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姚远：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摘 要】认为1949年以来的中国科技期刊，始终在植根本土、融汇世界的矛盾冲突中砥砺前行，推动科技期刊由“效仿移植”走向自力更生的民族自主创新之路；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我国原创成果发表的最高学术平台；形成《中国激光》、《地质学报》（英文版）、《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的示范引领。在新时代，应回归科技期刊评价和科技期刊办刊的本真，坚持正确办刊方向，通过深化改革建成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
【关键词】植根本土；融汇世界；《中国激光》；《地质学报》（英文版）；《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
中国科技期刊能够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只有了解我们来时之路，才能更好地知道往哪儿走，因为看历史比看未来要看得更为清楚，认识过去是理解现在和未来的钥匙。
我们曾对1949-1999年50年和1949-2009年60年间，以及从1792年以来227年间中国科技期刊的历史演化有过探讨[1-3]；因此，本文淡化发展过程，由植根本土、融汇世界这对主要矛盾切入，侧重于1949-2019年70年间中国科技期刊取得的重大成就、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1.历史演化背景
历史证明：科学无国界，但科学文化有地域，科学家有祖国，通过媒介载体公诸于众的科学传播文化有着显著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然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本民族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才能得到新的发展，同时在始终伴随的竟争、合作、冲突、沟通与融汇中，促使本民族的历史演变为全球历史的一部分。其中本民族文化之根扎得越深，所处能量层级就越高，融汇世界的势能就越强劲，辐射和影响也就越大。
中国科技期刊从其诞生起，就始终在植根本土和融汇世界中砒砺前行，发展演化。其一是从唐以来千余年间的邸报文化和南宋以来的丛书、丛刊文化，向不定期连续出版的期刊文化演变，清代中期在江苏吴县（今苏州）一带中医悬壶济世、医术切磋、聚众授徒、释疑解惑的讲学活动中创办的不定期期刊《吴医汇讲》（1792年），形成了中国期刊以及中国科技期刊文化的雏形，并首次发表了叶氏温病学说、中国版希波克拉底誓言等重要中医学论文，初建了同人评审、发前人所未发、两说并采、预防坊间盗版等重要期刊编辑制度[4-6]。其二是西方传教士扮成身着长袍大褂的儒士模样，以传播科学作为敲门砖，雇佣中国汉字刻工，在封面上书以儒家的名言，采用线装、竖排等中国图书做法，在进入中国大陆受阻的情况下，相继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创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在我国广州创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月刊，之后在南洋和我国内地创刊大量中文期刊，一度占到全国期刊总数的90%以上，控制了中国期刊的话语权。其三是从第一个声明脱离教会的英国科学传播家傅兰雅和中国科学家徐寿合编《格致汇编》（ 1876年），到中国学者杜亚泉独立编辑《亚泉杂志》（1900年）、留美学者在美国编辑和在国内出版发行的《科学》（1915年）、清华学校创刊《清华学报》中英文版（1915年）等刊的演变，逐渐取代了西方传教士长达近1个世纪越俎代庖的局面，最终实现了本土发源、融汇世界的历史性转折[7]34-67。
然而，在这227年的历史演进中，无论从科技期刊的深度、广度，还是从规模和社会效益来看，1949-2019年的演化发展，是最为深刻和最为辉煌的70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方面在此之前最早解放的28座城市中创刊了诸如《东北农业》《卫生月刊》《科学通讯》等18种科技期刊，另一方面继承了民国时期诸如《科学》《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学报》等3种科技期刊，总数仅有21种。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17年，也才合计创刊497种科技期刊，1966-1976年的10年合计创刊512种科技期刊。1949-1976年合计创刊科技期刊1 030种[8]。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科技期刊的家底，也是我们科技期刊改革开放的起点。截至2018年6月，我国期刊总数已达10027种，其中科技期刊5052种，居世界第3位，实现了数量从少到多的飞跃，科技期刊已成为整个国家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助推科技强国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70年成就辉煌
2.1.推动科技期刊由“效仿移植”走向自力更生的民族自主创新之路
