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旸：中国人民大学
【摘 要】文章从戴维·温伯格提出的三阶秩序的概念入手，阐述了工具书在三阶秩序中的形态、特征，以及与所处秩序间的关系，分析了工具书在新数字秩序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思路和策略。一阶秩序，是整理事物本身的秩序；二阶秩序，是信息与事物指向性连接的编码秩序；三阶秩序，是数字时代事物被数据化后形成的全新秩序。工具书因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特点，与新数字秩序有着天然的矛盾，例如，权威性与去中心化的矛盾，标准化与碎片化的矛盾，版权保护与共享之间的矛盾等。在新数字秩序中，工具书想要真正意义实现数字出版转型，重新获得市场和受众，需要摸清并遵循秩序规律，进行技术革新，发挥内容优势，同时始终秉承开放和多元的态度。
【关键词】三阶秩序；新数字秩序；工具书；数字出版
戴维•温伯格在著作《万物皆无序：新数字秩序的革命》中提出了三阶秩序的概念，他将秩序分为三阶：在“一阶秩序”中，“整理的是事物本身”[1]，也就是说事物依线性顺序进行排列，每个事物按照某种排列逻辑都有固定物理空间的位置；在“二阶秩序”中，信息与事物分离却又通过某种指向连接，信息成为“一阶秩序”的对象代理，并通过某种编码方法指向对象的物理位置；而“三阶秩序”是数字化时代所形成的全新秩序，“内容被数码化、变成了数位，该内容的相关信息也由数位组成”[1]，每一个事物都构成元数据，元数据彼此链接又相互独立，构成了“无序”的新数字秩序。
戴维•温伯格的这本著作出版于2008年，其所涉及的数字时代的理念和框架置于今日并不新鲜，新数字秩序下的生活已然成为日常，但是基于三阶秩序的概念，从秩序的角度出发，是一种思考和梳理工具书内容和结构变化的新思路，对于未来工具书数字出版的发展有着启示作用。
1 三阶秩序中的工具书
早期原始形态的工具书就是“一阶秩序”的组织排列方式，整体的秩序呈现出序列性和线性，例如近代早期欧洲常见的读书笔记，中国古代对儒家经典做的摘录注释，都是不同文化框架下的知识管理雏形。其管理秩序往往依据编者既定的规则进行条目分类，“选择什么内容来摘录，以及把摘录内容归入哪一个条目，是一个考验判断能力的问题”[2]。
随着工具书的编纂不断成熟和精进，编者开始使用某种符号或编码指代具体的条目内容，且按照一定规则形成索引便于归类查找。当索引配合条目的使用越发普遍后，工具书就进入了“二阶秩序”，整体的秩序依然是线性的，但存在平行而对应的两个物理空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工具书都是在“二阶秩序”中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也被“二阶秩序”限制和桎梏，就像戴维•温伯格所言“纸质秩序严重地限制了事物的组织方式，而我们很多的产业和机构都是完全建筑在这一事实之上”[1]。
数字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秩序的到来，而依赖于印刷的、原子的信息管理方式的工具书也必须通过全面数字化转型以顺应新的秩序，才能重新赢得受众和市场。如果说，工具书从“一阶秩序”进入“二阶秩序”是自发且积极的，那么从“二阶秩序”迈入“三阶秩序”则是相对被动和盲目的。其原因在于，一阶、二阶秩序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技术壁垒，工具书本身就是“二阶秩序”的缔造者之一，长期以来通过其生产方式和组织排列方法巩固和维护着“二阶秩序”。进入“三阶秩序”意味着需要打破“二阶秩序”，打破了根植于工具书内核的东西，包括线性的、明确对应的规则被打破，以物理位置进行排列的方式被打破，一元的、单向的检索方式被打破，甚至由专家或者编者所树立的唯一权威也需要被打破。
戴维•温伯格在阐述“三阶秩序”时，将其视为新数字秩序，指数字技术带来的秩序革命，他并没有具体区分出“三阶秩序”中其实还存在一层进阶，即从单纯的数字化向网络数字化的迈进。工具书的数字出版就包括电子工具书出版和工具书网络出版，“数字出版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实际上囊括了电子出版与网络出版，并不等于电子出版或出版网络化。”[3]数字化的过程是将信息本身的存在形式重新秩序化，而加之网络化的过程是将信息的生产模式、获取途径等都重新秩序化。因而，笔者认为可以将“三阶秩序”分为数字秩序和新数字秩序两个阶段，最终的“三阶秩序”应该是数字化加网络化形成的新数字秩序。
工具书数字化出版的进程很长时间都停留在适应“三阶秩序”的初级阶段中，即将文本数字化。早在1989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就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多媒体百科——《Compton'sMultimedia Encyclopedia》。而在199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也与一家电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制作电子版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199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共74卷）图文数据光盘出版。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国内外的工具书都紧跟步伐进行了数字化出版，但印刷版的工具书在长时间内还是占据着优势地位，各大出版机构也更倾向于保护印刷版本的工具书，将电子版工具书视为印刷版本的附庸。在这个阶段，数字秩序是在文本层面初步建立起来的，工具书内容实现了从文字到数据的转变。
