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褚金勇：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著书立说以传之后世，对于中国文人而言，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但纵览中国古代著述出版历史，很少文人将自己的著述当世出版，这与古代文人“文不苟作”的书写观念有关，也与传统的印刷出版资源稀缺有关。清末民初之际现代印刷术的引进推广，影响了中国文人的著述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文人著述出版观念。从传统手工印刷时代的“文不苟作”到机械印刷时代的“率尔成书”，中国文人著述出版观念的变革推进了现代知识的传播和社会文明的新造，但也导致传统谨严的著述出版观念走向失落。
【关键词】印刷技术；文人著述；出版观念；述而不；率尔成书
著书立说以传之后世，对于中国文人而言，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这源自中国文人“立言不朽”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重要历史著作《左传》将立言不朽与立德不朽、立功不朽，并称为人生“三不朽”；而三国时期曹丕在其所著的《典论·论文》也将文人著述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句话经常为后世文人所援引，也确实反映了中国文人对于文章著述的心理。文人重视著述，从文章著述到结集出版，这不仅是文人自我著述的总结，也是文人立言传世的理想寄托。然而纵观历史，因为媒介出版技术的差异，著述的出版也有着不同的书籍形态，中国文人对此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参与。关于图书出版的历史，学界一般分为手抄复制、手工印刷、机器印刷、数字印刷四个阶段，有学者探讨了从手抄复制到手工印刷的转型对文人图书出版的影响，有人探讨了从机械出版到数字出版的转型对文人图书出版的影响，也有人探讨从手工印刷到机械印刷的报刊出版转型对文人的影响，[1]但很少有人涉及从手工印刷到机械印刷对文人图书出版观念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国近代出版技术革新为主线，探讨在从传统手工印刷到机械印刷的技术革新前后中国文人著述出版观念的变化，以期深化对书籍出版转型的认识，并梳理呈现中国近代出版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与精神历史。
一、“文不苟作”与“辑录成书”：古代中国的著述出版考察
中国文人推崇“立言不朽”的著述观念，但更多是从文章书写角度来讲。源于书写工具的简陋，古代文人并不能像现代文人一样动辄洋洋洒洒地写就长篇大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此中，刘勰简要说明了古代文人著述之中字、句、章、篇的累进过程。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篇章书写到结集出版却并非想象中那样简单。尽管我们现在可以举出《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书籍成品予以质疑，但这些古人撰述多是后人结集出版的。古代文人当世将自我著述出版的相对稀少。总体而言，古代文人撰述私人抄写传播者多而公共出版者少，这应该与中国古代书籍出版技术低下与资源短缺相关。
1.“文不苟作”与古代文人的著述观念
源于古代书籍出版技术低下与资源短缺，漫长的古代图书出版历史中，中国文人内心之中一直秉承着“文不苟作”的书写观念。苟者，随便之意也。“文不苟作”即不能随便为文、率尔成书。我们知道，书写是文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工具，而由书写而结集的书籍是历史最悠久的媒介，然而文人秉承的“文不苟作”的观念却阻碍着文人撰述的结集出版。此中有着怎样的原委曲折呢？我们需要从传统书籍的历史讲起。探知中国书籍历史的起源，一般会追溯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内容：“《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当然不管是河图洛书还是中国古代“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的传统书籍成书方式，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出版形式。在早期简陋的出版技术条件下，书籍的复制传播只能是高章典册，因此书籍在古代又称“典籍”。据《说文解字》解释：“典，从册从大，乃大册、大书也。”一般出版的著述为编辑整理前人的文献，编辑注疏他人著作。《礼记·乐记》中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在古代文人视野中，只有圣人才有创作的权利，普通人没有创作权利，只有复述传播的权利。圣贤如孔子，其名下的所谓著述如《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只是编撰而不是创作，即使真正具有创作署名权的《论语》也不过其弟子编撰结集而成的。由此可见，孔子所谓的“述而不作”也是在身体践行着传承先贤、文不苟作的撰述观念。而孔子死后，后儒不断为“六经”作解说，这种解说性著作从战国以后就与经书相辅面行。解说经书的著作，有的叫传，有的叫记，有的叫说。如《左传》等“春秋三传”，就是解说《春秋》，《易传》就是解说《易经》，《礼记》就是解说《礼经》，《乐记》就是解说《乐经》。这些文人的所谓著述也大都是对典籍类的阐释，少有出版从无到有的文人个人著述。
