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曾建辉：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蔡学俭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人、学者型编辑和地方出版事业优秀管理者的典型代表，出版评论是他出版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蔡学俭利用出版评论系统论述了以质量为根本的图书编辑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工作观和以致用为主旨的出版科研观。他的出版评论继承中国共产党出版先辈的精神，具有汲取科学理论的自觉意识，并形成了独属自己的文体特征。
【关键词】蔡学俭；编辑出版家；出版评论；特征
蔡学俭，1929年生于湖南省华容县，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地方出版事业管理者的典型代表。1951年调入中南人民出版社开始编辑工作，1954年至1983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任职，历任编辑组长、编辑部主任、总编辑。1983年6月任湖北出版总社总编辑、党组副书记。1986年至1991年先后出任湖北省出版局、新闻出版局局长和党组书记，为湖北出版业的发展繁荣运筹擘画、尽职尽责。退居二线后，他致力于出版科学研究，创办《出版科学》杂志作为学术平台，聚焦编辑出版理论前沿，凝聚各界学术力量，极大地促进了湖北乃至全国的出版科研工作。在近70年的出版生涯中，兢兢业业、勤奋踏实的态度与严谨细致的作风，让蔡学俭无论在编辑出版一线还是领导岗位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负责编辑和参与策划、组织出版的图书多次获得国家级图书大奖，自己也曾被评为湖北省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湖北省劳动模范），当选湖北省第五、第六届人大代表。
作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亲历者，深植内心的对编辑出版事业的爱与知让蔡学俭选择用出版评论这一文体来审视和分析出版现状，对先进经验、成功典型做切实的倡导，对政策热点、市场新变化做透彻的解读阐发，既有微观的选题策划、图书质量等出版规程的详尽剖析，又有宏观的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综合辨析，对编辑出版的多个领域都有关涉，并总能有自己的见地，引发思考、给人启迪。可以说，出版评论活动是蔡学俭丰富多彩出版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切地说，出版评论不仅构成了他持续多年出版科研的经常性内容和最佳载体与平台，而且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型编辑家和出版管理者的重要标注。
1 以质量为根本的图书编辑观
1951年在《中南农民》半月刊担任编辑是蔡学俭初涉出版行业的第一个岗位，也是他出版生涯的起点。从初级编辑开始，从不起眼的小刊物做起，蔡学俭坚持编辑工作几十载，中间虽然经历了岗位的变化，但却始终保持着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不改初心，一直坚守在一线。在丰富多彩的编辑实践基础上，蔡学俭获得了对编辑的工作定位、职业规范、道德准则等深切的认知，并日臻成熟，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较为完整的编辑理论体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版业兴规模、重数量之时，蔡学俭就敏锐地提出“质量是对图书的根本要求”的观点，指出“单纯数量增长并不等于出版繁荣，而出版事业如果离开质的提高，量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1]；认为图书作为精神产品，“它从萌芽到产生就表达了对质量的要求”，“质量是各个时代对图书的根本要求”，“图书的生命力在于质量，质量低劣的图书，是经不起历史和人民的考验的”。他进而强调“图书出版工作者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力戒粗制滥造，认真考虑社会效果，尽最大努力，把最好的精神文化食粮贡献给人民”[2]。在步步推进、层层深入的出版业市场化改革浪潮中，蔡学俭仍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不能变，“质量是对图书的根本要求”，“市场经济要求提高质量，而不是降低质量”[3]。在他眼里，图书质量的关键在于编辑，因为“编辑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制约着其他环节乃至整个出版工作的发展”[4]，而且“作者的选择、作品的鉴别、把关和审读加工，靠的是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工作决定图书质量”[5]。在注意到编辑与图书质量之间的直接联系后，蔡学俭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整体着手，多管齐下，“提高质量是一项艰巨细致的系统工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从抓基础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一项一项工作抓落实。队伍素质的提高，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严格执行，各方面关系的协调等，都非一日之功”[6]。
