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技驱动了出版行业的发展，并诱发了编辑在工作中的认知变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背后更多地伴随着技术性介入，并逐步彰显出科技创新、转化以及流通的范式革新。在此基础上，本文审视了西方现有的已运用于编辑实践的前沿性技术，发现大致有重构屏读内容的可视化、形成交互内容的智能性以及强调内容接受的结构体三重技术路径。沿用这种路径，大量产生的新型视觉文本不仅表明了编辑在科技革新的媒介机制中所呈现的“显性”行为与“隐性”行为的张力，而且也在“显—隐”之间激发了数字时代编辑行为的再思考。
【关键词】视觉传播；智能性；可视化；结构体；编辑
2016年，“数字编辑”被正式列为一种行业职称，纳入到了中国出版业规范化管理的范畴之中。与此同时，大量西方媒体的数字编辑们也在被急速地“规范化”。但与彼得•霍尔（P. Hall）所强调的政策范式不同，西方更多地展现出了一种“结合于技术特性，从而对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价产生要求”[1]的进阶维度，即约翰•肖特（J. Short）所提出的“创新3.0”阶段。
一、科技驱动：现代出版中的生产解放
这一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强调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尤其强调科学扶持、技术能力等方面的知识性生产。嫁接于现代出版行业，这种生产逐渐演化成为了一种革新现有的编辑机制，并创造出以满足受众多元需求（浅阅读、自出版等）为新型使用价值的科技驱动力。具体而言，今天已经在出版发行领域被逐渐使用的期刊云、二维码、VR技术等都可以视为这种驱动力的一种外化型表征，其一方面释放了编辑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重新规范了编辑的行为。
1. 作为动力原点的科技创新
创新行为的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社会需求的论述，其认为正是“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2]才导致了机器技术对于人工劳动的取代，并进而产生“创新”（Innovation）行为。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有学者从概念维度认为这是“发现未知世界规律并利用科学规律创立新的技术”[3]；有学者则从动态维度认可“各种物质要素经过新知识和新发明的介入和组合提高了创新能力，形成内生性增长”[4]；也有学者将这一行为泛化，强调其“技术创新包括应用技术研究、试验发展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创新”[5]。无论如何，这些理解似乎都将“创新”指向了具有改良性质的，且认为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无独有偶，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将“创新”定位于五大发展新理念的首位，并从技术、体制及思维三重维度来解析其内涵，从而凸显了以技术为先导的创新中的核心理念。
这一理念的动力呈现亦可在现代出版业中寻觅出踪迹：随着诸多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从早期的海量储存、随时读取、移动阅读等进阶到了导读设计、跨平台资源分享，甚至是基于算法的定点推送，并随之推动了出版业从营销、业务、投资、发行等多方面的优化与升级。出版发行不再仅仅是实体媒介（如书籍、报纸等）的流通，而是夹杂了错综复杂的技术性认知与思考，以至于今的“读”“观”“阅”等概念均被解构与重构了。
2. 作为生产能力的科技转化
在重构与解构的过程中，一种“技术知识与技巧有组织的传输与获取，同时还只有技术知识的有效使用才能”[6]被逐步释放，形成了作为一种生产能力的“科技成果转化”（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从现有的科技运用于出版领域的成果来看，这种转化可大致分为四类：其一为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直接成果性转化。最为经典的无疑是北京大学的王选院士将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产业化的案例，直接促成了科技的市场化过程并引发了报业及印刷业的三次技术革命。其二为产品市场与传播媒介的技术合作性转化。从微观层面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将一个组织内部有用的关于制造（Making）和做（Doing）的诀窍交付给另一个组织使用的过程”[7]，其强调的是多元要素的组合，如现在流行的阅读APP就是因为产品公司与媒体公司的技术性合作而诞生的。其三为技术市场与行业领域的嫁接桥梁性转化。这种转化中技术往往可以运用于多个行业，且将其视为一种中介嫁接于行业中的内容生产。如二维码、区块链等在现代出版行业的运用，就可以认定为“技术—行业—内容”的多链接转化。这也注定了唯有在技术与行业更为内在的密切性关联的前提下方有可能。
