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终评价100年前的某一本期刊时，肯定不会说那个时候那本期刊在什么时候被英国女王评了什么奖，而是说它发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运筹学会会刊》主编袁亚湘认为，评判一流学术期刊最重要的标志是发表过谁的文章，发表过什么伟大的文章。在上月举行的第八届上海期刊论坛的院士主编高峰论坛环节，这位学数学的院士对一流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让与会者感觉犹如醍醐灌顶。同时，也获得受邀演讲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原主编龙协涛，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蒋重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副主编李爱军等认同。
怎样评价一本期刊是否是一流期刊？什么才是一流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怎样推进建设一流学术期刊？站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学术期刊发展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更高标准的要求。
优秀期刊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谈起办期刊的使命和任务，袁亚湘表示，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本期刊的好坏是以发表文章的好坏为评价标准，而不是获得了什么奖项。因此，袁亚湘认为，评价优秀学术期刊的真正标准是发表了行业最优秀的文章，“禁得起历史考验的期刊就是优秀的期刊”。
“一本期刊的主编与编辑，一定要有信仰，要以办该领域内最优秀的学术期刊为远大目标。”袁亚湘说。
龙协涛也表示，办刊人承担的使命非常重大，从中外期刊的发展历史证明，无论是科技成果还是社会的创新成果，78%都是发表在期刊上。因此，期刊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论思维，一个国家民族的理论思维达到什么高度，就反映了一本期刊学术水平的高度。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王学典非常关心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期刊究竟能否起到引领的作用？能否引导创造学术潮流？在他看来，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期刊也是学术思维创造者，在学术演化过程中，期刊也可以成为积极能动的一方。
王学典认为，从西方流传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框架已经无法解释中国发生的重大变迁，中国亟须基于中国经验、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案例、数据和材料所组成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这是期刊的职责所在。从“与西方接轨”到“与传统接轨”，从“反传统”到“弘扬传统”，从“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国化”，已经成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和主流。因此，要尽可能投身到这种潮流中去，投身到创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一事业中去。王学典认为，“不入主流，难成一流”。
一流期刊可推动中国发展
龙协涛批评了现在不少作者将研究成果首发在国外期刊上的风气，同时，也不赞成将科技论文写得非常繁杂。他认为，科学追求的境界要正确性，也要简洁性。他举例说，陈景润发表《哥德巴赫猜想》时，是从240页压缩成18页。大道至简，是科学的追求，也应当是学术期刊的追求。
同时，龙协涛表示，办一流期刊要勇于办成“龙门期刊”，即要勇于跨过西方的定位，要用中国的话语来定义。办一流期刊要不忽视现在的名家，还要扶持未来的名家。扶持新人也是一流期刊的责任与使命。
“怎样理解人文社科期刊的一流？仅仅谈特色，仅仅讲好中国故事吗？讲特色的时候有没有评价体系？能不能讲故事的时候，与人家讲到同样的水平？”蒋重跃分享了他的两个思考。其一，评价人文社科期刊的方式有3种：引用、文摘、采用，这些评价方式是指挥棒，用得好可推动学术研究、推动学科发展。如何将3条标准构建成合理的评价体系，是当前亟待讨论的问题。目前不少评价机构认识到，评价要从文章做起的重要性，比如人大资料复印中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等都重视从论文本身开始做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其二，关于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者的价值观与他的真理观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个人价值观很容易闯进并占领对学术研究问题的解读，怎样通过建立一种自律或者制度来呵护学术规范，更有利于增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真理性，这值得学术期刊的编辑与作者共同努力。蒋重跃表示，学术研究要尽量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也是其心目中一流学术期刊的底线。
建设一流学术期刊有方法
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取决于主编、编委和编辑部的水平。袁亚湘认为，有些期刊的主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但是，办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如果主编不投入是办不好的，也办不成一流期刊的。“主编要在刊物定位、栏目设置、具体约稿方面亲力亲为。”而有些期刊的编委，不少是挂名，很多事情都是编辑部在做，可是编辑部不能代替编委。袁亚湘表示，一本期刊的几十个编委中有几个编委能够把他挂名的期刊自己重视并认真对待？编委能够发挥出作用，期刊的水平就能明显提升。至于编辑部的水平，也是一本期刊发展的关键因素。“吸引优质稿源是办好高水平学术期刊的根本任务，编辑部不能守株待兔，编辑部的编辑要与作者、读者关系密切，要融入到学科队伍中。”袁亚湘举例说，编辑要对重点单位、重要学术活动等了如指掌，不同学科的期刊编辑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收集优秀的文章。
龙协涛则非常肯定上海大学期刊社的集约化管理探索和实践。同时，他还以牛津大学期刊社为例进行了阐释，“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出版，一流的管理水平”。牛津大学期刊社目前有300多种学术期刊，既有科技的，也有社科的，他们的集约化发展与管理的模式值得借鉴与学习。目前，国内不少一流高校期刊仍然是“小作坊式”作战，与牛津大学期刊社的现代大编程作战相比差距很大。因此，龙协涛认为，“要建设一流的学术期刊，还需要有一流的管理。”
袁亚湘也表示，办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国际化必不可少，但是所有的国际化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还是要想办法找到国际上优质的、一流的文章才是国际化。
对此，李爱军也有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据其介绍，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在国内SCI期刊上的文献量不超过发表在全球SCI期刊量的10%，这意味着国内失去了大量一流科研成果的首发权，其结果是影响我国在科技议题设置、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的话语权。
从办刊上说，李爱军认为，期刊是可以引领学科发展的，而要引领学科发展就要能够汇聚一批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者关注自己的期刊。当然，期刊办得好，自然能够引起业界研究者的关注，而关注得多自然就办得越来越好，李爱军表示，这个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为此，李爱军提到了创办一流学术期刊的“中国智慧”，一种选择是在中国领先的前沿领域创办学术期刊；另一个选择是，是否有能力、有魄力把不同的资本、不同的资源汇聚到期刊上，让期刊能够完全跳脱出只在学术研究者里流转的被动局面。
李爱军举例说，新能源和新材料是当今世界战略前沿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是最大的新能源消费大国，而华人是这个领域中全球最大的群体，70%的新能源学术论文是华人发表的，所以，上海大学期刊社创办了一本相关的学术期刊，就是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与贡献呈现给全世界。
此外，李爱军还介绍了一种对期刊文章的科学管理方式——全生命周期管理，即在全球搜索相关子领域的优秀大家，通过自己刊物的主编、编委同时也是该领域知名的科学家或者研究者推荐寻找并约请该领域顶级科学家或学者撰写稿件，在拿到文章后，尽量减少作者把精力放在语言润色上，而由期刊社的专业人士为其润色文字；在审稿上，引入专业化的工具帮助编辑界定学术上及版权上存在的问题等。同时，借助新技术为学术出版进行数字化转型，借用一个纸版上的二维码，受众可以通过扫描之后看到一篇科学论文怎样从实验开始自备材料到最后测试成功，这种模式很受科学家的好评，也使不少上海大学期刊社出版的学术期刊迅速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进一流学术期刊建设”，是这次高水准学术论坛的主题，而对中国期刊业而言，这一主题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尤其是2019年8月中国科协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强调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构建开放创新、协调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建设世界一流期刊，既是中国科技期刊的目标和方向，也应当是中国学术期刊的目标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