首先，编辑思想是统率。在《试论编辑思想》这篇评论中，蔡学俭开门见山，“编辑工作是思想工作，编辑一定要有编辑思想”。因为在他看来，图书出版时有差错，不能长时期稳定地保持高质量的主要原因就是缺思想，“没有用编辑思想指导实践，以致长期未能从盲目走向自觉，从必然走向自由”。紧接着他基于编辑质量的视角，分析了编辑思想具有的独创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三个特征。蔡学俭认为，独创性是岗位标准，体现的是编辑的创新精神，“编辑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编辑思想，就会编出有特色有影响的图书”；社会性是政治要求，体现的是编辑的大局意识，“编辑具有全局观念，就会充分发挥编辑工作的作用，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实践性是工作规律，体现的是编辑的职业态度，“编辑思想来源于编辑实践，编辑思想是否正确，还需要再在实践中检验。因此，它需要编辑毕生为之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7]。其次，编辑规范是保障。毋庸置疑，精神生产多元、多样且多变，编辑需要开放创新的思维与工作方法，但编辑工作不规范产生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是影响图书质量的痛点所在。蔡学俭深知这点，多次强调编辑工作除了各环节的相对独立性，还具有严密的整体性和相互制约性，力主推行编辑工作规范来保障图书的整体质量。在他主持制定并由当时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批转全国各出版社参照执行的《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中，蔡学俭细致地阐释了编辑工作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一个环节、工序的工作影响着另一个或几个环节、工序乃至全部编辑工作”，“要用严密的制度规范各自的职责和相互关系，使整个编辑工作协调一致，高效率运转”[8]。在随后的《编辑工作的规范与创新》一文中，他重申“图书质量的提高有赖于扎实的基础工作，打好基础才能建好万丈高楼。编辑工作规范正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强调“著作者和编者之间，编辑工作上下各工序之间，需要有共同遵守的准则，规范各自的职责，才能保障工作的有效化和成果的优化”[9]。
进入21世纪后，在编辑工作的管理规章和制度建设日益健全的情况下，出版物质量痼疾依然明显，以至质量合格的图书几乎成为市场上的“稀缺品”。蔡学俭意识到问题根子还是在于编辑本身，他在2008年至2017年第2期《出版科学》上以“珞珈”为名发表了多达56篇的卷首语（评论文章），大大拓展、细化自己之前关于编辑思想的论述，直指问题核心，强调编辑基本功、编辑眼光和编辑创造性，认为编精品、出传世之作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熟悉编辑全过程业务，练就语言文字过硬本领[10]，在掌握这些基本功基础上练就一双鉴别与判断的慧眼去选择、评价、完善作品，进而将编辑创造性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实现对文化产品策划、选择、组合、优化的创造性提升，如此“编辑创造文化的作用就能充分展现，编辑出版质量就能大大提高”[11]。
在蔡学俭撰写的一系列以编辑和编辑工作为主题的出版评论中，“质量为本”是其核心和原点，这也是他图书编辑观的根本立足点和落脚点。从这些评论文本中，急盼图书质量全面改善提升的焦虑之心、希冀中国好编辑涌现的疾呼之音、热忱执著的职业编辑家的深切之情都透出纸外，令人动容之余亦发人深思。
2 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工作观
新中国建立初期蔡学俭就投身出版事业，经历了我国出版业从起步、成形和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挫折、低谷，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恢复、繁荣，个人也从初级编辑成长为总编辑，并成为湖北省出版管理部门的“掌门人”。即使离休之后，也依然情系出版，发光发热，继续从事文化和新闻出版方面的工作。为出版的一生，让他对出版工作的理念内涵、内容方法、地位作用、价值意义都有了清晰完整的认知和理解。蔡学俭在2013年、2014年分别发表了《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观》两篇评论文章，鲜明地提出了出版工作的“人民中心”论，引发各界关注。其实不难发现，这两篇短文并非应景文章，而是他长期实践、思考的积累，文中的理念、提法都大量地在其他出版评论文章中出现过。这些评论就像散落沙滩的珍珠，一经聚合相连即玉映光艳，组成他系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工作观。
蔡学俭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工作观是他进入出版业后长期实践与认知深化的结果。他多次撰文阐明出版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工作导向，“我们从事出版，是追求出版事业得到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2]；出版工作需要“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要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13]；“图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面向广大群众，面向人民群众才能发挥社会效益”[14]。在蔡学俭看来，出版工作者要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做到心中时刻要有人民，人民群众是出版事业繁荣进步的基础和依靠，出版永远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永远与人民心连心”[15]。他力主出版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出版的鲜明特征是其群众性，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出版是内容事业和产业，出版的内容建设归根结底来自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是文化也是一切内容建设的源泉”，“离开人民群众，便没有出版的源和流，便没有出版”[16]。