最后就是以政府协调为核心的策略推动性转化。虽然在“欧洲悖论”（European Paredox）[8]的影响下，这种转化所导致的生产能力曾长期受到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拜杜法案的出台确实加速了美国的科技成果的商业性运营，而自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以来，各行各业也确实在互联网浪潮中以技术思维的范式敞开了种种可能性。
3. 作为传播形式的科技流通
很显然，这种可能性为传播思维的介入预留了大量的张力空间。于是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PLC）解释了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阶段性表征及问题；“供需理论”（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Theory，MSD）研究了技术供给中的需求与产出比，并强调供给性适应；“博弈论”（Game Theory）则强调了利益均衡是科技成果转化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实际上，若不以跨学科的角度来思考，以上这些理论等均可以在传播学理论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解释——1962年，罗杰斯（E. M. Rogers）在提出的“创新与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IDT）中详细论述了作为创新事物应该具备的传播要素，认为具有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及可适用性的事物即可认定为“创新”，并首次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强调了在“扩散”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特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系统的成员中传播”[9]。杰弗里•摩尔（G. Moore）更由此开发出了一个可供测量的信息框架[10]，来测量与验证了前者对于创新因素的科学性。
学者们的这番启发性的研究多少包含了对于技术创新流通的信心和憧憬，也以科学性的方式确证了传播中所存在的一些关键转折点：日本出版人神吉晴夫提出的“创作出版论”（Creative Publishing Theory，CPT）中就将编辑角色视为是现代出版领域中创新与扩散的关键转折点，不仅认可编辑的“把关”（Gatekeep）作用，更强调编辑在“面对读者的不同愿望策划选题，发现适当作者，与作者同甘共苦到定稿”[11]的出版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可以说，即使在今天新技术作为一种传播形式的流通中，编辑也依旧有着不可忽视的强大作用。
二、关键词：可视化、智能性、结构体
那问题来了，编辑角色的这种“不可忽视”具体体现在哪里呢？如果单一地将其视为“在互联网点播式服务逐步取代大众传播批量性生产的背景下，所诱发的一种职业性转变”[12]，似乎就忽略了今天出版业界生态之中强大的技术冲击。很明显，这种思路与科技所带来的生产解放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将目光转向现有的西方主流媒体中的编辑群体，探索其前沿化的编辑与技术形式，并试图在这些多元的形式中发现某些可供探索的细节。
1. 可视化：屏读兴起的内容重构
早在2014年，美国《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就与甘内特数字（Gannett Digital）联合推出了《变化的丰收》（Harvest of Change）系列报道，报道获得了当年的爱德华•默罗奖，以表彰可视化技术用于解释性报道的创举。随后，美国几家传统大报先后试水可视化技术来增加编辑形式的多样性：2015年，《纽约时报》推出VR报道，“全面且深入地‘复原’了叙利亚战争的残酷”[13]；《华尔街日报》推出虚拟现实专题《The World 2050》（2050年的世界）来展示日本老龄化现状；《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个可360度地交互观看的视频；英国的《卫报》与Solitary Watch合作，推出了VR短片《6×9》……可以说，这些举动意味着可视化技术正式引入了日常新闻的生产与编辑机制。
