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奏议废止至今，科举制度于中国社会终结，已历百余年。然而正如宫崎市定所指出的，“制度本身就是历史的结晶”，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中国文官选拔的重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故而围绕科举制度的研究，早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显学。那么，宫崎市定，这位20世纪日本著名史学家、公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其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与评价，便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他山之石，值得现今学术界与出版界予以共同关注。
宫崎市定一生出版过3本书名含有“科举”的著作，以时间为序，分别是1946年秋田屋《科举》、1956年东洋史研究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以及1963年中央公论社《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三书书名中虽皆含“科举”，但各自的写作特点与学界地位颇有不同：《九品官人法研究》不仅为宫崎赢得了日本学士院奖的巨大荣誉，同时也奠定了宫崎在日本汉学界的巨擘地位；相比之下，另两本则显得短小精悍，虽然没有力透纸背的新颖观点，但无疑是历史科普著作的典范，尤其是《科举：中国考试的地狱》的畅销，也为宫崎带来了崇高的社会声望。
《科举》聚焦于明清时期，尽可能详尽地描述其时科举考试的整个流程。明清时期的科举当然不能涵盖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的全貌，因为任何制度都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损益因革，但笔者认为，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作为考察的重心，是有一定考虑的：首先，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臻于顶峰、趋于熟烂且渐显颓势的阶段，所以对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进行分析，更容易提纲挈领地把握该制度的核心内容；其次，若要尽可能宏观地描绘科举制度的全景，唐宋时期所遗留的史料，在丰富程度上可能不足以胜任这个任务。
京都学派诞生于欧洲近代学术的感召下，特别推崇实证主义的学风。但在这种以西洋为标准，追赶西洋学术的努力中，该学派又承袭了中国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故而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讲求史料的确凿，注重文献的考订，推崇原典的研究，从而与清人的考据学结合，构架起了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国学的桥梁。这种治学风格体现在该书中，就是宫崎不厌其烦地对各种史料进行比勘，抽丝剥茧地对每一级考试的程序与规则进行剖析，有些地方甚至不惜任其陷于琐碎——当然，这并非作者之过。
宫崎目光灼灼，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政治权力格局、教育体制及社会流动性的关系上颇有高论。在他看来，科举制度的创立，缘于贵族制衍生的阶层固化及其所导致的权力结构腐败与社会生命力孱弱，而统治者借助科举，使政治权力普遍地面向知识阶层，就是为了对抗已然对皇权造成重大威胁的贵族官僚势力。伴随着科举制度在宋代成为官员选拔的主流方式，由科举遴选出的广大士人阶层，一方面以天子门生的身份，普遍成为皇权的拥戴者，一方面又取代了原先的贵族官僚，重新成为可以跟皇权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文彦博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名言，就是明证。而到了明清两代，伴随着皇权势力渐臻顶峰，科举制度又日趋成为统治者牢笼、钳制知识阶层的得力工具。对于这一脉络的梳理工作，作者以精准简练的语言措置裕如，将科举制度之于古代中国政权运作的重大意义揭橥于众。
《科举》/[日] 宫崎市定著 宋宇航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4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