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杨：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张帅男：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近年来，看似小众的博物学图书在我国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本文从博物学及博物学图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入手，在廓清其历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分析当下博物学图书出版热的原因与存在的问题，进而从建设作者队伍、优化出版结构、提升出版规模、推进融合出版四方面探讨其发展路径，力求进一步推动中国博物学图书出版的发展与繁荣，推进人类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关键词】博物学图书；历程；问题；路径
博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指与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立的对大自然事务的分类、宏观描述，以及对系统内在关联的研究，包括思想观念也包含实用技术。[1]如今的许多学科与博物学均有历史渊源，如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环境科学等。在我国近年来的出版物市场上，博物学图书从默默无闻到崭露头角，再到当今的出版热潮，其发展速度之快和社会影响之广得到了业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和图书推荐榜上，博物学图书频频上榜，如《中华读书报》的“月度好书榜”几乎每个月都会有1—2本博物学图书上榜。自2015年起，《看不见的森林》《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等博物学图书开始出现在“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等国内知名图书奖的榜单上。
一、博物学及博物学图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随着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对博物学学科属性与内涵的认知变迁，中国博物学图书出版经历了繁荣—衰退—复兴的发展历程。
（一）古代“博物”观念关照下的出版繁荣：强调“人物融合”的“多识”之学
中国古代“博物”观念源远流长，可以说，中国古代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博物[2]，这在历代典籍中均有体现。孔子《论语·阳货》中“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指通过学诗能够习得动植物的基本知识；中国最早的分类辞书《尔雅》列有释草、释木、释虫等类，是古人认识动植物的主要教科书[3]；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含有各类丰富的知识，是古代“小学”的必备书籍[4]；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包罗各种地理知识、草木鸟兽记录、历史人物传说等，对后世影响颇深。此外，不论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学著述，还是贾思勰《齐民要术》、沈括《梦溪笔谈》等农学与科技著述，或是《千字文》《声律启蒙》等启蒙读物，大量的历代典籍都包含多样的博物知识和深刻的“博物”观念，这些典籍一方面与古代“通识”教育紧密联系，强调“多识”之学，另一方面体现出“人物融合”的特点，即重视通过对物的描述与记录来培养读者与物相亲的人文情感和比物类志的思维方式，对物的认知常与人生实际经验综括、会通，也就是中国人向来主张的“天人合一”与“心物合一”[5]。
（二）近现代西方“博物学”引进背景下的出版结构重建与衰退：具有西方学科分类意义的“专识”系统
中国近现代社会在引进西方科学的潮流中，也引入了“博物学”的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博物”观念不同，西方博物学是一个学科分类概念[6]，图书出版正是这一概念和学科分类体系在近现代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载体。西方博物学及其学科分类体系经由日本引入中国，随着博物课程在中国新式学校的开设，博物学教科书大量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人山内繁雄与野原茂六著、杜亚泉译的《博物学教授指南》等“专供学校之用”的教材，这些教材均涵盖人体生理卫生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多个学科。与这些新式教科书配套出版发行的还有新式辞书，也遵从了西方学科分类的知识体系。如曾留学日本的汪荣宝和叶澜编纂的《新尔雅》[7]虽借用了《尔雅》的名目和形式，以“释”为类目，但每一类目相当于某一学科，是介绍西方学科体系和知识的辞书[8]。博物学图书出版在出版理念、知识结构、内容设计等各方面从“多识”走向“专识”。
随着原本包含在博物学名下的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等各“专识”学科进入专业化的发展轨道，博物学逐渐成为一个空集[9]，淡出科学研究与教育体制，博物学图书出版也随之走向低谷，淡出读者视线。
