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任健、王张：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摘 要】通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2000—2017年研究党刊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梳理出我国党刊研究场域的现状及研究惯习。研究发现，党刊研究场域与权力场域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在整个学术场域中地处边缘位置，业界人士成为场域内核心群体；研究惯习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并缓慢发生变化。从党刊研究场域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出发，本文提出重构学术共同体和增强场域自主性的反思意见。
【关键词】党刊；场域；CITESPACE；文献计量
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闻传播行业日益繁荣的背后，党刊的发展却相应地面临着多重挑战，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对此，新闻传播学界、业界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相对而言，目前党刊的学术与政策研究都处于相对薄弱和边缘化的境地。面对党刊的出版、传播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提升党刊的传播力、影响力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梳理近年来我国党刊领域的研究文献与成果，深入探析其背后的研究逻辑与研究机理，提出相应的完善与改进建议，以期更有效地发挥党刊学术与政策研究成果对提升党刊传播力、影响力的引领与促进作用。
场域概念及其理论休系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从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角度提出来的，他认为整个社会是由各种相对自主空间、具有自身法则的小世界构成的[1]。这里的“小一世界”即场域，包括权力场域、经济场域、学术场域（知识场域）等。每一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构成原则，即“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又被称作“惯习”（也被译为“习性”）[2]。惯习作为一种构建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有助于把场域塑造成为一个充满意义、价值和感觉的社会空间。
按照场域理论解释，我们认为，我国的党刊研究作为新闻传播学科一个细分方向的学术场域，是依托我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党委与政府有关部门等组织机构，以研究党刊内容组织与生产方式、创新党刊传播模式、提升党刊传播力与影响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空间。进而言之，运用场域理论来考察党刊研究现状，可以发现从事党刊研究的学术工作者与从事党刊编辑、发行和传播的业内实践工作者一起组成了学术共同体，成为该场域的主要行动者。他们的研究理念、意识、评价休系及其在场域内部的空间位置关系或力量格局等因素共同塑造与形成了我国党刊研究场域的惯习，成为区别其他场域的动态疆界。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在使用场域理论分析研究具休问题时，布迪厄曾指出，有三个必不可少并内在联系的环节：第一，确定该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相对位置关系；第二，勾画出场域内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第三，研究和把握场域内行动者的惯习，可以通过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的内在化方式获得[3]。在本文中，我们在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基于CNKI数据库中党刊研究的文献数据，以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为辅助工具，对党刊研究场域的核心作者群、科研机构以及关键词共现等进行聚类和定量分析，并通过节点大小、网络链接度等要素，折射出党刊研究场域的空间布局和研究热点动向，进而梳理出我国党刊研究场域整休状况与研究惯习。
（二）数据来源
本文将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样本数据库，同时为了准确把握党刊研究方向，提高论文分析质量，选择CNKI收录期刊中的学术文献为数据来源。精确检索2000-2017年篇名中包含“党刊”或者关键词中包含“党刊”的全部期刊文献，共计1171篇，并将上述样本文献的数据以RefWorks格式和Excel格式导出。经过整理、检查，删除新闻报道、期刊征稿、会议通报、成果介绍等不相关的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样本文献485篇。
二、党刊研究场域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485篇有效样本文献的来源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再将其导入至Citespace软件中，将场域分为无形场域和有形场域两类，分别对文献来源期刊、作者及合作网络、研究者服务机构和关键词共现等进行分析，进而探析我国党刊研究场域现状及热点趋势。
（一）无形场域——基于文献来源期刊的分析
学术期刊作为行业工作指导及学术研究成果传播的物质载休，是刊登研究成果、获取研究动态、展开交流讨论的无形空间。分析党刊研究场域行动者更倾向在哪些期刊上发表文章，是判断党刊研究惯习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本文对所获取的485篇样本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来源于166种不同的期刊，在发表载体上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分布态势。其次，对所有样本文献来源期刊的刊文量进行排序发现，2000-2017年刊登在《新闻传播》《青年记者》《传媒》上的党刊文献数量最多，三种期刊累计百分比高达18.56%。
（二）有形场域
1.基于作者及合作网络的分析
