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201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国专家座谈会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了“学术出版与文化互通互荣”主题论坛。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副校长贺耀敏发表主旨演讲，他认为学术出版一定要与学术发展相辅相成。
当下的学术界有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人们更关注当下的问题，而忽略了学术发展的渊源和学术思想，这样做研究肯定是不行的。
中国的学术发展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从出版的角度讲，出版机构有义务也有责任推动整个学术向更快、更好、更高，特别是高质量的阶段发展。中国的学术出版和学术发展怎样结合在一起，我有4点想法可供参考。
第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学术发展十分迅速。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物化，经济指标的增长显而易见。实际上，支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术研究的发展。学科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学术发展的水平。现在我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的完备程度已达到国际水平，包括军事在内13个学科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基本认可。目前，中国有约100个一级学科、近400个二级学科，一级学科的覆盖率基本完整，可见我国学术进步、学术发展的速度相当快。
如今，中国已成为学术产品产出较大的国家之一。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学术产品的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如此大的规模数量是十分难得的，建设一个学术出版强国的目标指日可待。
第二，从学术发展角度来讲，我国学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国际化。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源于中国自身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还有一部分课题源于目前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问题，这种问题构成可以窥见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特点。
2019年，全国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数量达到了20万个，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此大的申报量也反映出中国正在向一个学术创新大国的迈进。此外，各高校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排名也呈现出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诸如人大虽然只有70项左右，但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两年，我国每年社会科学基金的申报也都在2万项以上。这足以表明，中国正处于学术研究的迸发期。
第三，学术研究团队的能力越来越强。反观这几十年中国学术队伍的成长，明显能看到这样的趋势：其一，过去被国内接受且仍然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此前在国内受过教育、年龄为五六十岁的一批知名学者。而现在40岁上下的学者几乎都拥有良好的国际学术背景，他们研究问题、选择课题的独特视角体现了很强的国际化倾向。人大的一些学术研究团队基本上以海归为主，这样的团队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都方面都要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比如人大的经济学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即无论具体到哪个领域，计量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数据支撑或者没有相当的数据研究成果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这些都是中国学术进步的重要体现。
第四，学术出版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做学术出版最不愁的是经费，各种学术出版项目都有研究经费作为补贴，一些出版社的经费要求也水涨船高。但事实上，研究经费并不是主要问题，对出版社来讲，最难的是辨别其学术质量。坦率地讲，在把握学术发展的方向、掌握学术成果的标准、理解研究者的科学思想等方面，出版社需要优秀的编辑。没有优秀的编辑，很难找到优秀的研究成果，很难把优秀成果很好地出版出来。现在对编辑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字要求了，编辑的业务水平需要不断加强和提升，出版社也要不断加强与各学科专家之间的互动。有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可以在专家层面进行一些小范围的讨论。
对于出版社来讲，挖掘已有的知识积累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关注的问题。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简称“人大社”）从1955年设立到现在，积累了大概2万余种图书，如何有效利用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使其推陈出新，发挥作用更好地服务于读者，这是学术出版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不仅具有商业价值，对学术发展也是有价值的。
（本文由公开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