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宋成：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将进一步推动人类进入“图像化”生存的“景观社会”。本文从准社会交往的理论视角，探究直播时代知识呈现的新形态及出版社如何通过直播来实现知识创新扩散的新业态。基于理论与实践分析，本文重在以小窥大，透视出版行业直播营销发展方向，提出值得探索的路径，包括 ：构筑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下的多元化产品形态 ；创造技术与人才相融合的新内容生产力和传播力 ；建设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出版智库等。
【关键词】准社会交往；知识权威；创新扩散；出版智库
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社会大众主流表达范式经历从文字到视频的迁移，发展火热的5G技术更是为未来描绘令人振奋的想象与无限期待。数字化技术的革新正践行着麦克卢汉的媒介隐喻，人类感官世界包括视觉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延伸[1]。尤其是继电视媒介之后，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在20世纪60年代所言的“图像革命”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进一步得到延展，网络直播则将“图像革命”发挥到极致，人类进入“图像化”生存的“景观化社会”时代。
但正如任何一种新兴媒介发展之初，“媒介即讯息”的隐喻告诉人们新媒介也将会造就出一种全新媒介文化，而人们也总是会对此充满担忧一样，网络直播对传统印刷符号和书籍文化的影响同样引人关注。在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眼中，文字是冷媒介，图像是热媒介，“冷”和“热”本就存在着天然的对立。而其他学者们对二者的发展也持有“非此即彼”的看法，例如在电子媒介兴起之初，西方许多学者就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传统印刷文化所遭遇的危机，甚至美国米勒等学者还祭出“文学消亡论”的惊雷，而尼尔波兹曼也对电子媒介持有悲观论调，认为其意味着“童年的消逝”[2]。在数字媒介快速发展的当下，“纸质媒介消亡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而在媒介“冷”与“热”的交锋中，专业出版社也经历着“冰”与“火”双重境遇。数字化阅读对传统纸质书籍的冲击影响迅速而猛烈，许多传统出版面临着转型升级求生存的严峻困境。但网络直播这一新兴媒介形态的出现甚至直接将麦克卢汉意义上的书籍类的冷媒介“加热”，配合生动的画面和表演互动，让人们不需要动员更多的感官和联想活动就能够理解书中所传达的信息，也让人类离数千年来一直追求的“知识平权化”梦想更近了一步，这无疑也为专业出版社借此寻得繁荣发展的生机提供重要启示。
总的来说，正如恩格斯所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3]。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表征为影像文化的网络直播如何影响人类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字符号的基因，专业出版社是否能够转守为攻，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充分利用网络直播的突出优势来应对影像文化对文字符号发动新一轮强有力的攻击，借此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向？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1 网络直播研究现状及对出版营销的意义
网络直播，即互联网直播服务，是一种全新的互联网视听节目，它是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4]。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播客时代，由于当时的相关技术还不够成熟、发展方向模糊等问题未能发展起来。2016年，伴随着4G技术的成熟、我国网络用户的不断增长、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大量资本的流入，我国网络直播迎来一波热潮，被认为是中国“直播元年”。经过两年多的“野蛮生长”阶段，在政策监督不断强化和社会需求理性化的大环境下，网络直播行业趋向平稳调整和健康发展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3.97亿[5]。作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传播工具，网络直播的营销价值也在不断凸显，其中蕴含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空间正在被开发出来。
网络直播自诞生以来，出版行业的直播热情也愈发火热。例如，大部分出版社除了邀请“网红”作者进行视频直播外，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先后进行过社庆直播；人民出版社还设有专门的直播出版团队；2019年在618期间，各大图书出版社更是热闹非凡，出版社图书编辑也纷纷从幕后走向前台，以视频直播的形式推介图书，各大图书电商销量均创新高[6]。这说明新的信息和知识获取手段催生新的消费形态，而与此同时出版社对于直播的工具化利用也迎合和培养了人们新的日常习惯，共同造就新的消费市场。对于这一新现象，学界展开研究，基本上多从“直播+出版”营销的现状、优势和不足层面探讨，例如学者舒仕斌、路英勇等均认为网络直播颠覆传统图书营销模式，具有用户广泛、垂直精确、利润丰厚等优点[7]，在重构出版营销模式、激活图书社群营销、跨界出版营销等方面发挥着作用[8]，但也存在政策、技术、资金、竞争等方面的风险，未来的出版直播需要从强化互联网思维、培养直播专业人才和优秀平台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等。因此，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看，当前在数字媒介环境下，出版直播在吸引年轻消费者注意力、提高出版书籍销售量和提升品牌知名度等方面开辟巨大的想象空间。当前学者对出版直播这种新模式进行的理论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和理论分析上，或者认为出版直播只是一种工具化的革新而已，对于出版直播这一行为的深度解读和理论分析尚不够深入。
