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吕成冬：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摘 要】中国在20世纪最后30年全面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期。鲜为人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此过程中以总结自身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为基础，并基于系统工程思想提出作为整体概念的“出版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社会价值、基本原则、主要过程和队伍建设四个方面对出版科学的内涵进行探索和丰富，形成体系化的出版科学思想。钱学森的出版科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系统工程思想特征，同时融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于一体，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体系化建构做出积极理论贡献。研究钱学森的出版科学思想，对当下的出版工作有积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钱学森手稿；出版科学；系统工程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科学家，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不宁唯是，他还拥有丰富的编辑和出版经验，不仅担任过国内外专业刊物主编和编委，同时出版过20余部关于科学、工程、哲学、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著述，发表400余篇文章。通过分析钱学森的文稿、笔记、书信和讲话提纲等手稿可知，他在197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末期基于系统工程思想总结自身编辑出版经验之际，提出作为整体概念的“出版科学”，包括创作、编辑、出版、发行及翻译等；随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社会价值、基本原则、主要过程和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行理论探索，并经过反复斟酌后界定了出版科学的具体内涵。在此过程中，钱学森形成了体系化的出版科学思想，融合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于一体，体现出鲜明的系统工程思想特征。那么，钱学森的出版科学思想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将其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体系化建构的历史时代中考察，又具有怎样的价值？笔者就此问题不揣浅陋，撰写此文求教于业界学者。
1 出版工作的社会价值
出版工作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组成部分，承担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对此，钱学森从三个方面进行过系统论述。
1.1 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面
钱学森在1980年代初期从系统工程思想视角，提出作为整体概念的“出版科学”，认为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同教育、科学、文艺、体育、宗教等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系[1]。从中可见，钱学森对出版工作社会地位的界定，因此他经常向出版工作者倡议：“请想一想出版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位置，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认识到我们每个人肩负的重任。”[2]同时，他还经常鼓励出版工作者，要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审视出版工作的职业性质[3]。
1.2 出版工作要承担起捍卫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
出版物在塑造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科学出版物还直接或间接地传播着特定阶级和政党的政治纲领，对读者和社会起着舆论导向作用。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从海外涌入国内的各种思潮与国内思想相结合，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各种异化现象，严重冲击了主流价值观体系。钱学森旗帜鲜明地提出编辑出版界要承担起捍卫主流价值观的责任，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方向、路线问题，不能动摇，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出版社是创造精神产品的，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滑到搞精神污染的邪路上去。”[4]因此他在多种场合主张出版界要主动回击，例如1993年1月8日他给《宗教》杂志社的信中就提出杂志社有责任发表文章，揭发利用宗教途径危害人民的各种行为[5]。
1.3 出版工作能够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出版工作的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即兼具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钱学森认为，编辑出版工作除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外，更主要的任务是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1980年6月23日，他应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邀请在首都剧场作报告时指出：“出版社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和组织著译力量去创作、编辑和翻译出版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图书，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文化精神生活。”[6]正因如此，他特别重视抓好青少年科普读物的出版，他在这次报告中特别强调：“为青少年出版科学普及读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应该有一个很认真的规划，搞好这项工作。尽量不要出一些效果不好的书，因为青少年很容易接受新东西，但辨别能力不太强，记忆力又很好，看到的东西他就记住了，记住了就影响以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娃娃抓起”。
2 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
出版工作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需要遵循基本原则。钱学森曾建议总结国内外编辑出版经验，并“创造出一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编辑科学”，将其作为我国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三点。
