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千秋、董小玉：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摘 要】教科书是文化的载体和媒介，它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文化选择。文化选择是教科书编辑活动的灵魂，教科书编辑必然肩负着传承优秀文化的重任。实现文化选择需要编辑人员树立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并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融合数字化技术建设立体化教科书的具体路径中，提升教科书的文化品质。
【关键词】文化选择；教科书编辑；传统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了“兴文化”的使命任务。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新时代的教科书建设在“兴文化”的历史使命推动下必然面临如何做好文化选择的问题，因为教科书编辑的文化选择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教科书，关乎以德树人目标的实现，这对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选择是教科书编辑活动的本质体现
编辑活动是以传播为目的，对精神产品进行选择和加工的生产活动，文化成果经由编辑的选择优化向社会传播，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源远流长。文化选择是编辑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选择与对时代文化精髓的精准把握，是编辑最首要、最本质、最能与其他环节相区别的文化功能。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精神积累，凝聚着人类主体的价值创造，编辑将作者观点“编”入人类大文化之链，使个体的精神产品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精神产品潜在的价值就变为了现实的使用价值，这既是编辑对自身拥有文化的一种选择，也是对客观文化成果的选择，是两种选择的整合效应。
（一）教科书的建设需要文化选择
“书籍是对文化成果进行选择的产物”[1]，是承载和传播文化的一种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文化经由这一物质载体变得客观化、对象化后被人们感知和接受。教科书是基于经验传递和文化传播的需求而出现且具有特定教育意义的书籍，是从社会文化里特殊筛选出来的材料，是记载和传承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媒介。
教科书也是学校教育语境中课程实施所使用的语言文本，如果抛开对教师参与决定课程细节的要求以及课程改革的要求的话，教科书可以说就是课程[2]。教科书作为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从根本上来说，课程问题就是文化选择的问题。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学生施加社会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教育材”，也就是运用什么资料来对学生进行教育。人类社会创造和积淀的文化不可胜数，把它们尽数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之内，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而只能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取特定的部分作为“教育材”[3]。
“教育材”的选择，需要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对人类文化进行挑选，对一选定的文化内容进行系统化、组织化、逻辑化的加工整理，赋予已有文化以崭新的文化意义。教科书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存在和教育学意义上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校课堂上，正是教科书为教学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条件，也正是教科书确定了什么才是值得传承下去的精华和合法的文化”[4]。在文化的选择、传承、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文化阐释和文化彰显来建构和传播社会文化，既可以推动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也可以实现文化精华的积淀和传承。因此，文化选择成为教科书建设的本质需求。
（二）编辑活动中文化选择的应然诉求
编辑工作是出版事业的中心环节，每一部图书的问世都渗透着一系列的编辑行为。日本《出版事典》里界定“编辑”的概念为“以作品原稿为工作对象，进行创造性的整理编排，使之形成出版物的形态”。编辑工作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生产中的设计、组织功能，二是文化传播中的选择、引导功能，三是文化创造中的优化功能[5]。这三种社会功能都与文化选择息息相关。由此，从编辑概念的界定和编辑工作的社会功能可以看出，编辑活动的本质是以优化文化为目的的选择活动，它在语境层面上的基本内涵就是文化选择。文化选择是社会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在多种文化模式中选择和建立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6]，表现为自动撷取或排斥某种文化。
编辑活动基本的行为模式是依据明确的价值取向为实现某种理念而进行文化选择，这是编辑活动的最本质特征。编辑活动中存在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编辑主体是专门从事编辑活动的具备专业知识和编辑技能的人员，是文化的守护者和缔造者，是文化选择的执行者，在人类文化的选择过程中起核心主导作用；编辑客体是编辑主体在编辑活动中进行具体编辑的精神作品。文化选择自古以来就是编辑主体活动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使他们在编辑过程中彰显出孜孜不倦的生命力和主动性，缔造着记载和传承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整个文化结构和历史。他们在社会文化的动态传播过程中，把握时代文化的变迁趋势，立足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对编辑客体的文化价值进行审视、筛选和过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给新文化内容注入勃勃生机，并使有价值的古文化积淀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编辑活动中的文化选择是编辑主体在自身文化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以积累和传播文化为目的，对编辑客体进行文化价值的审视与认同、选择和加工。编辑与文化选择是一个互动的系统运动动态过程，文化选择贯串编辑活动的始终，选题策划、审稿、编辑加工等环节都离不开编辑的文化选择，这种选择是带有目的性和原则性的，选择的结果反映特定的价值取向。