笔者认为，目前展开对出版在直播方面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网络直播作为出版营销的新模式，伴随着4G技术兴起和发展，而即将到来的5G技术将进一步拓展其技术想象，视频将有可能突破以文字为主导的书写表达形式和精英文化的束缚，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化，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化的主要交流方式，出版直播在未来的价值空间不可忽视。另一方面，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角度看，出版直播本质上所体现的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新，作者与读者、编辑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交往。直播从根本上重构编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编辑从“幕后”走向“台前”，作者从读者“想象的存在”到实现在同一“房间中”的“虚拟交往”，读者则是在接近知识权威与情感共振中实现参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价值满足。而这一读写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揭示知识传播只有在对话中才能革新文化，实现知识扩散，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的创新意义。因此，本文也将从“准社会交往理论”的视角对出版直播营销这一现象进行理论的深度分析和发展方向上的探讨。
2“准社会交往”理论及其在出版网络直播中的发展
“准社会交往”的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于1956年在《精神病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和准社会交往：远距离亲密行为的考察》中提出的，主要用来描述受众在持续观看电视时发展起来的一种与媒介人物的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和社交行为，这一行为类似但区别于真实的社会交往，因而被称作“准社会交往”[9]。
“准社会交往”理论的提出是在传统媒体时期，当时的电视作为一种新兴媒介，打破交流空间的限制，视听接触让人们有机会产生“准社会交往”。而伴随着微博、微信、网络直播平台等新传播方式的出现，推动准社会交往向纵深处发展，文字、广播被网络视频直播进一步“收编”，共同建构准社会交往的媒介想象。网络直播构建一种拟人际交往关系，网络主播作为媒介人物与观看直播的受众构成一种准社会交往，即每一个受众都可以选择关注自己喜爱的网络主播，获取主播平时的生活动态，并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和送礼物等方式与媒介人物进行“交流”，反过来，网络主播也会对受众个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影响。
事实上，具体到出版行业的网络直播上，自然显露出更为重要的价值意蕴，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直播中的准社会交往不仅为普通读者提供接近知识权威的重要渠道，也对出版行业从业者主体性价值的再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媒体时期，编辑、作者对于读者来说只能是一种“想象的存在”，是知识权威的代表，拥有专业性的知识权威受到来自读者的崇拜，权威与权威对象之间只能是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普通读者或许只能在为数不多的签售会上才能有机会一睹作者风采，但签售会的仪式感也隔绝了日常，使得作者和编辑群体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而网络直播是一个“祛魅化”的世界，准社会交往的存在不仅掀开知识权威神秘的外衣，还让编辑、作者能够与普通人的身份与读者展开平等对话，使得编辑、作者以往不被人了解的职业形象呈现在公众视野，尤其是编辑在知识生产中的价值能够被再发现，网络直播使得编辑、作者得以“外显化”。反之，编辑、作者在读者心目中建立的良好形象，也可以促进读者对书籍的消费，出版社也能将名作者、名编辑IP化，以此来反哺图书出版。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和扩散也从封闭开始走向开放。一方面，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传统知识生产通常是作者一个人的“独奏”，在知识公开传播之前，作者与读者群是很难见面的。文学大师朱光潜就曾专门撰文要重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认为作者水准高，可以把读者的水准提高，读者的水准高，也可以把作者的水准提高。准社会交往为作者和读者搭建平等沟通的通道，在知识生产之前或者生产过程中，读者的想法也可以凝结为作者创意的源泉，而编辑也可以借此发现更好的选题，以此提高编辑水平[10]。另一方面，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梅罗维茨说：“权威基于信息控制。”传统的知识传播具有垄断性质，知识权威外在表现为知识生产者或者阐释者的话语特权，知识经印刷出版形成纸质书籍之后是一种“凝固性”的存在，成为知识权威的象征，而网络社会的“众生喧哗”也可能会让部分知识遭到扭曲。直播的准社会交往将静止性的知识再激活，将其放入社会公共空间的“场域”中，作者、编辑也亲身介入这一讨论场中，不同立场、想法的共同碰撞，可能会消解掉部分知识的权威，但也会去伪存真，让知识的效力得以最大化发挥。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出版行业网络直播的准社会交往概括为是一种知识权威者与权威对象的交往类型，其中也存在着三种交往关系：即满足一般读者接近知识权威期待和愿望的工具性交往；借由读者力量激发编辑和作者进行知识生产的情感性交往；促进知识平权化传播和知识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社会性交往。而准社会交往是人们使用媒介过程中建构出的一种普遍性的情感现象，是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要部分，也是品牌营销效果产生的重要心理基础[11]。准社会交往理论为专业出版社的品牌营销提供可值得借鉴的理论框架。