对于出版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数量和质量、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几方面的关系，蔡学俭对这些关系也都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明确的判断。例如，他不止一次地对图书的“两个效益”问题进行论证，“社会效益是根本，也是实现经济效益的前提，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活力，是实现社会效益的物质基础和后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效益的实现”[17]，指出出版业实行转制改革时，要面向市场、沉入市场，但不能迎合市场，以码洋、利润为唯一目标，社会效益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行业的最高准则不能改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有机统一于社会效益这一结合点。在如何处理出版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时，蔡学俭先用数据说话，道出图书品种增加质量却在下降的现实，“1994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用纸分别增长7.31%和5.28%，印数却只增长1.25%”，“近两年全国四次图书质量抽查中，第一次不合格率为87%，第二次没有一种合格品，第三次不合格率为64%”，随之指明造成这种状况与出版业粗放型经营有很大关系，包括“编校工作的粗枝大叶，经营管理的不讲求成本核算、发行工作的不注重市场调查等”，并鲜明地阐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以数量求发展导致少慢差费，以质量求发展则会多快好省。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结合点，应当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同样，控制品种与提高质量，侧重面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18]。对于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关系，蔡学俭认为数字出版是时代和科技发展的产物，并非是对传统出版的取代，两者有相当的内在同质性，应“一体双翼”，共同发展。所以，无论是早期刊登的《出版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关于图书未来的对话》，还是近些年撰写的《出版新形势与研究新课题》《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出版创新》，他对数字出版持有相当乐观的看法。在论述新科技浪潮和电子传播媒介对出版业形成的深刻变革后，主张出版从业人员应积极应对，主动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占领数字出版制高点，“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在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影响，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生产经营和传播模式，推进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不断丰富出版的生产方式和表现方式，增强出版物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19]。
中国古人推崇知行兼重、知行统一，蔡学俭亦是如此，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约稿时尊重作者，设身处地为作者着想，努力为作者服务；编书时思量着读者，向读者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走上领导岗位后，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推动各项出版改革创新的擘画举措，适应时代变迁，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从这个层面来说，蔡学俭近70年中，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版活动正是对他出版工作“人民中心论”系列评论的回应与再现、验证与深化。
3 以致用为主旨的出版科研观
在繁重的编校图书和行政管理工作之余，蔡学俭非常重视出版科研活动。在他看来，图书编辑出版活动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可以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而且随着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急需出版理论研究工作为之服务，出版工作理应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蔡学俭在《我看出版科研》一文中，全面深刻地探究了出版科研这一课题。首先表明态度，指出出版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在我国几十年来的出版工作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从中悟出规律性认识，得出科学的理论概括，很有必要”，并且在出版改革的实践摸索中，“弊端需要理论剖析，面临的问题需要作理论上的探讨，改革的方案、办法需要作理论上的论证，不同的看法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是非”，这些都需要出版科学的理论指导。那么如何去推动出版科研工作呢？蔡学俭提出了三条意见，分别是“出版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是繁荣出版科研的必由之路”“专业人员的研究和实际工作者的研究相结合”。最后强调指出“科研必须联系实际，应该给解决现实问题以指导”，“如果科研的课题不是来源于实践，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不是从理论上论证并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观点、方法和结论；如果不去研究变化发展着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得出新的概括；如果研究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名词概念到名词概念，而与出版事业的发展无关，那么，这种科研本身就不可能成为能解渴的‘水’，也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20]。这种强化“察实情”“接地气”，追求与时俱进，实现与出版实践实时共振的出版科研观在之后《把出版发行研究引向深入》《编辑学研究的新起点》《当前出版理论研究观点综述》《出版新形势与研究新课题》等评论文章中进一步得到延伸和细化。也正是由于对出版科研的高度认知和大力提倡，蔡学俭几十年来致力于改变出版研究滞后于出版实践的现状，成为全国编辑学和出版学研究热潮的积极推动者。特别是在湖北省，他和他的继任者组织创设“湖北新闻出版科研组织奖”“湖北新闻出版科研学人奖”和新闻出版科研基金；推动湖北各大高校出版科研基地的建设；创办并主编《出版科学》杂志，成为出版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蔡学俭的努力，推进了湖北全省出版科研活动的蓬勃发展，使之逐步成为全国出版科学研究的重镇。