1949年10月1日由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在沈阳出版的《东北农业》月刊第7期，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同日，另外一份由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于1949年7月创刊的《科学通讯》，以及国立兽医学院1949年10月1日出版的《国立兽医学院院刊》，成为跨越2个时代、具有纪念意义的3份珍贵科技期刊。其中，《东北农业》是沈阳于解放以后的1949年4月创刊的，该刊最初即有立足东北、面向国内外的办刊意愿，表明以“介绍国内外农业知识，但偏重适合东北地区者为宗旨”[9]，但实际上国外主要以介绍和效仿苏联农业为主，直到1951年后，中国农业科学家自主研究的文章才逐渐增多，也有了署名杨惠民《防除黑穗病要实行“王铜”种籽消毒》和署名李森林的《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前进中》这样的报道。《科学通讯》所载的科学家座谈意见中也专门有农业科学“向苏联学习，向米丘林学习”[10]的专条意见。其中，周恩来副主席也特别指出：“我们要掌握世界上最新式的科学技术，无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发明的也好，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发明的也好，只要它有益于国计民生，我们都要去学会来应用。”[11]这既表明建国初期学习效仿外国科技的对象是苏联，也表明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即有益于中国建设这是一条重要原则。
1950年3月1日由哈尔滨农学院创刊的《哈农学报》发表了1948年7月31日-8月7日苏联农业科学院千人年会上该院院长李森科所作《生物科学现状》报告的第二次会议辩论发言，长达2万余字，这是中国科技期刊首次涉及不切实际地反对孟德尔遗传科学、强权干预科学的“李森科事件”[12]。1951年5月创刊的《东北师大学报》[13]等，也有这种以效仿苏联高等教育和以报道苏联科学为主的情况，最初的作者也是以日籍、苏籍较为常见，这深刻反映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北地区俄（苏）、日等多种文化的折射。
以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与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撤走全部在华1 390名专家事件为标志，我国科技期刊再次进入“植根民族本土和融汇世界”的矛盾冲突之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民族自主创新渐成科技期刊报道的重点。《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在1959年尚有翻译自俄文的译文，但到了1962年及以后的学报已经全部成为本校作者的自主研究论文，学报既有传承自民国固有传统文化风格，又有一批有多元留学背景的作者队伍，适应国家建设所需，逐渐进入一种原生态发展。《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也是如此，1960-1965年一直坚持出版。1959年尚有3篇有关苏联科学研究的论文，但到了1960和1961年，就几乎全部变为本校教师刘仙洲、张子高、梁思成等人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专辑，包括中国古代机械、力学、火的发明、中国佛教建筑、蔡伦造纸、酿酒，以及当时国家重要建设如中央美术馆建设、黄河给水、数控机床等。这表明苏联专家撤走事件非但没有制止中国科技的发展，反而激发了民族自主创新的热潮，形成1960年前后效仿苏联科技和植根民族自主创新的分界。
2.2.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形成我国原创成果发表的最高学术平台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技期刊群到2005年5月时，即达1 399种，占全国科技期刊总数的25.97%[7]455，其中以《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为杰出代表。
创刊于1950年8月1日的《中国科学》季刊，几乎与新中国共成长。70年来依托中国科学院，面向全国，不断发展壮大，年出刊数到2012年时已达240期，年发论文到2011年已达3 927篇，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分中、英文版多辑出版的综合性科技学术期刊。1952年10月创刊英文版。现在，已经由创刊之初的1辑发展到17辑。同时，还主办有《科学通报》旬刊，与《中国科学》合称“两刊”。《中国科学》杂志社于2005年提出《关于“两刊”改革的建议方案》，“探索在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发展道路”；“杂志社完成转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以及理事会—总主编—各辑主编—各辑编委会的新型学术管理体系，为刊物发展方向和学术水平起到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14]。两刊立足中国本土，以报道我国最优秀的科研成果为己任，相继发表“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和我国获诺贝尔奖的首位本土科学家屠哟哟及其团队关于青篙素研究等多项最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同时，两刊面向世界，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来自欧美和澳大利亚的国际机构网络订户达6 000余个，网络下载达70余万篇次，其中来自欧洲和北美的下载比例超过了50%。同时，两刊收到的来自美、德、法、韩、日、俄、加、西班牙等国家高水平国际来稿也逐步增加，各刊平均国际作者发文数占14%，来自美国的稿件占10% ,《中国科学：数学》国际来稿占收稿总数的33 % [14]。
2.3.形成以《中国激光》和《地质学报》（英文版）为代表的中西融汇引领