从学理角度予以阐释，古代的“作”与“述”是两种不同的书写行为，“述”是知识传播行为，而“作”是知识生产行为。由“述而不作”的古训可以知道，古代文人的所谓著述更多的是一种知识传播行为，而不是知识生产行为。当然不是说古代中国文人没有创作，但“作”对文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庄重严肃的事情，不可妄作，不可苟作。源于对“立言不朽”“文不苟作”的追求，传统文人对于书写看重的是精打细磨、斟词酌句，正如唐代文章大家韩愈所指出的：“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2]古代人涉览群书，博闻强记，以追求博通自勉，但即使创作多指文艺作品，也一再强调“文不苟作”的理念。例如南宋包恢所言：“盖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动情，天籁自鸣，鼓以雷霆，预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3]清朝桐城派文人陈仁（字体斋）也主张“文不苟作，作则凿然有当于实用，而政事皆有可观焉”。在其《用拙斋诗文集》卷首有刘方蔼《序》评曰：“体斋于古文不苟作，作必凝思虑，酿清虚，恳恳款款，以拒为迎，如骤马者，驱策之，盘旋之，盛其怒而一发，则奔逸倍捷。如行水者，决其势而梗之，激益悍，泻益驰，气以积盛，文以气雄，岂不然哉？”[4]由文章“不苟作”到书籍“不苟出”，“不苟作”已经是渗透进文人心中的重要书写观念，一直影响着历代文人的著述出版行为。
2.“辑录成书”与古代文人的著述出版
历史上书籍的载体材料经过了甲骨、陶器、玉器、石、竹简、缣帛及纸张等各种不同形态，书籍的印刷复制技术也在缓慢演进之中。在文字产生之后，中国长期处于手写时代，书籍的复制传播主要靠人工抄写。待到雕版印刷发明，手工印刷才真正代替手工抄写，成为书籍生产传播的主要形式。自汉代以来，拓片技术出现，例如竖立于洛阳开元门外的熹平石经，供全国知识文人抄书，成为雕版印刷术的雏形。待到唐代雕版印刷技术推广，宋代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印刷书逐渐在中国诞生，并且出现书坊等专门图书出版的部门，诸如书坊最早指的便是朝廷官府藏书、校书的地方。同时，很多思想活跃的人开始从事商业刻书活动，出现编辑、刊刻、销售印本图书的作坊。但所刻之书多或是小说、戏曲、唱本、笑话等通俗读物，或是宗教、算卦、种植等实用性书籍，文人自己投资出版著述者并不多见。正如冯友兰指出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比较少做正式的哲学著述。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史材料，大多是为别的目的而写的东西，或者是别人记录的言论，可以说是东鳞西爪。”[5]尽管冯氏乃是专就哲学家的哲学著述而言，但其他学科文人的撰述出版与此大体相类。在机械印刷术引进中国之前，书籍终归是一种小众传播的读物，与大众发行的现代印刷书籍不可同日而语。书籍印制工业相对落后，只有具有较大文化价值与传播价值的撰述才能够付梓出版。机械印刷技术推广应用以前，只有少数文人重视自己的文稿印书传播问题，大部分文人是任自己文稿在社会流传，在流传中或可由好事者自然结集，但大部分会散亡不存。尽管中国历代文人众多，但至今仍留有传本仅有百余人，许多文人著述书籍的编纂出版过程不详，其中相当部分还赖后人的整理才得以保存。
纵观中国的书籍出版历史，源于出版技术的影响，古代重要的著述出版一般都是采取将散篇内容经过记录整理辑录成书的方式。因为出版各个环节并不紧密，完整意义上的出版活动可能要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完成。例如妇孺皆知的《论语》，其成书方式便是如此：《论语》是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才被辑录成书。其实中国古代书籍的流通大都有着这样的经历。早期书籍的写作是以篇为单位，先是单篇，后来才集多篇为一书。所以单篇流传在前，全书流传在后。即便在合编成书之后，其中有些单篇仍然单行，分合不定。现存的古代典籍的成书时间都很长，既非出自一时，也非出于一手，在最后汇集成书之前，早已以单篇形式流传。而辑录成书为个人或流派思想的整体传播提供了重要媒介。中国历史上辑录成书的著述包括以下四类：为先人先师编辑著作，具有血缘宗族关系或事业授受关系；为同理乡邦编辑专著；专门编辑为业的人进行编辑；最后一种是自行编辑，这在中国古代非常之少。[6]其实，这种“辑录成书”的书籍生产方式在手工印刷时代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依然是一种主流方式，保持书不苟作的传统。譬如《国粹学报》1910年第4号上刊登有章太炎《国故论衡》的书籍广告，记录了其成书方式：“此书为余杭章先生近与同人讨论旧文而作……先生精心辨秩，一切证定，口授既毕，爰著纸素。同人传钞，惧其所及未广，因最录成帙，以公诸世。有志古学者，循此求问学之途，窥文章之府，庶免冥行之误，亦知修辞立诚之道，为益宏多，岂待问哉？”[7]
二、“率尔成书”与“出版射利”：现代中国的著述出版考察