但仔细分析即可发现，在这种可视化机制的早期，计算机仿真技术（CST）、计算机图形技术（CGT）、传感技术（ST）、显示技术（DT）、并行处理技术（PPT）、增加现实技术（ART）等多停留于流动性的视觉层面。直到2017年末，BBC推出的《Body on the Moor》采用“卷轴式”的视觉平面报道才将可视化真正用于了页面编辑。与此同时，诸如视觉卡片、“浮雕”文本① 等大量改良了早期可视化技术特点的编辑形式开始陆续出现，其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西方可视化比较的前沿技术、文本及特征
| 可视化形式 | 前沿技术/公司 | 代表性文本/媒体 | 编辑工作 |
| “卷轴式”报道 |
Maya/Alias;Softimage/ Avicle;Houdini/Software 3DStudio Max/Discreet等 |
《Body on the Moor》/BBC;《Fierstorm》/《卫报》;“Fine Line”系列/《纽约时报》;“一带一路”报道/《金融时报》等 | 根据内容，将长篇报道切割后穿插入可视化的辅助工具，强调内容与文本的匹配性与创新性。 |
| 视觉卡片 | 虚拟图像生成技术;虚拟建模技术:智能写作技术;等 | Snapchat Stories;Mashable Reels:Medium Series;Phone Swap;等 | 运用可视化技术浓缩内容，让其适应于屏幕阅读，且可以全方位切换，方便携带与碎片阅读。 |
| 垂直短视频 | 网页结构化信息抽取技术:数据采集技术;Spider技术:等 | “Discover”/《华尔街日报》;客户端A PP/《华盛顿邮报》;官方网站/赫斯特传媒集团等 | 以第一视角记录一个故事，视觉直观且带有主观性，为手机、平板等定制。 |
| “浮雕”文本 | 虚拟辅助技术;机器视觉技术;等 | 秒拍视频/“Now This”‑;短视频/“Twitter”“Facebook”等 | 强调“摘要式”阅读，将文字变为注释，配合图片解码文本。 |
从表中可见，这些可视化的编辑技术多是基于屏读模式而兴起的，适应于手机、平板和电脑的文本逻辑与后现代的阅读方式。如“浮雕”文本就运用传感器和跟踪技术，将文字“悬浮”于视频画面之上，这样一来即使关闭声音或视频卡顿，文字也能够起到持续性阅读的作用，而“卷轴式”的编辑则进一步以丰富的画面形式，让长篇报道具有了更为多元的创新性。
2. 智能性：交互沟通的内容形成
如果说可视化技术是让页面具有了视觉创新的话，那诸如聊天机器人（Chatting Robot）、阅读眼镜（Reading Glasses）等智能性技术在编辑领域的逐步运用则促进视觉成为了新的交互性页面，并进而改变了编辑传统的校对、修改、提炼和引导的内容形成方式，促使“读者—受众”之间更好地互动：2016年，移动聚焦型网站Quartz推出的新闻APP首次以信息的方式为受众推送新闻，其最大的创新就是采用了BASIC/C++/Linux的初始语言技术，以交互对话的形式诱导用户参与内容生产，其不仅操作简便，包容性强，更以智能聊天的形式创造出了轻松且拟人化的氛围。这种“人工对话”的新闻形式不仅好评如潮，也引发了业内强烈关注，2017年BBC的聊天平台、《纽约时报》在微信中所发布的中英文双语平台以及德国Bild在Facebook Messenger上推送的消息都可见这种形式的运用。而随着谷歌眼镜市场化的成功，阅读眼镜逐渐克服了早期“使用过程中的移动眩晕感”[14]，开始以眼球跟踪和精密算法的技术来与互联网应用中的各种数据连接，并直接在设备中向视觉界面输入信息或提取阅读信息。实际上，在现有的Reed智能眼镜及其进化版本上，已可见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技术、仿真技术、传感技术等多重技术的运用，并已经突破了图像处理器（GPU）和感知与交互这一核心，智能性特征明显。
于是乎，编辑的重点也从“内容为王”逐渐转向于了“互动为王”。Quartz产品的执行编辑及副总裁Zach Seward就表示，在研发过程之中，Quartz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探究人们与文本如何进行互动的，甚至强调广告也应以对话框的形式呈现。无独有偶，今天路透社的OpenCalais、美联社的Wordsmith和腾讯的Dreamwriter等应用写作程序虽在语料库收集、用户阅读习惯分析等方面表现突出，但其最终目的却指向了更好地锁定产品客户这一核心，强调在技术辅助下为更好地互动提供契机。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传统编辑所强调的流程性、服务性、评价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概念，这里更应该将其归纳为一种“你问我答”（Question & Answer）的人机性互动逻辑——具有着智能算法的内置阅读器“回答”着用户的提问，并将其最终“编辑”于界面之上。
3. 结构体：认知传播的内容接受