（三）新时期“博物学”复兴背景下的出版浪潮：构建与“专识”学科并行互补的“多识”知识体系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学翻译进入新的繁荣时期，博物学及其图书出版开始重新进入学界和读者视野，但由于时隔太久，这段复兴之路坎坷且漫长。许多学者和译者甚至不知道民国初年通用“博物学”来译natural history这段历史，往往直接译成“自然史”，出现了一批名为“自然史”的著作[10]。可以说，学界和业界、编辑和读者对博物学的集体陌生，造成了20世纪末博物学及其图书出版在中国的一个必然断层。
21世纪初，情况大有不同。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显示，2000年以来，以“博物”“博物学”等相关词汇命名的中文图书逐年增加[11]，并在2010年之后达到“井喷”之势。商务印书馆自2014年相继推出“自然文库”“自然雅趣”“自然感悟”“自然观察”“博物之旅”等博物学书系，这既是对其博物学出版传统的延续与复兴，也打造了当今图书市场独具特色的博物学图书品牌。北京大学出版社自2011年相继出版了《草木情缘》《飞鸟记》等31种博物学经典图书及图谱组成的“博物文库”。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等知名出版机构也出版了许多优质博物学图书。
在学科分类体系固定成型、各学科专业研究向纵深发展之际，销声匿迹多年的博物学开始复兴。虽然博物学依旧在正规体制化教育之外，但博物学图书的出版高潮说明了其在当今读者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读者构建起与其专业知识并行且互为补充的知识体系，满足广大读者对“多识”的追求。
二、博物学图书出版热原因剖析
在经历了长期的沉寂之后，博物学图书为何会在当今中国社会掀起出版销售热潮？这需要从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类个体需求的双重视角进行分析。
（一）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契合社会发展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环境、资源、生态等问题日益严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如何在自然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的当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仅靠单一学科的发展已经无法全面回答，而博物学作为一种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古老知行体系，此时就显示出强有力的优势，因为博物学本身就是一门来自大自然的学科，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统领着各类“专识”的发展轨迹，它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能够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宏观的而非深层次的阐述，从物种的联系和自然的秩序这个角度进行思维，进而处理问题[12]。
博物学图书出版热正是顺应了博物学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复兴，通过多种方式呼吁和引导人们亲近自然、顺应自然，广泛传播博物学思想和相应的人生态度，为社会民众建立生态意识，从根本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顺应人性自然属性，满足读者精神追求
人性包括两方面，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先天就有亲近自然的本性。人的社会性也是从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轨迹和方向[1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的钢铁森林中，社会性严重制约了自然性，而博物学图书搭建起了读者和自然之间的桥梁，让身处城市中的人们了解自然，鼓励和指导其走进自然，加强了人类个体与自然之间的联结。博物学图书出版热正是当下社会中，人类为了顺应自身不可剥离的自然属性所做的必然选择的必然结果。
博物学图书出版热也是社会发达的伴随现象。经济条件的提升提高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促使其去感知身边的美好事物，而博物学图书根植于生活现实，是提供常识与艰深科学之间的一种友好“界面”，以散文、游记、绘本等多种形式呈现对生活的丰富感知及对世界的自由探索，创造人与自然界美好事物间的和谐意境，满足读者对美和幸福生活的追求。
三、博物学图书出版现存问题探讨
博物学图书出版越是形势大好，越需要冷静审视。从市场现状来看，我国博物学图书在出版结构、图书质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版权引进图书多，原创图书少
综观目前图书市场上的博物学图书，不难发现多以国外版权引进图书为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博物学图书中，除了刘华杰的《博物人生》等寥寥几种原创作品，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国外版权引进图书；商务印书馆博物学书系38种图书中，21种为国外版权引进图书。究其原因，一方面如上文述，博物学在中国的长期缺位导致本土博物学经典著作稀缺，而西方博物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经典著作众多。可以说，对西方博物学图书的大量引进，不是中国出版人的人为选择，而是西方博物学悠久的发展历史与积淀使然。另一方面，西方强大的博物学文化传统使其博物学图书在知识结构、研究视野、写作范式、语言修辞等各方面发展都较为成熟，相比之下，中国本土作者与出版机构由于普遍缺乏博物学文化熏陶，在博物学图书写作与出版上尚有不小差距，虽然也出版了一些口碑尚佳的作品，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成熟的出版体系。