从中可以看出，蔡学俭对出版科研的目标不仅仅是“文以载道”，而是要更进一步做到“学以致用”，让理论为发展厘清困惑，为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如果不能处理好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关系，顾此失彼，就既不能贴近实际，在生气勃勃的出版工作和改革中发挥应有作用，也不能总结好经验，进而上升到理论”[21]。他的出版科研活动也是遵循这一原则，自己身体力行，不断利用出版评论这一短小精悍的文体形式推出新的思考成果。如关于出版创新，他认为创新是出版的本质要求，“出版创新不仅关系出版本身的发展繁荣，而且关系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未来”，提出内容形式、体制机制和传播手段是出版创新的三个方面。“内容创新是出版创新的核心”，不管形式如何变化，内容是出版的主业，创新是高质量内容的源头。同时“体制机制创新是出版创新的关键”，它为出版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体制环境和制度保障，“传播手段创新是出版创新的动力”，利用先进科技造就的多种生产方式和表现方式，会极大增强出版物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22]。另外，蔡学俭对于出版与科技、出版与市场、出版与文化、出版与读者等重大出版理论问题都有所涉及，发表过多篇相关主题的文章。
尽管强调出版科研活动密切联系实际，以致用为主旨，但蔡学俭尊重理论研究自身的规律，并不局限于狭隘的实用观，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出版史研究，还有编辑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视方面，“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都应包括对‘史’的研究”[23]。蔡学俭根据湖北英山县出土的毕昇及其后裔的墓葬资料，撰写了《关于活字印刷版发明者毕昇的研究》，对毕昇故里、生活时代及在印刷术方面的贡献，作了全面的论述和剖析，综述了有关研究的各种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解决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一个疑难问题，对我国出版史、科技史、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它也因此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奖。蔡学俭还在《出版科学》的《编辑史•出版史》《编辑学•编辑工作》专栏上，定期发表编辑学和编辑出版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出版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4 蔡学俭出版评论的个性特征
蔡学俭的出版评论数量不算很多，篇幅亦不算长，且多以“卷首语”形式出现。外人看重的思想厚重深远、格局宏阔庞大、学术理论的系统建构似乎与之无缘，但细忖并品味其文字，自有一股评论的个性特征透露出来，显示出作者潜藏于心的内在的学力、襟怀和精神气质。
4.1 继承中国共产党出版先辈的优良传统
蔡学俭成长于新旧社会的更替时期，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他“在向往出版事业的同时，又加深了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决心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初入出版行业，在出版前辈的指引教导下，蔡学俭不仅掌握了编辑出版所有流程的业务工作，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人的精神特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逐步理解了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毅力，需要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作风，还需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语言文字基本功，而要做到这些的根本，是对人民和出版事业无限的热爱”[24]。“对人生的体悟要求着作为‘过程’的知识”[25]，人生过程与知识过程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千差万别的人生经历会造就不同的知识与体悟，蔡学俭的出版人生集中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出版家的共同的精神特质。文为心声，从他的出版评论文本中即可窥见其全貌。
出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行业，文化是出版的最终目的。优秀的出版人对自己担负文化责任有着自觉意识和深度认同，充满了担当精神。蔡学俭在2012年发表了5篇关于文化与出版的主题评论，系统论述《文化自觉与出版担当》《文化自信与出版的文化坚守》《建设文化强国与出版的历史文化使命》《文化安全与出版力量》《文化繁荣与出版立人》等命题。在这组系列评论中贯穿始终的是出版文化担当，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文化是出版的血液”，“出版之魂也就是文化之魂”，“出版和文化一脉相承”，“办出版离不开文化”的论断，这种对文化于出版的重要性的高扬，就是要激起出版人的文化自觉，让他们知晓“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的历史责任是广大出版工作者的文化担当”[26]，重拾出版人的奋斗初心与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出版前辈具有的全心全意为读者和作者服务的精神，也是蔡学俭极为推崇和大力弘扬的。在谈编辑工作时从自己的体会出发，提出“既当编辑，就一定要有不为名利的奉献精神，全心全意的敬业精神”[27]。在关注和解读“金盾现象”时，为其服务精神点赞，指出“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求新务实的精神，即使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也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28]。在回顾出版人生时，他满怀感慨，深觉“‘作嫁’就是服务，‘为人作嫁’就是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29]，始终不忘初心，不忘当年从事出版工作时的热血和理想。