2.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钱学森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将其内化为自身思想活动的准则。基于此，他认为出版工作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过程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百科全书要体现社会主义中国的特点，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7]这是因为“出版是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传播工具和舆论工具，是重要的思想宣传和理论阵地。在人类社会存在阶级的条件下，每个出版编辑机构和人员都代表社会，代表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8]。他提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对学术出版物应当坚持“双百方针”，并建议：“出版界可否规定一条，就是编辑同志的责任，只是挡住那些明显错误的、瞎胡闹的东西，至于认认真真的做工作，你不能证明他是错误的，就应当发表。”[9]这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既坚持主流价值观，又繁荣社会主义学术事业。
2.2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搞好经营
长期以来，中国出版行业存在“包干制”，即钱学森总结的“从选题直到样书，一个人包到底”的“一竿子插到底”模式。这种模式严重制约出版行业的市场化，进而导致出版行业的萎缩。所以，钱学森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提出，“出版社要搞好经营，不能像从前那样，一年亏多少就拨多少，这不是好办法”；其现实原因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提高出版行业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当然，出版行业的政治性质决定其不能全部市场化，仍需上级机关“宏观调控”。钱学森说：“出版社既要完成任务，又要搞好经营，尽量不亏本，还得有盈余，要尽到责任，首先自己解决问题。当然，万一做不到，要根据各种原因，领导上也不能不管。”［10］
2.3 出版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实事求是原则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是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重要指导思想。钱学森认为实事求是应当成为出版工作的遵循原则，尤其体现在对出版内容真实性的严谨态度上。例如1992年10月8日他致信中央文献出版社，指出该社出版的韩素音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混淆了他与钱三强的贡献，希望及时纠正[11]。此外，他特别反对出版行业中存在的“谁老谁就有发言权”的“老头子制”，很多书刊希望通过他的题词、作序、贺信等形式“以光篇幅”，但他坚持不写应景文章。这其实是钱学森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反对非专业人士对出版物的干预，因为“办刊物就是办刊物，开门见山，是研究什么学问的，就讲什么，不是非得找老头子写东西不可”[12]。这种实事求是精神对当下出版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3 出版工作的主要过程
钱学森提出的“出版科学”概念具有广义性质，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书刊、报纸、编辑、出版、印刷业”，并将其定性为一项系统工程且具有复杂性[13]。据此，钱学森从系统工程思想出发将出版工作的过程分为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翻译过程。
3.1 出版工作的生产过程
钱学森认为，生产过程主要包括写作、编辑、清样、印刷和装订。众所周知，写作和编辑是基本前提，但钱学森还特别重视“封面设计、排版、印刷等方面的问题”，因为编排过程涉及编辑技术、心理学、形象思维学以及技术美学等[14]；不仅如此，他还将编排工作的性质定义为“审美创造”，甚至成为影响出版物是否畅销的“要害所在”，并且比喻说“编排如绘画”[15]。钱学森经常比较出版社之间的编排水平，高度赞扬科学出版社和上海科技出版社。他在一份文稿中提出“编辑系统工程与美学”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从中可见他对编排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16]。正如王振铎和刘大年所言：“编辑的创造性，主要不在于独自的原始创造，或元件性的创造，而在于综合组织、装配构成整体结构的创造。就像缔造一支军队，形成战斗力一样，又像构建一栋大厦一样，造成一个空间，形成一种实用功能。”[17]
3.2 出版工作的流通过程
钱学森认为，流通过程的目的是将书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若没有这个过程，便无法体现生产过程的价值。这个过程主要实现形式是通过书店的销售，同时要通过媒介宣传以扩大知晓度。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出版社搞好发行时要处理与“友邻出版社的关系”，“既不要搞矛盾，不要抢，不要人家办了，我们还去办，也不要避得老远，不去配合。人家漏下的，我们也可以搞”[18]。言外之意，出版社之间要避免恶性竞争，但也不能因为“避开矛盾图省事”而失去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提出出版公司和印刷公司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优势，搞大规模的联合经营，提高整体效率。
3.3 出版工作的翻译过程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以及世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科学、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中外交流愈发频繁，作为媒介手段的翻译发挥着重要作用。钱学森认为翻译过程应当成为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过程，并提出翻译“既要科学又要不背离中国文化传统”，尽量使用“中国化”语言，处理好音译和意译、学术化和大众化之间的关系。1994年1月12日他致信《863先进防御技术通讯（A类）》时，便提出过去把激光Laser音译为“莱塞”并不合适，同时还建议使用“灵境”翻译Virtual Reality[19]。当然，他还特别强调做学问应以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但切忌崇洋媚外，翻译目的在于吸收和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为我所用[20]。这体现出钱学森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文化自信。
4 出版工作的队伍建设
钱学森特别重视人才培养问题。他针对出版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发表过不少论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4.1 提高出版工作者的政治站位水平