（二）图书质量良莠不齐
近年来，博物学图书品种、数量增长迅速，图书市场和读者群体初成规模。但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多种原因导致的图书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进入公版领域的博物学名著被随意改造，重复出版。如法国博物学家布丰的名著《博物志》就被国内多家出版社以《自然史》为名出版了多个大同小异的版本[14]，其中一些编译粗糙，质量低下[15]。其次，国外一些成规模的优秀博物学书系被我国一些急功近利的出版机构剪裁拼接成一部图书出版发行，表面上看光鲜亮丽，融合了多本书的“精华”，但实际内容连贯性差，不成体系，严重破坏了原书系的完整性，为后人的规模化译介造成了不小的障碍。长远看，此类重复出版和速成出版不仅浪费了读者的金钱和精力，还会从根本上影响博物学图书的出版生态。
（三）一阶二阶博物学图书发展不均衡
博物学分一阶和二阶，前者主要指直接观察昆虫、鸟、植物等或对其进行分类与描述[16]，强调感性认知，其图书内容多以记录性文字和图片为主，通常文字优美易懂，图片印刷精致；后者主要讨论与博物学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哲学问题[17]，偏重理性思考，其图书内容包括对博物学知识特点和认知规律的探讨、对博物学的现实功能与编史纲领的研究、对博物学家思想理念的探索等，往往有较强的学术价值。目前，我国一阶博物学图书可谓“红红火火”，二阶博物学图书不论在数量还是销量上，都与其相差甚远。英国博物学作家理查德·梅比的一阶博物学名作《杂草的故事》以其优美的、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字和独特的写作风格颇受中国出版商和读者欢迎，但其同样优秀的二阶博物学作品《怀特传》却未被中国出版商考虑引进[18]。同样为我国知名博物学家刘华杰教授博物学著作的一阶博物学图书《天涯芳草》与二阶博物学图书《博物致知》，后者不论在销量上还是知名度上都与前者相差甚远。如果说一阶博物根植于对大自然的直接感知，从而使人类不断获得“新感性”，在情感上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那么二阶博物就致力于将“新感性”升华为“新理性”，从而形成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理念。可以说，目前我国一阶、二阶博物学图书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反映出读者与出版界对博物学这一学科的认知程度依然较低。
四、博物学图书出版发展路径设计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博物学图书出版的发展与繁荣，出版机构应针对现存问题，从建设作者队伍、优化出版结构、提升出版规模、推进融合出版四方面入手，探索符合自身特点与优势的发展路径。
（一）加强作者队伍建设，挖掘本土资源
优秀的本土作者队伍是展示本土博物学研究成果的根本力量，也是中国博物学图书健康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博物学图书作者队伍主要由博物学爱好者和学科专业人才组成。博物学爱好者从自身兴趣与实践经验出发，其著作多为游记与实践指南，如王铮和王松的《北京路亚记》。学科专业人才包括专业从业者与专业学者，前者多将工作中积累的专业知识编写为实践性强的图鉴等普及性图书，如湖南林业技术工作人员罗仲春的《崀山草木情》；后者多集中于中国知名高校，注重自身专业研究领域与博物学的结合发展，如著名生物学家许智宏主编了《燕园草木》和《燕园动物》。
对于博物学爱好者，出版机构一方面要通过好书评选、优秀作者奖励等方式巩固核心作者队伍，另一方面应通过沙龙、读书会等多种形式积极调动具有不同学科背景与专业爱好的博物学爱好者的创作积极性，拓展博物学图书创作队伍。对于专业从业者，出版机构应注重激发其创作激情，提升其文字语言的运用能力，力求使其具备为读者提供专业知识与日常常识之间友好“界面”的能力。对于专业学者，应充分利用其学术声望与研究优势，在积极参与一阶博物学图书编写的同时，对二阶博物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深层次的阐述与探讨。
（二）优化出版结构，平衡出版生态
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博物学图书快速升温，但出版结构极不平衡，具体体现为原创图书与引进图书数量不平衡，以及一阶与二阶博物图书结构不平衡。针对前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博物学在中国的长期断层势必要求我们先了解西方博物学的发展历史与脉络，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再着手进行本土化的博物学研究与图书出版。正如刘华杰教授指出“不引进，不知道历史和大格局；不原创，百姓无从下手，时间长了也就淡忘了，离博物而去。”[19]因此，出版机构要坚持引进与原创并重的原则，在吸收域外博物学文化积淀的同时，积极策划出版原创博物学图书，力求使两者达到数量上的平衡和视野上的互补。针对后一问题，我们也应保持清醒：如果说一阶博物立足当下，那么二阶博物就是“剑指远方”，没有二阶配合，一阶肯定走不远[20]。出版机构一方面可以利用西方学术界的一些入门级二阶成果，向中国读者介绍基本的博物学研究纲领、范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对博物学感兴趣的专业学者从自身学科领域入手，向下扎根，对与博物学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等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因为和一阶博物学实践一样，二阶的研究也要把众多致力于理解细节的努力蚁集起来，才有可能获得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整全印象[21]。