4.2 汲取科学理论的自觉意识
蔡学俭的出版评论立足于丰富多彩的出版实践，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个别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创作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反映出版业变迁的活生生的记录文本。但蔡学俭并不固守和满足于一己之经验，他的评论文章里更多还是理论资源的支持。在蔡学俭的出版评论中，我们了解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中对印刷出版业发展演变和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知晓了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对出版工作的经典论述，领略了邓小平对出版改革与创新工作深具远见的认知和部署。这些经典理论穿插于文章中，让蔡学俭的出版评论实现了实践特质和理论特质的有机结合。
众所周知，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显现出一种循环规律：理论源自实践，总结、验证过后继而再度投入实践进行指导。然而编辑出版学科的具体情况更为复杂。如今，人工智能、数据革命等颠覆性科技不但在持续地突破既有的出版现实，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出版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信息学、传播学、社会职业学、知识社会学等理论的不断渗透，提出了对出版理论的不同视角和多种维度进行阐释的要求，出版评论作为反映出版活动的“轻骑兵”，必然要运用最新理论成果来对这些新现象、新问题进行解读和阐释。蔡学俭的出版评论特别是他后期的出版评论就做到了与时俱进，积极汲取前沿的科学理论解读和分析出版现象，阐释出版各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如在2016年写作的《媒体与信息》中，蔡学俭从传播怪才麦克卢汉（Mcluhan）的“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切入，阐明技术飞跃、媒体兴起、信息爆炸的现实环境，而后介绍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的两部著作《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Big Data: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 form How We Live,Work and Think）和《删除》（Delete: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的观点，说明信息产生的无限性与信息采集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指出原始状态的信息，要使其成为有效的信息资源和信息产品，必须进行选择、过滤、加工和整合。紧接着又借用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无用信息论”和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副主编艾玛•邓肯（Emmay Duncan）的媒体“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存在价值观来论证包括出版在内媒体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媒体与信息的真实联系便是传播经过选择、过滤、整合和加工的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信息”[30]。整篇评论充满理论色彩，用多个科学理论进行对比论证，在共时性的比较分析中层层深入，从而得出令人信服且合理的结论。类似这种运用理论进行精彩演绎和归纳的篇目还有不少，它们充分体现了蔡学俭出版评论富有创新含量、启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特征。
4.3 精神个性与文体风格的融合
文体作为一种文本的外在形式，与作者的内在心性有密切关联。这种经时代环境、人生岁月磨砺而成的精神个性，“将在不自觉的状态中支配着作家的创作，呈现于不同的作品，使之表现出一以贯之的个性侧面”[31]。蔡学俭出版评论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貌也与他的精神个性表里相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宏大的主题设置与具体而微的分析讨论相互对接。蔡学俭“将帅起于行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业发展的关键期主政一个省域的出版工作，历经出版风雨，让他擅长从高处着眼，出版评论的选题侧重于出版事业的大事要事，出版制度改革、出版的两个效益、出版策划与发行等都频繁出现在他视野中。为了在篇幅有限的评论文本中容纳这样的选题，蔡学俭经常采用“大题小做”的“主题切割”式的做法，如早期的《图书质量三论》《图书美学三题》《出版改革四题》等。退休之后，更进一步，将宏大主题分为若干关系紧密的“小主题”，形成类似于同类项组合的集纳式系列评论。如在论及“出版企业的责任观”时，他将出版企业的责任分为社会责任、文化责任、经济责任等六类，然后分别论述。关于“全民阅读”，蔡学俭条分缕析，拎出影响或制约全民阅读的各个因素，从社会发展、图书出版、数字化、分级阅读等角度进行多维阐释，细化的一事一议和整体上齐备论证结合，追求逻辑的层次性和思想的严密性，做到了全面客观，解读鲜明。
