被唱衰，电子媒体的大行其道，出版业的商业化与产业化，大众阅读格调的低俗与矮化等行业现象，搅动着传统纸质出版的一泓春水。
作为一名耕耘在原创儿童文学领域的童书编辑，我也一直在找寻儿童文学中“值得看”和“愿意看”之间的平衡点。我倔强地认为：作为一名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编辑，我们要做有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的作品。尤其是童书出版人，如果为了追求销量而去迎合少年儿童尚不成熟的审美趣味，做一些缺乏生命力的作品，就是在源头上破坏了读者的人文空间。所以，我只能坚守出版理想，葆有丰沛充盈的激情，在出版的道路上步履不停，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