中国科协科技期刊群至2005年5月时，即达1 339种，占全国科技期刊总数的24. 86%[7]455 。1997年以来，相继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等项目，产生了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品牌期刊，对提升我国科技期刊整体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光学学会于1974年创刊《中国激光》以来，扎根于上海这一我国民族工业的沃土，聚集了王华明、姜会林院士等一批业界著名科学家，至2018年5月发表了14 818篇激光学术论文。该刊通过选题策划、专辑出版等形式，引领我国激光技术直击世界科学技术前沿，先后策划了“激光加工”“激光制造”专题、纪念激光器发明50周年特刊、“光纤元件”“光纤通信及器件”“激光医学与生物光子学”“新型光纤传感器件及网络技术”“激光分子影像诊断与治疗监控”“全息技术”等多个光学领域的热点专题，不仅发表国内激光制造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还发表了美、加、德、日等发达国家科研人员的11篇最新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品牌栏目[l5]。
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于1988年复刊的《Acta Geologica Sinica》，其前身是1922年创刊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英、法、德文），1952年改为《地质学报》中文版，1986年创办英文版，是我国历史较为悠久的科技期刊。这是因为我国地学向称发达，近现代以来地学期刊超越其他学科，优先获得发展，该刊就是在见证中国地质界的北京猿人、陆相生油论、白云鄂博稀土矿、大庆油田等一系列重大发现中成长起来的。该刊积极开展国际推广活动，打一大刊物在国际地学舞台的影响，特别是着眼于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关于石油天然气、铁、铜、铅、锌的科研选题，大力选登国内外优秀稿件，尤其注意特约发表国际上研究中国地质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地质学家参与的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跨国合作项目成果、邻国地质学家的成果等，大大提高了其立足本土、融汇全球地质事业的国际化程度，现已经超过法国、加拿大、印度、俄罗斯等国地质学会所办刊物，达到世界中上游地学科技刊物水平[16]。
2.4.形成以《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立足本校，以刊兴学育人的示范引领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群至2005年5月即达1 347种，占全国科技期刊总数的2.5%[7]455。2006年在教育部支持下开始实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评选，产生了《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等一批示范性精品科技期刊。
1955-2014年6月，中英文版的《清华大学学报》等11种清华大学本校期刊即发表76名在岗两院院士中63名院士的883篇论文，其中未获院士前在本校期刊发文366篇，获院士后在本校期刊发文517篇。发文量最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温诗铸、李衍达、过增元，分别为42篇、40篇、35篇；发文量最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澄、倪维斗、聂建国，分别为53篇、44篇、37篇[17]。其中不乏学科奠基之作或院士的第一篇论文。《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在1955-2008年发表了63名院士的440篇论文和22名长江学者的论文，其中仅徐光宪院士一人署名的就有68篇。赵柏林院士在学报发表论文持续时间长达48年。截至2005年11月，在学报发表论文持续时间达10年以上的作者有392人，共发表论文2 613篇[18]。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长久以来，科技学术期刊一直承担着高校顶尖人才培养重要职能，特别是1960-1965年和1978-1990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学报》，并未被“影响因子”所左右，处于原生态，但仍然吸引和发表了本校期刊发文总数85%以上的重要创新成果。其中，有的院士在当选前后发文的历史长达数十年，不乏首篇和学科奠基之作，表明学报对高层人才的培育和高层人才对本校期刊的认可。发文所属专业与清华优势学科具有较高的关联，学报面向国际前沿，立足本校，通过选题、专栏、中文专辑、英文版专辑、国际会议专辑，“记录和见证了学校的科学研究并推动了学科建设的发展”[19]，形成对教学科研全方位的强劲支撑，表明《清华大学学报》与学校高水平学术成就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杨卫院士在祝贺《清华学报》创刊90周年时指出：“学报作为清华大学的学术窗口，展示的是清华大学学术研究水平”；“学报作为清华大学的学术园地，培养了清华园中的代代学人，因此我们要求学报作者的主体应该是我校的师生和校友”；“把《清华大学学报》办成国际上具有上乘影响力的优秀大学学报，为清华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做出实质性贡献”[20]。学报编委会主任柳百成院士也指出：“《清华大学学报》所刊论文系统地反映了清华大学重要科技成果的研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水平”，“是清华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它“早日跻身有影响力的国际性期刊”，“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实现新的飞跃”[21]。这也正是百年来清华期刊在1949年前发表梁启超等30余位学术大师90余篇代表作，1949年后再发表温诗铸等62名院士883篇论文，构筑大学期刊高地的思想基础所在。这表明，大学期刊立足本校、立足本土，成为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为学校学术的窗口、品牌，是学报融汇世界的前提，在这里“本校”所特有的就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不为世界其他大学或民族所拥有，这也就是世界的，或者是融汇世界的标志。