网络时代猝不及防地降临，“三阶秩序”也迅速进入了升级阶段，无论是媒介环境还是社会结构都因数字化和网络化而重新建构。工具书在“二阶秩序”中扮演着秩序的协同建立者，在“三阶秩序”初级阶段成为秩序的自觉追随者，而在“三阶秩序”完全进入新数字化秩序时，工具书已然是秩序的被动适应者了。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引领和构建着新数字秩序，先于工具书重新秩序化的是受众，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对人的组合与行为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4]，其阅读、检索乃至思考等行为习惯都进入了“三阶秩序”，工具书要想不被受众所淘汰，在网络时代赢得一席之地，必须实现自身由内而外的跨越，不仅文本内容和载体需要转变，传输和接收的方式也要转变，从而顺应新的数字秩序。
2 工具书与新数字秩序间的矛盾
根生于“一阶秩序”，成长于“二阶秩序”的工具书在其发展和成熟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已然内化的特征，这些使工具书之所以成为工具书存在且坚挺的特质恰恰与新数字秩序间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加剧了工具书向新数字秩序迈进的难度。
有研究者从现代性的角度定义了词典类工具书的特质，他认为“传统词典范式脱胎于理性和启蒙精神浸润的现代主义，带有浓厚的现代性特质”[5]，而这种现代性表现出两大核心内容：一是机械而静态化的语言描写，致使其游离于僵化的规范思维，失去了语言的生命性与社会性；二是自我且割裂的人文情怀，其宣扬以编纂者为核心和权威，专家们主导着传统词典的编纂与研究。这种对词典特质的描述，可以推延至更广义的工具书，有助于发现工具书自身与新数字秩序相矛盾的特质。
首先，工具书编纂的权威性和组织化，与新数字秩序中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协作之间产生矛盾。对于工具书而言，成为编纂者意味着被肯定了专家身份，被承认了权威地位，反过来，掌握了话语权的编纂者赋予了工具书专业且权威性的光环。但是在新数字秩序中，互联网将专家和权威性拉下神坛，普通个体力量被逐一放大，知识生产不再是集中且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有能力和有意愿进行知识生产的个人可以实现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生产者的身份转换，甚至享有平等的权利进行跨时空的知识协作生产。当生产者的地位被撼动，原本由少数精英阶层控制和组织的工具书编纂，显得与新数字秩序下的知识生产关系有些格格不入。
其次，工具书内容的标准化和一致性，与新数字秩序中内容的碎片化和超链接化之间产生矛盾。工具书在编纂过程中需要通过做“减法”的方式排除一些干扰信息，提供准确且标准的定义和诠释；而新数字秩序下的内容海量且无序，并且内容是通过网络状的超链接方式进行“加法”式呈现的。在新数字秩序下，受众不再笃信和全盘接收工具书所输出的知识，更倾向于通过碎片化的广泛涉猎，以及通过超链接提供的拓展阅读来增加自身的知识储备，随后自行消化和形成对事物的理解，所以工具书制造“标准答案”的方式与新数字秩序中的知识获取习惯间产生了错位。
最后，工具书的版权保护和盈利方式，与新数字秩序中盗版成本低且难打击之间产生矛盾。201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诉苹果公司，指控其以20.99美元的价格提供侵权应用程序《中国百科全书》（简繁），法院一审认定苹果公司的侵权行为，并判定其停止涉案侵权行为，赔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50万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以及诉讼费2万人民币。工具书的编者在历史进程中通过不断地自我证明终于被承认了摘录汇编工作的价值，被肯定了与其他书籍的著作者一样的重要地位。而从近代早期就有着专利制度的欧洲大陆早在16世纪就授予了部分工具书专利许可证，工具书获得版权保护，出版商即能够通过规范竞争获得合法收益。工具书，尤其是大型工具书编纂周期长、编者多，整体生产成本高，因而通过销售实体书获得收益是促使工具书进步和发展的动力。而新数字秩序下，数字化的内容易于传播，但同时也易于被侵权，唾手可得的内容一经盗版将在互联网上迅速、大范围扩散，从技术上难以根本性遏制和打击，且相关法律滞后，使得数字版权保护始终是数字出版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版权冲突不仅会冲击工具书实体书的销售情况，还会阻碍新数字秩序下工具书数字化出版的进路。