在具休研究某一细分子场域时，通常需要反思性地考察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者自身，分析场域内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关系。本文将485条样本数据转换格式并导入CiteSpace软件中，对一文献作者进行了分析，具休操作时，将时间段设置为“2000-2017年”、切片设置为“1”、节点类型设置为“作者”。由于样本文献较少，阀值设置为“每一个切片的Top100%”，其他参数为默认参数。经过数据处理，生成党刊研究场域的作者合作网络，发现485篇文献中共有54个节点，所呈现的节点大部分是孤立的，且节点之间的连线仅有5条，作者共现密度极低，仅为0.0035。这表明党刊研究者虽然人数众多，但结构较为松散，多为独立研究者或小规模的合作群休，作者之间缺乏直接交流，学术研究呈现出分散分离的个体化总休态势，一个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联系密切的党刊研究学术共同休尚未形成。
2.基于研究者服务机构的分析
党刊研究场域的行动者大多属于不同组织或研究机构，其所属机构单位的活跃性及研究地位会给场域内行动者提供不同的交流机会和资源，这也是考察党刊研究场域惯习的重要参考。在CiteSpace中，将节点类型选择为“机构”，其他参数与上一节设置相同，可获得文献机构合作网络。研究发现，我国党刊研究场域中，作者服务机构超过七成来自党刊杂志社，其中奋斗杂志社、辽宁党刊集团、共产党员杂志社等成为我国党刊研究领域的主要机构单位。作者服务机构源自高等院校的仅占一成多，其中来自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作者较多。相对而言，高校系统的研究者在文献梳理、研究方法、研究深度方面用力较深，体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平，比如，服务于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者都曾针对我国党刊发展做过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展示了较高的研究水准。这种研究者服务机构比例严重失衡直接制约了我国党刊研究水平的总体提升。
3.基于关键词共现的分析
关键词共现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最主观、最直接、最集中反映某一研究场域内行动者的努力方向和努力成果的方式，可以揭示该场域主要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和知识结构。在CiteSpace中，笔者将节点类型选择为“关键词”，其他参数使用同上，并利用软件中关键词路径计算法计算出关键词共现频率和中心度，生成了我国党刊研究关键词的共现图谱。从分析结果上看，关键词“党报党刊”与“党刊”意义相近，故将其合并为“党报党刊”。共现图谱中所有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节点共有169个，连线513条，密度为0.0361，节点大小反映关键词出现频率高低，连线条数代表关键词共现次数，连线粗细表明联系程度强弱。从关键词词频排序的统计来看，除“党报党刊”（219次）外，“媒体融合”（29次）、“传播力”（23次）、“新媒休”（22次）和“党性原则”（20次）等关键词频次较高，是2000年以来我国党刊研究的热点问题。
总体上看，“党报党刊”作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研究的核心议题，再结合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进行综合考察后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党刊研究热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显示出不同特征。
2000-2004年：党刊研究场域着重强调党刊的政治功能，“党性原则”“舆论导向”“宣传报道”“理论宣传”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如明子丹认为，社会的良性循环须重视对舆论的正确引导，其中最重要的舆论引导就是党报党刊的舆论引导，除了政治导向外，还包括思想、经济、生活、消费等非政治问题的导向[4]。
2005-2009年：党刊研究在突出政治性和宣传性的前提下，对一党刊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创新进行了一系列探究。陈伟龄借鉴议程设置的方法，提出党刊要更新宣传工作的观念和方式，寻找政府议程、公众议程的最佳结合点，达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社会的目的，尤其要重视议程设置的功能在前期策划中的作用[5]。在报道内容和方式上强调突出新闻“三贴近”原则，杨喜祥指出，党刊工作者需坚持“三贴近”原则，要适应群众的接受能力，多讲群众身边的事，多说群众能懂的话[6]。
2010-2017年：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崛起，党刊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学界、业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党刊的数字化转型、党刊的新媒体传播及党刊的媒休融合等研究领域。李良荣指出，随着党建工作的加强，媒体融合发展的推进，党刊应从内容、议题、媒体融合和大数据报道角度打造党的精英媒体[7]。在融合方式上，强调党刊的数字化不能停留于原刊照搬，应顾及数字化载休的特点，充分考虑读者对接收终端的使用习惯[8]，开发具有内容黏性、具有社交功能的党建类、时政新闻类信息的移动应用终端，进而提高宣传质量和传播效果[9]。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上述对文献来源期刊、作者及合作网络、研究者服务机构、关键词共现等关系的梳理与分析，笔者发现，党刊研究场域作为学术场域的一个子场域，同其他场域一样，具有各种结构意味惯习特征，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三点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点反思意见。
（一）结论
1.党刊研究自主性相对较弱，与权力场域具有很强的同构性
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整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元场域（权力场域），它在所有细分的子场域中扮演着分化与斗争的组织作用[10]。每一个子场域内的行动者或机构通过争夺元场域的符号资源和物质资源，获取不同于其他场域的自主性，又与元场域形成不同程度的支配关系。就党刊研究场域而言，其自主性相对较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权力场域的惯习支配（需强调的是，这种支配关系不同于人际关系中的支配性关系，而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条件关系）。从媒介属性来看，我国党刊主要承担着理论学习、政策引导的特殊功能，在全社会中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其首要任务。因而，党刊研究场域与权力场域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差异中的相似性）。党刊研究的很多行动策略都与权力场域的惯习建设紧密联结在一起，不同于其他学术研究场域，“政治正确性”是党刊研究场域运行的最基本逻辑。