3 准社会交往下出版直播的营销模式创新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性转型期，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对文化精神上的需求更加迫切。例如，今年靠着对古诗词的熟练解读而在抖音上意外走红的华中师范大学戴建业教授，因热爱看书并精通国学知识却拾荒流浪被网络上人称为“流浪大师”的沈巍等。消费市场上出现的种种现象，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既有利于重新唤醒人们对长期历史沉淀下来的精神文化财富的注意力，也反映人们对高质量精神文化需要的社会现实。从市场逻辑来看，新现象的流行也表明知识消费可以成为人们日常化消费的潮流，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出版社利用网络直播的营销实践说明也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根据准社会交往的不同层次，提炼出当前专业出版社针对新消费市场的三种主要营销策略。
3.1 工具性交往：趣味性直播赢得注意力竞争
“注意力经济”是由戈德海伯（Goldhaber）在1997年提出。他认为，互联网时代，相对于过剩的信息资源，人们有限的注意力才是稀缺性资源，注意力经济是“企业最大限度的吸引用户或消费者的注意力，通过培养潜在的消费群体，以期获得最大的未来商业利益的经济模式”[12]。互联网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当下发展火热的网络直播即是注意力经济的最佳体现。拥有大流量的直播大号往往凭借着主播的聊天、唱歌、表演等娱乐方式就能够获得较大的流量，依靠点击率、打赏、刷礼物等方式实现注意力变现。工具性交往即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交往，本质上也是为获得经济层面的价值最大化。
当前出版业在数字媒介的冲击下，过去“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理念已经被淘汰，重获市场注意力关系到其生存问题。出版网络直播中的工具性交往为读者提供接近知识权威的想象期待，而专业出版社也能够借此机会将传统的严肃经典知识重新激活，开发成注意力经济下的大众消费产品，或延伸更多出周边产品，实现价值增值。当前也有很多出版社将网络直播视作为开辟或重获读者注意力的一种工具，利用各种新奇的手段“为博读者一笑”，获得大流量粉丝的关注，从而提高销量。例如，乐乐趣童书品牌的直播做得妙趣横生，在直播中，图书编辑装扮成图书里面的人物，甚至在直播中演绎小品，情节生动，让人捧腹不已，很多读者表示是受到直播的吸引，才下单购买图书[13]。
3.2 情感性交往：名作者直播巩固与读者的情感关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教授在《融合文化》一书中曾提出“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ics）这一概念，用来说明消费者在观看、选择和消费决策过程中情感因素[14]。情感性交往是建立在共同的经验或过去经历基础上而形成的集体认同感或共鸣感，情感性交往促成情感经济，营销者全面调动消费者的情感参与和投入，有利于维持和巩固品牌忠诚度。
出版网络直播中的情感性交往是建立在内容和作者、编辑基础上的情感联系，是一种高层次的互动性的精神交往。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传统阅读中，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是疏离的，读者只能透过作者字里行间的文字表达来想象作者的实际存在，完全是一种单向的精神交往，缺乏双向的互动和交流。倘若读者出于崇拜或者对于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想向依然在世的写作者探讨，只能线下交流或根本难以达成这一情感愿望。在准社会交往中，电视是一种大众化的精神交往，直播亦是如此，直播建构编辑、作者与读者互动沟通的桥梁。但网络直播平台还具有天然的“情感联动”能力，它在人与内容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人与人的情感交往关系[15]。作者参与直播的亲身交流更容易激活读者情感，形成个体情感与集体情感的共振效应。例如，许多出版社都会邀请知名作者与读者直播互动，分享读书方法，共同探讨写作经验等，借此与读者建立稳定的情感关系，拓宽销售渠道。
3.3 社会性交往：文化性内容直播塑造品牌影响力
2004年，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台广告经济中心副主任的郭振玺提出“影响力营销营销影响力”的广告经营战略。发展至今日，“影响力营销”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丁俊杰认为，影响力是文化活动者以一种大众所喜爱的方式左右其观念和行为的能力，影响力营销即是媒体或企业将影响力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过程[16]。品牌影响力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品牌的核心价值所在。社会性交往是建立在丰富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开发利用，与社会成员共享文化精神价值，也是一个营销影响力的过程。