中国古代文人当世出版自我著述并不多见，这一方面受到古人“文不苟作”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因为手工印刷出版技术的落后和印刷材料的稀缺昂贵。晚清经学家陈衍著有一首诗《卖书示雪舟》，道尽了手工印刷时代个人刻书的窘境：“刻书不能多送人，刻成百卷几苦辛。呼仆买纸召工匠，印刷装订商……一函卅册价半万，辄以送遗吾将贫。无端持赠人亦贱，委弃不阅堆灰尘。街坊书贾为我卖，抬价数倍良可嗔。”[8]而伴随着机械印刷传媒技术的出现，文人学者撰述出版问题出现了改观。
1.“率尔成书”与现代印刷中学者的著述出版
机械印刷技术的引进导致出版业兴盛，书刊出版从上层精英逐渐下移，迎来了大众出版时代。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中文人“文不苟作”的著述出版时代逐渐走向结束，到了晚清机械印刷出现，文人著述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从整体而言，可以说文集编纂出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的变化。中国文人对著述“文不苟作”的谨严慎重观念开始转变，这从梁启超与严复的争论中可见一斑。1902年2月，梁启超在其所办的《新民丛报》第一期上，撰文推荐刚刚出版的严复译著《原富》，热情称赞这本译著“其精美更何待言”，但同时也坦率批评了这本译著的复古文风：“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9]后来严复致函梁启超，指出文章贵在严谨持重，而梁氏则行文草率，并“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10]梁启超则坚持其“觉世之文，不必求工”的主张，他说：“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11] 梁启超深谙现代出版传媒逻辑，机械印刷时代促成了著述出版的繁荣，梁氏认为著述出版并非一定要完美谨严的学术作品，其重要的是要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梁启超指出：“学问之道，愈研究则愈感不足；必欲为踌躇满志之著作乃以问世，必终其身不能成一书而已。有所见则贡诸社会，自能引起讨论；不论以名山之业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12] 这样的话不但指学术著作，也包含其报刊论说文。梁启超致函严复，对自己从“矜持”行文到“自恕”信口之谈的书写心理有着真切的描述：“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之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也，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非本原。”[13]
在这段言论中，梁启超提出了“报章”和“著述”的书写差异：即报章可以率尔而作，而著述不能率尔成书。当然，在自我著述出版中，梁启超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理念，他不但自己采取“率尔成书”的著述出版观念，且也以此观念劝诫后学胡适。胡适在接到梁启超劝勉自己早日出版著作的信函之后感慨颇深，他回复梁氏说：“先生劝我早日整理出版，这话极是。我常说，我们著书作事，但求‘空前’，不妄‘绝后’。但近年颇中清代学者的毒，每得一题，不敢轻易下笔。将来当理改之，要以不十分对不住读者的期望为标准。”[14] 与胡适交好的新文化运动干将陈独秀思想却和梁启超有所呼应，他说“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者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印行。”[15] 而站在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衡》派成员吴芳吉看到“五四”时期“率尔著述”的风气，很不以为然。他说：“今多数文学家者，涉世未深，见理犹浅。是非未尝参观，文字未尝琢砺，以炫于天才之说，急于创造，忙于刊行，实乃幼稚无异儿童。”[16]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成书方式还有的是辑录散发在报刊上的文字“率尔成书”，正如金毓黻指出的：“后人彼此标榜，以著述为名高，故有朝脱腕而夕镂版者，实则彼辈所作，不过散篇短制，并无精义妙论，足以信今传后。以此而言著述，岂非可笑之尤者乎！”[17]
2.“出版射利”与现代著述传播的版权观念