2.5.20与21世纪之交的北大华光、清华知网，引领中国期刊进入网络传播时代
以1985年华光II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通过鉴定，1991年又相继推出华光II、III、IV型方正电子出版系统，1990年在香港、1992年在澳门相继用于报纸编排作为标志，北京大学王选院士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实现了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革命。其系统设计思想先进，高倍率字模信息压缩和高速还原等核心技术具有我国特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以1997年创办的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以及1999年创建“中国知网”为标志，中国期刊进入网络传播时代。至2009年，中国科协1 056种科技期刊的91.9%[22]、高校1 494种科技期刊的97.3%的期刊加入中国知网[23]。到2014年，收录国内学术期刊8 121种，文献总量达到4 531万篇，并回溯到1915年，日访问量4 000多万次，年下载58亿篇，用户覆盖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机构用户2万余家，个人用户2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这2项成果，使出版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大大提高了编辑出版效率，也极大地打一展了传播范围和改变了本土期刊融汇世界的方式和速度，整个编辑出版管理模式、办刊理念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3.回归本真，扬帆起航
3.1.世纪之交的SCI迷失
20世纪90年代，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图书情报部门相继引入美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文献集中与分散规律”和“按论文被引次数来评价成果”的方法，并发表其期刊评价结果。由此，“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核心期刊”“SCI” “EI”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后来泛滥到几乎整个期刊界、学术界都要唯“SCI”马首是瞻，崇洋媚外之风劲吹。尤其是行政主导的文献计量数据的滥用，复杂问题被简单化，而简单问题被复杂化，也与学术研究和评价本质渐行渐远，反之，亦使正常的评价工作深陷困境。评价指挥棒误导的结果是将我国的大量一流稿件导向了西方期刊。2016年，中国学者在全球SCI期刊发文32万余篇，其中在中国的SCI期刊发文2万余篇，其余30万篇发在国外SCI期刊上。在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SCI炒热到如此程度，就连其提出者也感到很吃惊。中国的科学、教育、期刊评价等被严重侵蚀，甚至评职、评奖、评基金项目、评学位、评学位点、评院士，都要唯SCI马首是瞻。《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蔡蓉华主编认为：“评价是手段不是目的”，“不应干扰和妨碍期刊的发展”，“评价是参考不是标准”，“不能凌驾或代替同行评议”[24]。但是，违背图书情报工作者初衷的期刊评价结果泛化使用的确相当普遍。
3.2.回归科技期刊评价和科技期刊办刊的本真
90多年前，当浙江金华杂货铺的伙计华罗庚沿着五次方程可解的思路对苏家驹的论文提出批评时，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结果，这时《科学》杂志的编辑姜立夫提示华罗庚沿着五次方程不可解的思路再试试，结果一举成功。其中，姜立夫对华罗庚的点拨和扶持，熊庆来经由《科学》发现人才和破格培养人才，这才是科技期刊的本真！我们应该面向社会广泛征集这样的案例，并对期刊和编辑个人予以隆重表彰，而不是一味地去推崇、奖励“SCI英雄”。另外，还要广泛搜集科技期刊通过选题、策划、组稿、专栏、专辑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引领科学潮流，助力于民族自主创新的案例，倡导科技期刊的新风尚，以彻底改变办英文期刊就想方设法进入SCI、办中文期刊就千方百计追求高统计指标进入各种核心的局面。因此，建议科技期刊和科技期刊评价均应回归本真，回归初心，以读者和作者为上帝，而不是做评价指标的奴隶。弱化直至终止以“SCI”论英雄、以“SCI”作为检验科技工作唯一标准的片面做法。
3.3.深化改革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体系
在此挑战与机遇共存、迷失与巨变交互的时代，政府适时介入，以“中国政府出版奖”“百强科技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教育部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特别是中国科协等4部委《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25]（以下简称《意见》）等，及时引领中国科技期刊步入正确轨道。其中，2007年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国家最高奖项，其评奖标准和条件开始强调“对于传播、积累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较大贡献”，“社会效益显著”等[26]。中国科协等6部门组织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也有与海外科学家协作，“逐渐摆脱以欧美期刊为主的科研成果发布平台”[27]等明确要求。业界有识之士看到了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受制于西方后也强烈呼吁：“凝心聚力，造船出海”，“组建出若干大型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打造可以与西方商业出版公司竟争的‘航空母舰’，运用现代化传播技术，满载着我国主办的发表高水平论文的中英文期刊出海远航，以彻底改变‘借船出海’受人摆布、听人吃喝的场面。”[28]