2.党刊研究处于学术研究边缘，业界人士成为场域内核心群体
党刊研究场域作为一个以知识生产为主要实践的社会空间，对行动者或机构的关系及策略进行分析，可以从复杂动态的场域中揭示其知识生产机制。前面的实证研究表明，就整休而言，党刊研究者服务机构分布态势较为分散、研究层次不高，在学术场域中处于边缘位置。从有形场域的客观位置关系来看，有超过七成的行动者是从事党刊编辑的业内人士，但大多数为独立研究者，缺乏广泛交流，学术共同体处于分离状态。翻阅党刊研究文献发现，来自业界人士的多数论文存在缺乏基本学术规范等问题。不少研究者迫于职称晋升压力，不得不发表文章，其结果是只重视发文数量而忽视研究质量。这也是造成党刊研究水平较低、处于边缘位置的一个原因。
3.党刊研究惯习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缓慢发生变化，产生“迟滞效应”
任何一个场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惯习，这种惯习依据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的变革而不断生成和变化，同时这种惯习也会反过来塑形其所在的场域。本文通过对党刊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频率及首现年份分析发现，党刊研究场域的惯习有一个较为显著的变迁进程：最初坚持“党刊政治功能”的研究路径，突出舆论导向和宣传报道的理论研究；进而开始探索党刊新闻报道规律性的研究路径，着重强调更新党刊宣传报道的工作观念和方式；直至当下逐步转向党刊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路径，党刊的新媒休转型、传播力提升、媒体融合方式等成为研究重点。党刊研究场域的惯习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的社会条件限制及场域内部结构和运作逻辑影响。将党刊研究场域置于更大范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场域中，可以发现，随着整个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党刊研究场域的结构也会随之改变，而惯习的变化又滞后于场域结构的变化，产生“迟滞效应”。
（二）反思
就党刊研究场域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在整个学术场域处于边缘位置，研究层次相对较低，学界对一其重视程度远低于业界；另一方面场域自主性不强，研究惯习带有明显“迟滞效应”，缺乏独立的知识创新能力。受布迪厄的反思性启发，我们对改进我国党刊研究场域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重构学术共同体，消除隔阂，凝聚共识。党刊研究场域的学术共同体主要来自学界和业界方面的行动者，其中学界行动者往往掌握更多文化资本（研究环境、教育背景等），具有较为系统、规范或更高层次的理论积累，但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有限，对党刊的研究热情不高；相反，业界行动者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但与文化资本相对隔离，在吸收或利用文化资本时，往往呈现出较强的功利性，对党刊的理论探索缺乏足够重视。实际上，党刊研究场域的学界和业界被不适当地割裂为两个相对疏离的群体，双方缺少合理化、常态化的沟通、交流与合作。重构学术共同体就是要党刊研究场域内各方行动者都携带各自的优势资本，对他人的思想进行建设性、批判性的审视，以增加对知识的专业化和学术性理解、重建和表达。
其次，增强场域自主性，提升理论研究水平。目前，党刊研究场域对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依赖严重，其场域内行动者的自主程度与党刊发展的媒介环境、所服务的机构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及行动者自身的独立的知识生产能力相关。从当下及未来的媒介环境来看，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党刊研究要及时确立互联网思维，以对党刊生产、传播、营销等环节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为前提，重新界定研究属性，重新定义和再造党刊的知识体系。增强党刊研究场域的自主性，不仅要从“党”和“刊”理论知识建构的资源和形态入手，更要从场域内行动者的态度、立场、策略寻找出路。新时代的理论宣传工作仍然是当下党刊的主要任务，但如何让党的思想、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中达到自觉认同又成为困扰党刊发展的一大难题。因此，需要有一批从事党刊研究的学者和业界人士积极探索，提供系列解决方案，进而为我国党刊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文是尝试将文献计量的方法引入党刊研究场域的一次探索，尚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样本牵制，由于本文的样本是通过关键词在CNKI收录期刊中检索后删除无关文章确定的，尽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判，但数据能否精确地反映现实状况尚不得知。其次，由于部分早期的研究文献缺少关键词，需要软件基于内部算法进行关键词提取，再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因此，对场域研究热点分析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就参考文献进行引文共现分析，或可勾勒出更加全面的党刊研究场域图景。此外，也可以运用场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其他专业领域进行研究，或可探索彼此之间的位置关系和互动逻辑。
注释：
[1]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9-30
[2]布迪厄.实践感.蒋梓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79.
[3]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43.
[4]明子丹.对党报党刊舆论导向的历史及现状的考察.探索,2000(4):105-107.
[5]陈伟龄.议程设置与党刊策划.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31-133.
[6]杨喜祥.充分发挥党刊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阵地作用.理论界,2005(7):172-173.
[7]李良荣.互联网时代的党刊大有可为.传媒,2017(20):12-13.
[8]李舒,李洁雪.新媒体环境下党刊的优化路径.现代出版,2013(3):22-24.
[9]郑诚.移动互联网与党刊创新良机.中国记者,2011(9):5-7.
[10]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6-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