其次，内在理路与平实文字的契合。蔡学俭为人“质朴、稳健”[32]，善于且勤于学习，青年时期就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学习”，熟读了各种马列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经典论述，“1951年至1953年，《毛泽东选集》1至3卷陆续出版，我通宵达旦阅读，特别是其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我结合李达的两本解说，做了详细笔记”[33]。这种科学理论的浸润和接受，也集中表现在他出版评论写作的内在理路当中，即文本不做浅表单一的判定，而是对评论对象做适切于现实的深入的分析，讲两点论，充满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方法论色彩。比如在多篇出版改革的评论中，对几组关涉重大的关系都做了细致的梳理和探讨，“局部与全局”“数量与质量”“普及与提高”“规范与创新”等在他笔下都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和具化。为实现文本内在理路由幽暗到显明，观点由虚向实，蔡学俭的评论语言保持着平实、精练、准确的特征，惯于用朴实无华的群众语言析事明理，答疑释惑，形成共鸣。讲到当编辑之难，他说“难在既要‘一心只顾眼前书’，又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34]；对于出版科研，他指出“科研并不是‘远不可及’或‘高不可攀’”，但也不能“要求科研‘包医百病’、‘立竿见影’”[35]，这些话语既深刻又实在，既鲜活又生动。朴实、清新的文风，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大大增强了评论的传播效果。
“万卷留云鬓，半生缀嫁裳”，世人皆知蔡学俭在图书编辑、出版改革和主政湖北出版业、推动出版学术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但对他的出版评论活动却有所忽略。其实蔡学俭一直笔耕不辍，陆陆续续发表了一百多篇类型多样、内容丰赡、说理精辟的出版评论，这些文章既是他编辑出版之路的奋斗轨迹，也是中国编辑出版事业探索前行的真实记录。可以说，蔡学俭的出版评论活动标识出他出版人生的另一面，但这隐伏的一面，却闪现着更真实、更动人的精神光彩和信念光辉。
注释
[1]蔡学俭.争取量的发展,着重质的提高[J].出版工作,1983(4):14
[2]蔡学俭､汪诚.图书质量三论[J].出版工作,1984(1):43-45
[3][5]蔡学俭.出版改革四题[J].编辑学刊,1994(5):37
[4][23]蔡学俭.编辑与出版[C]//蔡学俭.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的编辑出版理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08,107
[6]蔡学俭.编书杂感[J].出版科学,1996(1):35
[7]蔡学俭.试论编辑思想[J].出版科学,2000(1):17-19
[8]蔡学俭.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C]//蔡学俭.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的编辑出版理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5-16
[9]蔡学俭.编辑工作的规范与创新[J].科技与出版,1998(2):5
[10]珞珈(蔡学俭).编辑的基本功[J].出版科学,2014(2):1
[11]珞珈(蔡学俭).编辑的创造性[J].出版科学,2014(5):1
[12]蔡学俭.认识实践追求[J].出版工作,1989(5):43
[13]蔡学俭.出版繁荣:认识与实践[J].中国出版,1991(10):26-27
[14]蔡学俭.图书的两个效益及其结合初探[J].出版发行研究,1992(4):57
[15]珞珈(蔡学俭).出版与人民心连心[J].出版科学,2008(4):1
[16]珞珈(蔡学俭).出版心中要有群众[J].出版科学,2013(5):1
[17]蔡学俭.图书的两个效益及其结合初探[J].出版发行研究,1992(4):59
[18]蔡学俭.阶段性转移之我见[C]//蔡学俭.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的编辑出版理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55-156
[19][22]珞珈(蔡学俭).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出版创新[J].出版科学2008(1):1
[20][35]蔡学俭.我看出版科研[C]//蔡学俭.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的编辑出版理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13
[21]蔡学俭.卷首语[J].出版科学,1997(4):1
[24][33]蔡学俭口述;蔡姗,欧阳敏采访.我的出版之路[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4):152
[25]汪丁丁.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J].读书,1999(4):78
[26]珞珈(蔡学俭).文化自觉与出版的文化担当[J].出版科学,2012(1):1
[27][34]蔡学俭.谈编书之难[C]//蔡学俭.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的编辑出版理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74,74
[28]蔡学俭.“金盾人”[J].出版科学,1995(2):13
[29]蔡学俭.离不开这片热土[C]//蔡学俭.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的编辑出版理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
[30]珞珈(蔡学俭).媒体与信息[J].出版科学,2016(1):1
[31]杨守森.作家的生命形态与创作个性[J].山东社会科学,1998(6):1
[32]徐鲁.对编辑出版的爱与知[J].出版发行研究,2000(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