出版直播中的社会性交往是知识文化的扩散过程，出版社依靠长期积淀的影响力生产和制造意义，将经过深度思考过的高质量知识的社会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让更多的人共享价值。一方面，在传统消费理论中，文化被当作是一种奢侈品用以象征精英阶层的声望和地位。法国思想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也提出过“文化资本”的概念，按照他的分析，处于上层地位的人更容易通过接触高层次文化获得的方式培养文化资本[17]。直播中社会性交往能让普通读者能够参与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去，并优先获得文化资本的权力，增强读者的认同感，达到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的目的。例如，人民出版社在“一直播”平台上开设账号，直播内容涉及到座谈会、讲座、课程等，也会经常征求读者意见、与读者互动，多方位地展现出版社的文化底蕴和品牌魅力，也让更多的人受到优质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可以发现传统知识扩散是以教师这一职业群体面对面传播的传授方式，教师授课本质上也一种直播，但影响范围有限。而网络直播让知识扩散的层次降低，文化下沉让普通读者也可以以直播传播知识，一定程度上削弱传统知识的“精英偏向”，为出版社在知识的二次传播和文化普惠上贡献影响力。
4 出版行业直播营销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启示
基于以上探讨，在网络直播过程中，出版社如若能基于对准社会交往中工具性、情感性和社会性交往的合理化运用，就能够对营销效果起到很好的价值增值的效果。但从整个出版产业转型升级的意义来看，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和苏特（Soete）认为产业创新包含技术和技能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18]。笔者认为，网络直播的发展，无疑也为上述创新提供未来可值得探索的三个方向，即可以发展成为：以多元化产品形态延伸为优势的文创公司类业务模式、以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和提升传播力为核心竞争力的线上培训机构类业务模式和以专业知识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的内容提供商类业务模式。
4.1 市场和产品创新：构筑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下的多元化产品形态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4722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23%，表明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十九大文化报告“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也提出，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要求，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20]。因此，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出符合现代人消费需求的的多元化文化产品，利用新的文化概念、文化符号和文化品牌培育和引领新兴文化消费市场，符合出版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出版社可以借网络直播探索多种盈利模式，充分挖掘网络直播的工具性流量价值，培育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下的出版直播业态，促进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以此向文创类公司的业务模式发展。一方面，可以与图书内容配套，将严肃经典的文化知识进行符号化提炼，将其中的文学艺术价值充分挖掘出来，通过创意性的手段，创作出与日常消费生活紧密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通过自营、合作或品牌授权的形式，对文化产品进行多元化衍生，对文化内涵进行产品化，最大化实现出版增值。如引导用户购买限量签名版书籍，出售印有经典文学封面的T恤、水杯等；另一方面，专业出版社还可以与各种文创机构合作，或采取品牌跨界的形式，尝试咖啡书屋、文化餐厅等新零售场景，利用直播打造“网红文化景点”等。而随着未来5G技术的发展，还可以利用AR、V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通过举办传统书籍的数字文化艺术展等形式，不断拓展产品形态，全面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动传统出版产业转型升级。
4.2 技术和技能创新：创造人才与技术相融合的新内容生产力和传播力
新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带来社会分工的格局重构，传统文化中编辑、作者等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社会精英群体，也从复杂的劳动分工中抽离出来，经历了一个“去身份化”的过程。他们不再只是囿于知识生产和传播者的角色，而是希望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业余职业，例如许多人都给自己贴上”斜杠青年“的标签，他们除了日常写作之外，更热衷于以自己独有的社会接触来想象外部世界。新兴媒介的发展为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性想象与互动提供了重要渠道，例如，网络直播这一渠道为传统的编辑和作者也赋予了“阐释者”的角色隐喻。而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满足读者对这一角色的期待和维护情感联系，编辑、作者也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如锻炼演讲才能、亲和力、与用户的沟通能力等。