从现有西方主流媒体所采用的科技看，大多数呈现于界面之上的科技流依旧没有脱离“阅读理解就是要形成心理表征”[15]这一传统编辑观点的限制，但却或明或暗地指示出未来编辑的种种可能性方向：即一种从认知角度的介入宣告了编辑改革虽将沿用“文本加工”（Text Processing）的范式，但却可以呈现出西格弗里德•杰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所认为的“多样性的形式与实践”的视觉技术观。于是我们看到，Buzzfeed网站采用结构体的方法将当期新闻罗列成为了一份“清单”，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图片和文字加以合理化编辑，同时在横向性的文字排版之中，对偶、英文短句、数字引导等形式大量出现，极大程度上方便了受众的文本认知，且适宜于移动阅读这一新的生态。无独有偶，The Skimm则开始以“时间线”（Timeline）的结构形式串联新闻脉络，这种从历史至现在的梳理能够帮助受众厘清事件的必要性关联，从而让发展过程一目了然，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受众区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进程的逻辑。而《纽约时报》（线上版）、Twitter和部分社交网站上则开始采用“标题+摘要+链接”的结构形式来汇总每日新闻，这些新闻汇总语句简短、字体固定、排版简洁。在算法推送的配合下能够让受众对每日新闻重点一目了然。虽然容易被打上“信息茧房”的嫌疑，但其确实在方便读者阅读上具有着创新价值。
很显然，这些编辑技巧大都可在对于阅读的认知研究中发现学理支撑：已有实证研究证明阅读中的“深层维度”越多，“对于句子的理解就越困难，表现为对目标句子的阅读时间增长”[16]，也有学者采用经典实验范式发现“刺激位置（前后/左右）变化能够促进视觉短时记忆和视知觉的信息整合”[17]。这些理论都以科学的方法，并从认知维度解释了为何这种结构体适应于浅阅读，且易于受众的内容接受。形成的认知结构体模型如图1所示。
图1-1
图1-2
图1-3
图一 西方主流的结构运用形式
图1汇总了西方现有主流化的结构体运用形式，分别为“清单式”（1-1）、“树状式”（1-2）以及“饼状式”（1-3）三类：“清单式”配合图片及文字，清晰罗列出了新闻的重点；“树状式”以时间线为主轴，强调主体事件与其他有关联事件在“分支”及“脉络”中的联系，一目了然的同时也促进了受众对事件的整体性认知；“饼状式”在页面上则以标题为核心，提示语、摘要等作为辅助，并用外链接等编辑形式囊括主体内容和文章全文，从而以“认知进阶”（Cognitive Progression）的形式诱导受众对于阅读内容从浅到深、从重点到全面、从核心到外围的理解。可以看出，这种认知背后的主线似乎都是一种技术演化的逻辑，且每一次转向和变革的深层动因皆在于技术本身形态以及操控者（记者/编辑）特征的转变。
三、编辑行为：“显—隐”间的认知重构
当我们已经审视了今天编辑群体前沿性的行为之时，我们不妨结合着这种特征转变来解读群体行为背后的认知重构。之所以这样进阶，是因为它一方面足以作为典型的影响编辑工作的心理方式，另一方面亦在于其体现出作为编辑行为在连续性和创新性方面的重要视角。就此而言，这种群体心理的重构呈现出典型的二元性特征，其既有显性的共同化，也有着隐性的个体化。
1. 显性化——机制形式的共性彰显
从今天传统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到新型网站Quartz、Buzzfeed等的页面（版面）编辑改革方式可见，编辑群体似乎依旧没有脱离“编辑加工、排版印刷以及存储，并通过函件与作者和审稿人交换信息”[18]等的传统功能，这些功能甚至在技术的流变下不断地得到强化与巩固：Buzzfeed网站的编辑们仍然被要求合理修改语句以适应受众的浅阅读；大量的写作程序完成语聊收集之后也仍然需要编辑逐一检查、筛选；即使是裁撤了“公共编辑”（Public Editor）这一职位的《纽约时报》也声称这并非是忽视编辑的作用，而仅是一种适应于互联网的转型与调试。故而，即使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编辑群体显性化的特征依旧明显——以传播科技文化知识为己任；通过对稿件、页面及文字的调整保证知识谱系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发现原稿与校样中的错误并及时更正；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兼具多个岗位与工种的协调与技能等等。