前文有述，机械印刷技术盛兴以来，中国文人著述出版日益盛行，这也遭到了有些人的批评。因为印刷技术的转型也引导着文人观念的变化。古人著述希望能够传世不朽，对后来人进行长久的启发适用，但现代的出版主要是为了“卖钱”而已。臧启芳1923年便曾指出：“我国古哲著书，专究藏之名山，以待来者。窥见其书致内容，不是对于学术有特别发挥，就是对于世道有针砭功用。今日则不然。社会喜讲恋爱，就千篇一律皆在作恋爱小说，并不注意人心世道的转移……所以然者，古人著书为传世，今人著书为卖钱。”[18] 机械印刷技术推广应用之前，中国文人想要在报刊上刊登文稿，是需要付费的，而且彼时请出版商将文人自我的作品刻成文集，并非用于大众阅读的公共传播，而是用于文人交际圈的内部交流。古代的义利思想使得中国文人认为把文章来卖钱，是文人中最下流的工作。但凡有谋生能力和矜持自尊的人，都不会走上卖文谋生的道路。但机械印刷技术的盛兴，使卖文为辱逐渐转变为卖文为荣，文人们开始注重通过著述出版来获得收益，这是一场重大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机械印刷初兴之际，国人的版权意识不强，政府机构对文人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根本不到位。正如当时文人所指出的：“今观中国之士，终身著述，而书或无资刊印，即数世不出。苟出矣，而坊间翻板同时发卖。殚力于己，而授利于人，或竟以原稿售之坊间，尽归他人。以数十年之辛苦，易数十金笔墨之资，岂不可惜！何中国之人不知算计若此耶？”[19] 因为晚清出版工业的发展，对于一些大众喜欢、市场畅销的图书报刊，书局报馆等出版机构为了谋取利润会很快翻印出售。但这侵犯了作者的劳动成果，由此也催生了版权意识的诞生。有人以维护劳动成果拥护版权制度：“不知著述之士，大抵穷愁发奋者多。积年累月，耗竭心力，得稿盈寸，持之问世。而射利之辈，乃遽袭为己有，以分其锱铢之微，徒任其劳，不食其报，盖未有不废然而返者矣。”[20] 版权意识的诞生具体表现在文人从重传播、轻利益转向重利益、轻传播的书写传播观念。但是以前的文章可以随意复制传抄，现代版权意识的升腾也限制了知识文本的广泛传播。有人就以传统“重传播，轻获利”的心态拒绝版权制度：“风气初开，著作未盛，若成一书，必禁人翻印，则行之不远，受益者少，不如无版权之愈也。”[21]
三、观念转型与技术反思：重审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晚清以降，机械印刷技术推动了中国的书籍出版事业，同时也日益影响到中国文人的著述出版观念。从传统印刷技术到现代印刷技术，中国文人的著述观念也从“文不苟作”走向了“率尔成书”。综观而论，机械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了出版的转型和社会的变革，同时也导致了文人“率尔成书”等问题。如何理解并评判从传统印刷到机械印刷的技术变革中文人著述的转型问题，下文予以讨论。
1. 印刷机之功：文人出版观念的现代转型
自古登堡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以来，书籍的材质、内容和生产方式都开始悄然变化。在机械印刷技术的支持下，中国文人的著述出版的难易程度发生转变，这也导致典籍时代的结束与大众出版时代的到来。社会学学者潘光旦曾指出：“以前著述的人比较为数甚少，著作之后，有力量付诸剞劂的人为数更少；能够在生前见到自己的作品流传的人更是寥寥无几。现在呢，例如我昨天晚上写着这一段‘发表欲’的文字，我今天早上便可以看见排印出来……因为物质的设备很便利，所以著述少的便著述多了，不著述的也著述起来了，甚至完全不宜于著述的，也起了幸进之心。”[22] 机械印刷技术不但促成文人著述的普遍兴起，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中国文人从传播知识到生产知识的角色转变。与传统的抄写或雕版印刷相比较，机械印刷术的主要优势在于巨量生产和物美价廉。印刷术复制图书既然量多质高，于是书籍知识成为公众可以阅读涉足的领域，可与志同道合的读者“拥有”和“分享”。
机械印刷术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应用，绝不仅仅意味着一场书籍出版领域的革命，它更标志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印书技术的革新为书籍的流通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扫除了文化推广普及的技术性障碍。同时，机械印刷时代书籍的大量出版为公众提供了各个方面的新的知识，这些知识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预示着一场社会变革的来临。1902年，《大陆报》登载了一则广告，叙说了印刷与文明的关系问题：“自欧洲印刷机器之学兴，世界文明生一大变革。由是观之，机器印刷之关系其重大可知矣。中国近时渐有用机器印刷者，然简陋者多，精美者少，未足以为组织文明治具也。夫印刷之巧拙，即代表其国文明程度之阶级。泰西诸国注意于印刷之改良，倍加郑重，故所成之图画书籍精工无匹，而出版愈多，文明之程度愈增，国势亦因之以强。征诸日本，可以殷鉴，以较我国千百年来绝不以此经意者，其优劣悬殊，殆不可以道里计矣。”[23] 机械印刷工业的发达可以以知识传播供给人民，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一切人类社会的大事，皆以书刊印刷方式记述下来；一切的人类知识，皆以书刊印刷方式传播开来。因此，机械印刷技术的引进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社会文明与图书期刊的出版量有着重要的关系。
2. 观念变革之思：中国传统著述精神的失落
