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在外国专家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本文由速记整理而成，未经本人确认。
从出版数量上来看，学术出版的总体数量实际上与社会发展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相比，目前还没有达到顶峰，或者说出版的数量还是偏少。从法学来说，法学每年培养的博士生是2600多人，硕士生是3万多人，本科生几十万人。如果每一个博士生都能把他的博士论文出版出来的话，就至少需要2600位编辑，而且有一些国家要求必须出版了论文才能授予博士学位。我国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多数博士是希望把自己的学位论文出版出来的，所以学术出版的需求是很大的。而事实是，每年法学领域出版的数量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其中不乏一些低水平的重复或质量不高的出版物，且总数量并不多。中国政法大学也有出版社，但每年学校出版的数量也非常有限。现在的书号限制也说明不是每一本想出的书都能出版，所以我个人主张还是要提高数量的基础上再提高质量，没有量的积累不可能有质的提高，这实际上是一个规律性的认识。
出版是有一定市场化性质的属性行为，尤其是中国的出版社都改成公司作为经营单位的发展趋势，这对于流行读物和热销出版物的市场化发展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发展往往会遏制学术读物、学术著作市场化的发展趋势，或者是影响学术出版物的发展。因为市场有限，一些绝学、冷门学科的书很难卖出，但是如果说完全用市场化的方式要求出版社、衡量出版社的绩效的话，的确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学社著作。因为学术著作由于市场化的这一种影响，不能及时的出版就无法实现所谓出版与文化的互通，也达不到共同繁荣。
我认为，对于学术物的出版应该有两种刺激的方式，一种就是国家资助。一些绝学、冷学，或一些特殊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多卷本的，大力的扶持、支持出版就是国家应尽的责任。因为国家作为整体、作为推动提高社会福祉和促进公共利益的主体，有责任将文化事业繁荣、将出版物出版的事业作为自己支持的事业。另一种是依靠社会责任，出版社当然有责任支持、扶持一些学术出版，但是社会的责任更大。社会捐赠、社会资助、包括出版方面的支持，需要调动社会的力量，盈利比较多的企业也需要来多多支持出版事业、支持出版社和学者，这样才能让出版物质量达到水准，才能够促进出版事业的繁荣也实现文化的互通。
如今，出版质量也是一个难题，而这又需要专业的编辑。高水平的编辑需要在浩瀚如烟的内容中挑选精品力作并能够及时的出版，这确确实实是出版行业共同的责任。但是在这过程中，也是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把握出版的一些重点。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例，在学术研究上，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来展开研究。我认为，出版事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确也应该立足中国。比如说中国的出版社首先要立足中国，同时要借鉴国外、借鉴世界的文明成果，同时还要挖掘历史、还要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时这也可以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所以出版社出版的内容既应该包含当代中国的成果、也有中国历史的知识，既应该有国外先进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有面向未来的优秀学术成果，总之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推动整个出版事业，那出版社选择出版物的时候有一个标尺，按照这样一个标尺去选择更多、更优秀的出版物。
国内的出版物的确有一些粗制滥造的水货，要想挤掉水分、保持出版的高质量，的确在出版社编辑队伍的建设、出版流程再造、包括市场化营销运作上都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事情，出版物的质量越高，它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也会更好。出版物质量低不仅仅会降低经济效益，最关键的是会毁掉一个出版社的声誉。
所以，2600个法学博士论文真正能达到出版水平的可能一半都不到，质量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此，这是整个学术界需要共同肩负的一个责任。怎么能够把学术成果的质量提升上去、保证好，这会为出版事业奠定很好的基础，也是学术界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