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的社会职能是“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竟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并提出“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发展环境，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实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25]。为此，将“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优化科技期刊与出版结构布局”，“着力提升科技期刊专业管理能力”，“着力提升科技期刊出版市场运营能力”，“着力提升科技期刊国际竟争能力”，“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实质性贡献”[25]。其中，尤其是关于“国家科技竟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概念的提出，就是要立足民族本土，融汇中西，形成核心竟争力，进一步积淀成为文化软实力，才能立足于世界期刊之林。
对于科技期刊编辑工作者来说，育人、传承、荟萃、引领既是4大职能也是4大职业本领，也是科技期刊编辑进化的最高境界。因此，必须培养像熊庆来那样可以将杂货铺伙计华罗庚录用为清华大学助教，以及在华罗庚陷入迷茫可为其指点迷津的《科学》杂志编辑姜立夫那样的一批编辑；培养一些不是站在岸边旁观科学大河的潮起潮落，而是能够身处科学大河之中引领科学潮流的一批学者型编辑专家。《意见》的出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科技期刊领域的一个细化，是我们面对历史、立足当下，走向未来的动员令，标志着我国科技期刊经历了从少到多之后进人从多到强的新时代。
4.结束语
中国科技期刊自《吴医汇讲》创刊至今227年以来，始终处于植根本土、融汇世界的理想与实践之中。那种认为中国期刊诞生于远离本土的外国某海峡传教活动的说法，既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有数典忘祖之嫌，也有违于中国科技期刊依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土发育、中西融通、面向世界的基本趋势和走向。
纵观近代中国科技期刊史，既有在我国传统出版背景下的本土发育，也有西方传教士的越俎代庖；既有反映西学东渐的《科学》杂志，也有反映东学西渐的《清华学报》英文版；既有全面效仿苏联的教训，也有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胜利；既有SCI的迷失，也有党和政府的正确引领。但是，70年来“发展”始终是主流，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取代了西方传教士近1个世纪越俎代庖的局面，最终实现了本土发源、融汇世界的历史性转折；推动科技期刊由“效仿移植”走向了自力更生的民族自主创新之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形成了我国原创成果发表的一系列最高学术平台；形成了以《中国激光》和《地质学报》（英文版）为代表的中西融汇引领；形成了以《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立足本校，以刊兴学育人的示范引领；在20与21世纪之交的北大华光、清华知网，引领中国期刊进入网络传播时代。
中国科技期刊历经风雨，砥砺前行，在此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时代，《意见》向我们展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明确办刊方向和路径。我们很赞成陈浩元先生将我国科技期刊结构比喻为一座金字塔的观点：“培育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肯定不仅仅是指英文期刊，更不是仅指被SCI收录且进人Q1区5%的中国期刊；只有高学术水平的科技学术期刊，也就是只重视发展科技期刊金字塔塔尖期刊，忽视塔体、塔基期刊整体发展，不可能建成科技期刊强国！”[29]他在2019年4月的一个科技期刊论坛上又说：“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学术、技术、科普科幻期刊一类也不可或缺。这是一项长期、伟大的系统工程，所有科技期刊办刊人都是参与者，不是局外人。”[30]让我们全体科技期刊办刊人团结一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认真总结70年的经验教训，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不忘初心，扬帆起航，从我做起，从自己所办的期刊做起，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献策、出力，共创中国科技期刊新的百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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