二、教科书编辑的文化选择路径
“教科书之于教育，犹锄犁之于耕。无炮械不可言战，无教科书不可言教育。”[7]在每一本教科书的背后，都有一群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编辑人员，他们是连接广大师生和教科书文本之间的重要纽带。他们不仅和普通图书编辑一样，要具备必要的编辑基本知识和编辑出版的业务规范，而且比一般的图书编辑更具特殊性，因为其生产和加工的不是一般的图书，所以必须掌握学科专业知识、教育心理学知识，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和教科书编写能力，遵循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进行编辑，他们的工作质量直接决定教科书的出版质量。
近代以来，文化选择的语境是在“传统——现代”的框架中进行着，在当今时代，文化选择便需要在“民族化——全球化”这一更大的视域中进行。文化选择要求教科书编辑通过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促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并在优化当代文化的过程中突破本民族的地域局限，整合多元文化，融合数字化技术使教科书立体化，最终增进和拓展文化的共识性。
（一）传承：坚守民族特色，弘扬传统文化
对教科书的文化选择不能脱离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达五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是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自觉与自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一传统文化扬弃的客观与科学程度。”[8]对传统文化的客观评价和认识、认同和理解，决定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否能真正实现，而文化自觉的实现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批判、合理继承、勇于创新。古往今来，编辑就是民族文化的守护神，如果没有编辑，就没有流传至今的中华民族文化。
编辑自身要提高中华传统文化修养。首先，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多角度了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史，拓宽编辑的历史知识领域，深入认知历史，培养对传统文化的感性意识，这是提高文化修养和业务能力的前提条件；其次，掌握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知识，正确认识古代典籍[9]，拓宽文化视野，增强文化底蕴，以理性的思维方式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最后，要从教科书的内部结构维度和外部结构维度呈现传统文化内容，内部结构维度以文本内容为主，以信息、符号、插图为辅，外部结构维度以教科书的结构设置和模块编排为中心。
选择优秀文化使其转变为文化遗传因子。中华传统文化孕育于华夏民族所生存与依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教科书编辑应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在编写和组织教科书内容时，将选择出来的优秀文化转变为个体的文化遗传因子，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受这一文化遗传因子的影响。教科书编辑应当依据社会的需要、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发展水平，在认识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前提下，于纷繁的传统文化因素中选择优秀文化基因，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优化传统文化体系，使教科书受众在优秀民族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中将其内化为影响自身的文化遗传因子，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二）优化：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这段话强调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相通的重要性，也指明了正确进行文化选择的关键是认识和处理好传统文化、现实需要、未来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
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文化精华是现代文化的血脉和精髓，而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体现社会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现代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在现今的生活方式、科技水平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思想理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等方面的汇集。现代文化的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着继承性与一致性。
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文化中既有传统基因又有现代成分，今日的传统文化在当时的时代里也被称作现代文化，今日的现代文化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既血脉相连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任何一个社会都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改造，不可能完全破除传统。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连续性以及它不断的演进是植根于现代生活的现代文化的根基，其优秀成分的融注为现代文化提供着永不枯竭的源泉。文化选择不仅是从传统文化中选择优秀的因子，而且也要从现代文化中选择精粹的因素，运用现代的人文视角将优秀因子与精粹因素相契合，让契合点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桥梁，从而实现文化共赢。
赋予传统文化时代特征。教科书编辑应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突破陈规，运用创新思维实现对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和现代价值发掘，将传统文化与当代实际相联系，使传统文化因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优化现代文化结构的同时使传统文化尽展时代新姿、焕发勃勃生机，进而充分发挥文化整体对人的精神塑造、价值导向、民族凝聚、精神激励作用。
（三）融合：运用数字化技术，让科技点亮文化