出版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参与者便是这个系统中的一分子。所以，钱学森特别强调出版工作者要不断提高政治水平，下工夫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述；即便不能全部通读，也要阅读其中如《矛盾论》《实践论》等著述，提升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以此类推，当下编辑出版人员不仅要阅读经典，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新闻、出版和宣传等方面的言论，例如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的，“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1］。通过反复学习，深刻理解和领会新时代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将自身工作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4.2 培养“专”“博”并兼的创新人才
钱学森借鉴航天事业的成功经验，认为做好出版工作的核心是培养“专”“博”并兼的创新人才。一方面，他通过总结自身实践经验指出，提升专业化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定期举办学术讨论会；他为此建议出版社领导要支持编辑经常参加学术活动，“不能老关在屋里，要出去见见世面，看人家在搞什么”[22]。同时他提出要借鉴国外编辑经验，例如1983年12月1日在给国防工业出版社周生洵的信中，提议由懂外文的工作人员查阅和介绍国外编辑工作和组织体制的书刊，吸收有益经验。另一方面，钱学森主张出版工作者要积极顺应时代要求，在实践中掌握和熟悉其他领域的知识，构建广博的知识体系，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都是各干各的，各式各样的专家，所谓隔行如隔山，不互相了解，不知道科学技术发展的全貌，对于钻一门科学技术的科学家是不利的”[23]。
4.3 提升编辑把握学术前沿的能力
所谓把握学术前沿的能力，就是强调编辑要有“大历史观”，能够从一定的战略高度把握和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对此，钱学森建议出版社组织成立“学术委员会”或“顾问委员会”，召集各方面专家定期举行会议，然后由委员会根据专家意见整理成出版社的总体规划；通过这种模式使编辑全程参与，逐渐培养把握学术前沿的能力，对未来科学技术和学术发展方向做出科学预测。钱学森在1980年代就曾建议国防工业出版社，一方面要关注“人—机如何配合的问题”，一方面要关注“C3I问题”（即控制、指挥与情报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24]；“人—机配合”即当今世界科技焦点的人工智能问题，而“C3I问题”正是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思维。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科学技术的核心发展，且日益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指标，可见编辑把握学术前沿能力的重要意义。
5 结 语
钱学森的出版科学思想主要形成于197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末期，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价值；它是一个完整和科学的思想体系，既有其对自身编辑出版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又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理论思考和淬炼。它还具有鲜明的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特征，体现出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辩证统一。更为重要的是，钱学森出版科学思想形成之际正是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之时，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体系化建构的重要发展期，因此，可以将钱学森的出版科学思想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尽管个别论点带有时代烙印，但毫无疑问作为科学思想对当时及当下都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价值。
注释
[1]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学森和孙凯飞的“建立意识的社会形态的科学体系”修改稿[Z].档案号:RW-钱学森-2046
[2][4][10][18][22][24]顾吉环,李明,涂元季.钱学森文集(卷三):对科技出版编辑工作的几点认识[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225,226,226,227,230,227
[3][11][15]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第6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59,488,16
[5]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第7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81
[6][9][12][23]钱学森同志谈出版工作[J].出版工作,1980(10):1-5
[7]钱学森.关于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释文[J].辞书研究,1984(1):1-7
[8]罗紫初.编辑出版学导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73
[13]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学森关于“研究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笔记[Z].档案号:RW-钱学森-2327
[14]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学森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出版工作的希望”文稿[Z].档案号:RW-钱学森-2073
[16]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学森题写的“编辑系统系统工程与美学”手迹[Z].档案号:RW-钱学森-1982
[17]王振铎,刘大年.编辑学研究60年的学术发现[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08-114
[19]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第8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25
[20]李明,顾吉环,涂元季.钱学森书信补编(第2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95
[2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