（三）拓展“博物+”思维，提升出版规模
博物学源于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人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在图书出版领域，就是“博物+”思维，即博物学可以和多个学科相结合，以多种出版形式来呈现。《鳞甲有灵——西方经典手绘爬行动物》《西方手绘珍稀驯化鸽：临摹与涂色》等图书体现了“博物+绘画”的策划思路，或展示精美的手绘作品，或提供临摹范本，甚至加入涂色这一近年来热度不减的出版元素，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欣赏价值和收藏意义。“博物+古诗词”也颇有新意，《桃之夭夭——花影间的曼妙旅程》《野草离离——角落中的绿色诗篇》等书中穿插古诗佳句，展示出人与自然交汇时的纷繁思绪。《本草中国》为“博物+中医”的一部佳作，向读者娓娓道来中国千年的医药智慧与现代价值。
“博物+”思维可以在图书出版领域进一步扩展，与文学、哲学、方志、旅游、文化、教育等结合，从目标读者需求出发，以博物学视角进行选题策划，不断开发有深度、有新意的精品图书，持续提升出版规模。
（四）推进融合出版，实现持续发展
数字出版技术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传统图书出版在内容表达的延展性、知识更新的快捷性、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和出版形式的多样性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支持。博物学图书出版应积极推进融合出版进程，突破传统思维和技术壁垒，迎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平台融合上，博物学图书出版机构应突破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中心的目标，策划出版适用于各类主流阅读终端及自媒体平台的产品，并对多种形态的产品组合进行有机协调[22]。在内容融合上，出版机构应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如针对手机移动阅读端使用者碎片化阅读的特点，出版机构应着力推出细粒化内容产品，激发阅读者博物热情，引导其对博物学图书的进一步探索。另外，在浩瀚的互联网资源中，有博物热情的用户往往更关注如何快速地获得所需的博物学知识、加入相关社群小组、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博物爱好者。因此，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博物学图书出版龙头机构可以尝试建立基于自身博物学内容资源的信息服务平台及知识服务产品，以用户价值为核心，通过内容策划、资源整合、新媒体推广、知识社群等组合，探索融合出版的新模式。
五、结语
博物学这门古老的科学是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积累，它曾经支持了现代社会的崛起，经历低谷和断层后，如今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类自然属性需要的双重召唤下逐渐复兴，并掀起了博物学图书出版的热潮。总体来说，我国博物学图书出版市场还存在很大的发掘与提升空间。出版机构应多方位提升博物学图书出版的质量与规模，实现其从“畅销”到“长销”，推进人类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2]刘华杰.博物学论纲[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6).
[3][5][8]于翠玲.从“博物”观念到“博物”学科[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蒋昕宇.浅谈博物学复兴背景下的图书出版[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35(10).
[6]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35.
[7]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四辑)[Z].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9][10]吴国盛.自然史还是博物学[J].读书,2016(1).
[11]杜羽.古老博物学的新生机[N].光明日报,2016-01-04.
[12]陈菁霞.《发现最美的鸟》《发现最美的昆虫》等多部博物经典引进出版[N].中华读书报,2016-05-18.
[13]于殿利.商务“自然博物”的出版缘起与宗旨[N].中华读书报,2017-04-19.
[14]交大社《北京路亚记》荣获“大鹏自然好书奖”年度博物奖[EB/OL].(2017-12-04)[2019-05-10].http://www.jiaodapress.com.cn/news?nid=1151.
[15][17][18][20]刘华杰.推进复兴博物学文化的几点看法[N].中华读书报,2017-11-15.
[16]刘华杰.理解世界的博物学进路[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6).
[19]刘华杰.“博物+”思维与博物图书出版[N].中国科学报,2017-02-17.
[21]杨雪泥.博物学是我们在异乡的通行证[N].中国科学报,2019-05-31.
[22]匡霞,杨扬.超媒体叙事下大众出版融合发展策略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