教科书编辑在对文化成果进行传播和积淀的过程中明辨优劣，被誉为“教科书文化的选择者”和“社会主体文化选择的执行者”。当今时代，科技创新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促使文化表现形式更加多姿多彩。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大丰富了各类文化产品的表现力，文化资源得到更好的传播与分享。当文化资源和技术要素有机融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典籍便实现了数字化生存。数字化技术促进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不断丰富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孕育了新兴文化业态，助力文化内容的创新和发展。新数字文化时代的来临，鞭策教科书编辑应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更新编辑理念，掌握现代化编辑技术。
实现从传统学科型编辑向数字复合型人才转变。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手段，也为丰富文化内容、填补文化鸿沟带来了新契机。编辑人员掌握多种数字技术，运用网络的交互性和社交媒体将自身发展为数字出版的执行编辑，结合不同出版平台的特性，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网络的先进科学技术，实现“内容为王”和“科技引领”的高度融合，建构“教科书内容+文化管理平台+移动数字终端”的教科书立体化形态，促进教科书的数字化发展，广泛传播教科书的文化价值，推动立体化教科书成为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
学习和掌握数字编辑技术和数字编辑业务流程。数字化教科书编撰模式与传统纸质教科书有很大的不同，编辑过程更为繁杂也更为专业化。教科书编辑为更好地应对编辑工作的技术性要求，必须熟练运用数据库管理技术和信息化处理技术，将文化知识制作为高科技载体的内容，同时将技术与教科书的教学实践需要相结合，在内容的数字化转化模式上，以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为基本准则，满足教学的各项需求。
三、文化选择路径的实现基础
（一）树立编辑实践中的文化自觉理念
文化选择离不开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一种行为理念和文化认同，是编辑在文化传播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它建立在充分认识文化的基础之上，深刻把握着文化发展规律，表现为在文化积累中对社会文化的择优汰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0]从这段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自觉在根本上是充分认识和理解本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并在文化反思中建构本民族文化，寻求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正确道路，保持文化的民族风格。
教科书编辑应把文化自觉的理念自觉转化为内在的编辑行为，一方面深刻认识和反思、发展和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自觉地将自身的人文情怀、文化自信、专业学识和技能融入编辑工作之中，深入了解和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和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发展教科书“以文育人”事业，为社会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二）坚定文化选择中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民族精神自信的历史延续和升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不断交互融合，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变得多样化、复杂化，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的新形势、新变化给编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迎接新时代带来的新挑战，教科书编辑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编辑素质，做文化自信的先导、意识形态的战士，自觉增进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积累，掌握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中的精髓，为传统文化融入教科书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整合传统文化中影响编辑活动的文化因素，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选择在文化建设中所需的西方文化精品，把握全球发展趋势，突破传统的、历史的、地域的拘囿，将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世界文化纳入教科书的社会化传播体系，构建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注释：
[1]阅道隆,徐柏容,林穗芳.书籍编辑学概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4.
[2]奥恩斯坦,汉金斯.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3版.柯森,译.南京:汉苏教育出版社,2002:380.
[3]黄书光,王伦信,袁文辉.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文化使命.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93.
[4]阿普尔,克丽斯蒂安一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5.
[5]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出版专业基础•中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81-83.
[6]覃光广,冯利,陈朴.文化学辞典.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140-141.
[7]陆费述.陆费述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205.
[8]孙燕青.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定位.哲学动态,2012(8).
[9]黄攀伟.青年编辑提升传统文化素养的路径.中国编辑,2018(10).
[10]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2版.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