显然，这些原生的矛盾是不存在于新数字秩序中土生土长的知识服务平台的，例如维基百科，它在新数字秩序中如鱼得水。其一，维基百科消弭了知识生产者或知识获取者的单一固定身份，生产行为转化为贡献行为，每个个体既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也可作为内容的接收者，或者在贡献专业和学识，或者在贡献点击量和浏览量。权威的不再是团队或者个人，而是知识的专业性本身。其二，维基百科的内容建立在海量的信息提供和知识补充当中，主体内容经过不断地添加和修订的同时，以超链接的方式连通着更广泛的外部世界。其三，维基百科完全开放和平等，免费检索和浏览任何内容，并可以轻松分享至社交平台，不存在因版权问题导致的利益受损。因而，工具书在新数字秩序中最大的竞争者不再是同类工具书而是此类知识服务平台，工具书应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挑战，并且在新数字秩序中如何获得新的地位，是需要认真审视和思考的。
3 新数字秩序下工具书数字出版的策略
新数字秩序是信息数字化、网络化局面下形成的一种平衡运转的状态，既不是强硬的法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定，工具书想要融入这个秩序，应当寻找到自身契合的位置，熟悉且应用好秩序中的规则。在面对自身与新数字秩序的矛盾，以及与在线知识服务平台的竞争时，工具书的数字出版既不能一味迎合现有秩序的倾向而彻底改变工具书的核心特点，也不能墨守成规以传统出版的思维和方式推进数字出版。
3.1 洞悉新数字秩序的核心要素，依靠技术革新融入新数字秩序
从本质上来看，新数字秩序的形成来自于技术的跨越式进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紧密结合使得原本的信息秩序解体重构，由二阶迈向了三阶。因而，工具书要进入新数字秩序的基点应该是技术方面的全面改革。
有研究者总结了目前国内工具书数字化出版的四种模式：在线服务模式，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百科在线；数据库模式，例如商务印书馆的“百种精品工具书数据库”；集成模式，例如《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硬件模式，例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世纪创荣联手打造的辞海悦读器。[6]无论处于哪种模式，数据库的建设始终是工具书实现数字化出版的第一步。不管是在线数据库、单本数据库、整合数据库，还是置于硬件的数据库，其目的都是要实现数字化的工具书出版，而不是简单地将工具书进行数字化。所以，工具书数据库的建设，不仅要通过技术将工具书内容数字化并以一定方式组织建立集合，还要适于储存和展现，便于使用和操作，且适当扩充多媒体内容，从而为工具书进入新数字秩序创造基本形态。
在数据库的基础上，还需要技术支持实现数字化工具书与受众的最有效连接。如果说具有了数字化外形，工具书就能够有资格谈迈进新数字秩序，那么推进数据库的在线功能，就是赋予了工具书在新数字秩序下生存的可能。无论是通过网页检索、通过专门app使用，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查询等，数字版工具书都要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来搭建和完善客户入口，既要了解目标客户的使用习惯，也要跟进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从而提高在线工具书的用户接触量、使用率和满意度，进一步嵌入用户的学习和生活。
技术的更新和应用需要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对于工具书的出版机构而言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更有效果上的担忧。对于一些以工具书为主要出版物的大型出版社而言，付出成本进行内部的技术改革是必要且有意义的，例如商务印书馆在工具书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于更多的工具书出版机构而言，独立开展技术改革是难以负担且成效甚微的。此时，工具书之间形成合力，与优势平台相互借力，就显得更具可行性。尤其是在工具书数字化网络出版的初期，以自身内容嫁接平台技术，或者以合作的方式寻求技术帮助，都能够更高效、更便捷地贴近新数字秩序。
行走于新秩序之中，工具书需以技术为铠甲和利剑，要突破传统观念将技术摆放在与工具书内容编纂同样重要的位置上，从而实现内容与技术的优化组合，打造真正的工具书在线服务系统。
3.2 分析新数字秩序中的生存规律，依靠内容优势立足于新数字秩序
之前谈到了工具书的权威性和标准化是与新数字秩序格格不入的，但失去了这些特征，工具书也失去了根基，毕竟不再专业而权威、不再统一且标准的工具书数字化后，更会在茫茫的互联网信息中被淹没，所以化矛盾之处为相处之道可能是一种突围的方式。
工具书的源起是实现知识和信息的管理，而新数字秩序是将这种管理权充分交还于受众。信息无序的新数字秩序中，受众拥有了获得无边界知识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也被浩繁的信息限制了自由——掌握着管理权却并没有能力实现优化的管理。工具书从知识管理这一根源、擅长的地方入手，并不是逆秩序而前行，而是通过自身优势填补秩序空缺。