专业出版社可以将网络直播这一类新兴的媒介技术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内容生产力和提升传播力，向线上培训机构类业务模式发展。一方面，专业出版社应该有相应的人才扶持计划，鼓励更多的编辑、作者从幕后走向台前，加强他们的新媒体技能培训，鼓励他们打造带有个人化风格的表达和讲解能力。例如，樊登读书会的创办者樊登就凭借其个人清晰的讲解思路，每周为大家讲解一本书，在他的培训直播中，清晰而有逻辑的表达和讲解能力让帮助读者快速了解一本书的内容，受到读者们的欢迎。另一方面，直播本身也是一种新的内容生产力，对于编辑、作者与读者参与其中所凝结的智力成果，出版社可以对其进行二次加工，尤其对于质量较高的知识讲座、答疑活动、演讲等内容可以以版权的形式在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渠道进行再传播，也可以整理成文字集结成册，进行打包再出版。
4.3 流程和管理创新：建设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出版智库
数字化媒介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纸质媒介发展式微，传统出版机构影响力下降，市场风光不再。但出版社拥有长时间历史积淀下来的高质量内容、人才等资源，建设出版智库是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影响力的一条值得探索的重要路径。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智库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保障，完善新闻出版科技专家库，充分发挥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技术企业、新闻出版企业在新闻出版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1]。出版智库建设可以打破既有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建立产学研用多方联动的运作体系。
专业出版社可以通过智库建设强化自身的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以成立研究院或博士后工作站的方式，加强与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合作，促进重要成果的转化，向知识服务或内容提供商方向发展。出版社可以吸引相关领域高影响力人士和学者通过网络直播等新手段来向社会发声，提升知识对社会的服务能力，实现出版的精神文化引领在价值行为层面的转化。出版智库还可以借助网络直播的渠道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付费服务，包括培训会、答疑服务和关联活动等，提高出版社的社会服务价值；或通过举办出版智库高峰论坛的形式，利用网络直播来扩大影响力等。
5 结 语
正如麦克卢汉所提到的人类经历“部落化—去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文明历程，对知识生产和传播来说也同样适用。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后半生辗转于广场、商店、街道等人口聚集的地方，以讲演、辩论的方式传播哲学文化，而中国儒学圣人孔子一生也在云游四方，以在人多的地方讲学为乐，都是一种“部落化”的知识传播。而印刷媒介得到普及之后，尽管有专门传授知识的正规学堂存在，但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阅读的门槛逐渐降低，人类“去部落化”，读书被“私人化”了。网络直播的兴起，人们尽管还是分布在世界各地，但能够在同一直播间虚拟聚合和数字化存在，知识的传播得以“重新部落化”，本文从准社会交往的理论视角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做出了阐释。
总言之，不可否认，网络直播为经典知识跨地域、跨阶层、跨迷群的传播提供的重要的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但在社会娱乐需求和资本的作用下，网民观看直播也可能只是一场视觉的围观，而直播本身也带有表演的性质，如历史科普、文学经典等书籍遇上网络直播也可能会演化成娱乐性的猎奇和狂欢，而出版行业蕴含的具有深度的文化价值可能会被消解。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网络直播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研究传统内容在新媒介技术的作用下所呈现的新形态，以此为出版行业未来发展新业态探索出更好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所在。
注 释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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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OL].[2016-11-04].http:∥www.cac.gov.cn/2016-11/04/c_1119847629.htm
[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2):13
[6][13]人民网.图书编辑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播卖书成"618"营销新风潮[EB/OL].[2019-07-01].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701/c40606-31206257.html,2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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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克里斯•弗里曼,罗克•苏特著;华宏勋,华宏慈译.工业创新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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