进一步分析，这种群体化特征形成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机制性作用，其包含有政策、管理、经济等多个环节因素。在认知行为的研究视域中，这些被归纳为“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的范式来加以传承，并在莫斯科维奇（Ivan Moscovich）的话语体系中转变成为一种“自身社会的紧迫性问题”[19]。这种视角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编辑群体在职业发展中所存有的危机感来源，且在传统的体制下编辑个体是难以突破这种桎梏的。今天，媒体机制下的编辑群体就是以这样共性的方式，在面向着未知的差异和不断变异的外部环境中，维系着其所处的平台与群体的一致性。
2. 隐性化——专业能力的个性突破
这种一致性在传播学的话语体系中被归纳为“文化规范理论”（Cultural Norms Theory）的效果作用，德福勒（DeFleur）提醒我们虽要意识到其传播作用是强大的，但也不可将其绝对化。这表明编辑行为虽有共性，却也有着一定的个性空间。检视今天西方媒体的编辑群体便会发现：被誉为“最大的多元化媒体及信息集团之一”的赫斯特传媒（Hearst Magazine）在收购了CAMP公司之后，便鼓励旗下编辑在工作之外自学可视化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等，因为其商业数据业务已成为集团增长最快的业务板块，旗下的Moter、Black Book等板块已逐步采用全可视化技术来给受众推送内容。无独有偶，传统强报《华盛顿邮报》近年来扩充了超过700余人的技术团队，其中有近400人的技术工程师用以编辑技术的快速更新，并要求编辑学习软件开发、客户端运营、定制软件等。看似是体制性的要求，但也给予了编辑自身相当的主动权：一方面编辑可以学习新的技术以适应岗位需求，激发职业生涯新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亦可回归于传统编辑的工作——《华盛顿邮报》在采用的“A/B测试”策略之后，将由编辑进行二次修改，就色调、字符、排版、图片完善等予以修改和完善。
于是我们发现，编辑群体实际上是在媒介逐步向“互联网+”的转型中，完成了一次技术逻辑下“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的过渡性尝试。这种认知的心理机制是在舆论以及群体意见中逐步形成的，其“意见环境”的影响也非一蹴而就的，其以隐性化的群体力量改变着潜在的可能性的发展方向，从而为编辑群体的职业转型预留了相当的空间。
3. 显隐融合——编辑行为的再思考
很显然，在“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学理视域下，这种转型空间暗含了“隐喻化”（Metaphor）的逻辑在里面，也似乎提示着在技术维度的影响下，编辑行为可以有着更为多元的思考与观点：Williams在研究后指出，架构机制的形成本质上是同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认知特征相符合的，这种机制必须考虑的是个人，乃至群体的适应性[20]，表明这种进化论的优势要经历漫长的积累周期方可显现。故而，从表面上我们可以推论的是，影响编辑在互联网中的适应性的体制改革将是缓慢的，对于出版的市场经济机制、著作版权机制及出版品牌机制将有个漫长的适应周期，编辑个体需要在这种体制性的改革中逐步转型。在2016年北京评定“数字编辑”职称之时，体制中沿用的标准依旧是传统编辑的衡量标准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另一方面，面对着认知的经验化之时，Lakoff和Johnson敏锐地指出了“我们仅能经验我们具身性允许的经验，并基于我们身体的经验来运作”[21]这一事实，于是强调编辑个人化体验的增加就成为了其职业化的突破路径之一：今天，各大媒体定期安排编辑的外出学习、要求编辑掌握自身以外的某项技能、强调编辑应向读者或作者学习、要求编辑成为某一特定领域的“半个专家”等都是这种“经验”的具体化呈现。换言之，今天的编辑行为具有着隐性化的个体性，这与编辑自身的经历、成长、教育背景及获得的学习机会等呈正相关，也是编辑对自身定位进行再思考、再成长的核心空间，其“显—隐”之间的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显—隐”之间的编辑行为转化
从图中可见，显性化的体制标准、媒体品牌、出版政策等与隐性化的编辑的审美力、文字力、学习力、专业性等在闭环圈层里相互转化，亦相互依存。可以说，这一闭环结构在今天科技的推动下，共同构成了对于编辑行为再思考的空间，从而诱发了编辑主体的认知重构。
四、结语
沿着认知这条关键的线索，在科技驱动下的编辑群体在作为角色、工种、行为以及定位中依旧有着种种可探索的可能性。不可否认的是，本文所审读的现有西方编辑的技术路径更多的是一种中观性的视角，强调的是编辑认知在技术维度中的重构——这种重构不仅在于实践中的操作层面，也有着大量思维性的转变，至于这种转变将要去向何方，笔者亦将持续性地关注。
注释
① 笔者注：即带有文字注释的视频。文字“漂浮”于画面之上，起到说明、解释、补充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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