2012年，拥有244年历史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再出版纸质版，而它的网络版在当年全球已超过1亿用户，有研究者称，“当前大英百科与网络百科相比，拥有相对优势的质量（包括内容质量和在线提供稳定服务的质量）……但在目前的主要顾客群体中，特别是重视学术性和稳定服务的机构和图书馆中，却拥有明显优势，如其学校网络版获得2008年软件与信息产业联盟CODIE最佳教育参考资源奖，技术优势将继续支持它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7]《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的成功证明传统工具书通过技术力量跻身新数字秩序的同时，强化自身优势能够在学术和教育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为数字化出版寻得一丝生机。
目前，知网、万方等国内的学术平台通过与出版社合作将数千部数字版工具书整合搭建了工具书在线数据库，同时优化检索、排序以及超链接功能。工具书通过学术平台为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提供稳定而优质的服务，一是提升了学术检索的效率，二是保证了内容的权威性和专业化，自觉承担起维护新数字秩序与教育和学术秩序平衡的职责。
每一种秩序都有失序的隐患，即使是以“无序”为秩序的新数字秩序，专业领域的知识管理失效这种隐患恰恰成为突破点，让工具书能够为自身的数字化寻找到可行且有利的路径，
3.3 摸索新数字秩序中的发展趋势，依靠开放多元共建新数字秩序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定位于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百科全书，基于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进行知识生产、分发和传播，将成为国家大型数字化公共知识服务平台”[8]。自启动起，纸质版和网络版就同步进行，以期实现纸网互动，是国内大型工具书在“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观念下的勇敢尝试。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传媒格局也日新月异，安于一隅依然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所以对于工具书而言不仅要生存还要把握住机会，增强竞争力和扩大影响力。作为互联网传播的边缘内容，工具书想要挤占市场共享流量，就需要遵循互联网的精神，同时也是新数字秩序的深层意义，即为开放和多元。
开放不单纯指开放工具书的编辑权，还意味着开放的态度和开放的传播模式。有学者认为，工具书“一旦实现在线化，要实现质的突破，真正体现以受众为主导，就必须考虑放开编辑权限，加速知识的更新，否则在新媒体的竞争下，受众数目将难以扩大，而专家定期审查的时滞性也将阻碍知识的更新和拓展速度。”[9]赋予受众编辑权，不意味着损害工具书的权威性，反而会逆向促进工具书的传播力，形成知识服务的通路。然而，赋权不意味着像维基百科等在线百科一般完全依靠志愿者用户来编辑维护内容，而是针对一些专业性强且有争议的内容提供讨论和争辩的平台，提供及时更新、纠错和添加的渠道。如此一来，不仅提升了参与度、增加了话题性，还有益于工具书自身的完善和扩展，以及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生产环节的开放伴随着生产成果的共享，所以多元化战略是必然的趋势。工具书置身于互联网大潮竞争，就要与其充分接轨。首先是进行盈利模式的多元化探索。不同于纸质工具书售卖这一单一的盈利方式，网络工具书的收益渠道更加丰富，共享不等同于零门槛，免费也不等同于零收益。例如，可以将海量数据库与精准化知识投放相结合，免费的数据库和付费的知识服务相互补充，一方面为广大受众服务，扩大受众面培养潜在用户，另一方面实现定制化知识的精准传播，为用户节约时间成本，且提供高效、准确和深层的知识服务；可以将免费预览与会员制阅读相结合，提供开放的窗口展示内容和功能吸引受众，通过收取会员费的方式提供更多线上加线下的增值会员服务，一方面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和黏性，另一方面形成线上加线下、内容加服务的会员模式。
其次是开展多元化的营销措施，面向互联网受众进行推介。第一是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直面受众，既能够与受众充分交流和讨论，也能够吸引受众使用和参与网络工具书；第二是适当运用大数据来精准投放相应工具书的广告，让不同教育背景、专业领域，不同年龄层次、爱好特长的受众，最快最准确地接触到最合适的工具书；第三是利用互联网事件提升关注度，比如科学有力的对抗谣言，快速准确地重温热点的相关背景和历史事件等，以此凸显工具书内容的权威性，充分发挥工具书的实际用途。
工具书跻身互联网，存在于新数字秩序下，以开放多元的态度击破束缚自身发展的条框，与竞争者齐头并进共享数字和网络赋予世界的便捷和丰富，也以自身的优势和努力共同推动新数字秩序往未来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戴维•温伯格.万物皆无序:新数字秩序的革命[M].李燕鸣,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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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蕴.传统百科全书的在线化之路:基于三大在线百科之比较[J].新闻传播,2013(11):125-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