机械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书籍从精英出版到大众出版的转型，也推进了现代知识文明的发展。但同时需要指出，从“文不苟作”到“率尔成书”的观念转型也导致了中国传统严谨学术精神的失落。历史让我们看到，技术可以开创一个著述出版的新时代，却无法造就一个著述出版的理想社会。中国古代文人注重精心阅读、谨慎著述，秉承“文不苟作”“书不苟出”的著述出版理念，而机械印刷的推广应用却催动着学者著述出版的速度化和粗糙化。文化保守主义者梅光迪从传统学问家谨慎出版的传统出发，批评民国时期的著述出版的速度化和粗糙化问题。他认为学问家应该“为真理而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报酬。故其毕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轻出所学以问世，必审虑至当，而后发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后成一书”[24]。吕思勉谈论读书写作之时，也对机械印刷所带来的粗糙化写作颇有微词：“读书尚未终卷，即已下笔千言；诋排先儒，创立异说。此乃时人习气，殊背大器晚成之道，深愿学者勿效之也。”[25] 朱自清曾将今人的著述和古代著述进行比较，来批评当代人的著述求速的粗糙写作方式：“从前人著述，非常谨慎。有许多大学者终生不敢著书，只写点札记就算了。印书不易，版权也不能卖钱，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们学问的良心关系最大……现在我们印书方便了，版权也能卖钱了，出书不能像旧时代那样谨严，怕倒是势所必至；但像近些年来这样滥，总不是正当的发展。早先坊间也有‘大全’‘指南’一类书，印行全为赚钱；但通常不将这些书看作正经玩意儿，所以流弊还少，现在的‘概论’‘大纲’‘小史’等等，却被青年当做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这个流弊就大了，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26] 由上可见，许多人已经感觉到机械印刷推动了书籍出版的繁荣，但同时也导致文人著述观念的转型，传统的学术精神也因此有所失落。
注释
[1]参见周宝荣:《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周蔚华等:《数字传播与出版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湾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
[2](唐)韩愈:《答李翊书》,《昌黎先生集》卷十六｡
[3](南宋)包恢:《答曾子华论诗》,《敝帚稿略》卷二｡
[4]成志､王思豪主编:《桐城派文集叙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8页｡
[5]冯友兰:《哲学人生》精装典藏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
[6]何明星:《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页｡
[7]《国粹学报》庚戌年第4号,1910年5月｡
[8]陈衍:《石遗室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9]梁启超:《绍介新书<原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
[10]丁文杰,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11]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
[12]梁启超:《致胡适(1921年4月3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13]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页｡
[14]胡适:《致梁启超(1921年5月3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15]陈独秀:《独秀文存自序》,《陈独秀著作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6]吴芳吉:《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学衡》第31期,1924年7月｡
[1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81页｡
[18]臧启芳:《出版与文化:我国出版界之现状》,《晨报副镌》1923年8月9日,第1版｡
[19][21]周林等主编:《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第50页｡
[20][英]斯克罗顿•普南､[美]罗白孙:《版权考》,周怡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
[22]潘光旦:《“著作狂”及“发表欲”》,潘乃穆等编:《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54页｡
[23]宋元放､李坚白:《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24]梅光迪:《评新文化运动者》,《学衡》第1期,1922年2月｡
[25]吕思勉:《经子解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7页｡
[26]朱自清:《论青年读书风气》,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