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隽(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无论是《德国文化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还是《德国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伯杰教授一直在把握整体的“德国文化”,并以文学出身的学术背景致力于德国文化史的梳理和研究,有功于中国学界。
如以《德国文化研究》一书为例,他从地理、历史、语文等角度较全面地讨论了德国文化的形成原因,尤其对德国民族意识的不同层面及国民性特征做了较有深度的提炼。
史学家贝洛认为:“世界大战的体验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崩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被德国的‘1914年理念’,即‘责任、秩序、公正’战胜了。”所谓“1914年理念”,即所谓“责任、秩序、公正”,正可见出德国思想的特殊性。
不少学者强调“德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质性差异,所谓德国的“特殊道路”,也就由此推来。即便是似乎司空见惯的“西方”概念,也不可一概论之,应有大小之别。“小西方”指法国、英国、美国等,而德国、东欧、俄国、日本被排除在外;“大西方”是指可能拥有共同的西方价值观的这些国家,连带俄国、日本在内。具体言之,西方文明以古典希腊为源泉,经罗马之后分裂成两条支线,即南欧国家与西欧国家;南欧国家的中心是法国,西欧国家的中心逐渐演变为英国,这两部分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中心。日耳曼蛮人的入侵,导致“德国精神”这一概念的出现,这是德国的特有产物,与狭义的“西方文明”不太一样。作者一方面注重德国特殊性的揭示,另一方面并未忽略其文化价值核心仍有西方共享的价值体系,显示了宏阔的学术视域,对我们深入理解作为西方文明核心却另类的德意志文化有启示意义。
李伯杰对文化符号的重视值得特别提及,如国族认同是德意志民族的一个核心问题,但若要追问“德意志本质”究竟是什么,或许仍人言人殊。德国学者史腊斐认为“德意志文学的本质不是由‘德意志本质’决定的,不同民族文化的交错融合对它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徒的虔诚性、市民生活的真挚、哲学的启蒙、文学在艺术种类中的优先地位……到了18世纪,它们突然同时在德国出现、相互碰撞……德意志民族文学横空出世。种族、民族、出身、语言、政治共同体——早期的日耳曼学试图用这些关键词构建德意志民族文学纲领。”这段论述揭示出了德国文学乃至德国文化的形成背景乃是“文化杂糅性”。
多重文化的复杂侨易,诞生了德意志民族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化。李伯杰从另一个维度揭示了这种复杂性:德意志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割据、造成了邦国林立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特殊格局……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的各个行业、各个协会的认同强烈,但就全民性的符号,或曰国家符号而言,德国则极其不幸。这种深度揭示对于我们理解德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相很有帮助。
德国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上扮演极为重要角色,其文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以诗性思路,中国学者李伯杰梳理了德国文化的多重面相,尝试揭示德国文化的奥妙,读者若开卷一阅,相信必有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