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燕：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呈现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从一元传播到多元传播的发展趋势。这些新变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版传播；新变化
2018 年5 月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1]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的发展。这些新变化是对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的回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着强大的生机活力，推动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境界。及时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些新特征，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
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的70年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版、传播、发展的必然结果。
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国化
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国化，其“特殊意义在于使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中国话，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外国学问成为中国化，在中国生根”[3]。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其语言在表达方式、表现形式、语言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就使得以德语、俄语、英语等语言为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要用中国的话语方式表达出来，还要将中国特性渗透其中，体现出中国特色。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性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49年，中宣部成立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室，随后中共成立了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并于1953年将这两个机构合并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进行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译。自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国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53年，党中央开始编译出版《斯大林全集》，1955年开始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 版和《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1956年，13卷的《斯大林全集》被翻译出版；1963年，39卷的《列宁全集》第1版被翻译出版；1956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被翻译出版，至1986年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部出齐。1960年，《列宁选集》第１版（共四卷）出版；1972年10月，《列宁选集》第２版（共4卷）出版；同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共四卷）出版；1995年，《列宁选集》第3版（共四卷）出版；同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共四卷）出版；201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共四卷）出版。1975年，党中央用蒙、藏、维、哈、朝5种民族文字编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中国各民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加可靠的文本依据。
1982年5月，党中央在考察了英、法、德、日和塞文等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对俄文翻译过来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进行了大量的校订、勘误和增删，历时15年，《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共60卷全部出齐。[4]1986年7月，中共中央编译局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蓝本，计划编译7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至201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翻译出版了28卷。2017年，《列宁全集》第２版增订版共60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中央编译局编译了《列宁选集》第3版（共4卷）。201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共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为了给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更加翔实、更加准确的经典文本，1962年，《斯大林文选》（上下册）出版。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的《列宁专题文集》。1995年，中央编译局开始着手编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同时，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专题选编本等也出版，形成了蔚为大观、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典藏。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对原著的历史背景、思想精髓、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汇入了中国元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提供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准确可靠的文本依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水源头。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与时俱进，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问世；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成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1951—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1版（共4卷）编辑出版；1964年4月又出版了4卷合订本。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出版；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出版。1996年—199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将未选入《毛泽东选集》第1至4卷的重要文稿编辑成《毛泽东文集》（共8卷）。同时，《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些经典文献的出版与传播，创造性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新的思想财富。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时期的新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1983年7月，《邓小平文选（1975—1982）》出版；1989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出版；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1994年，党中央对《邓小平文选（1975—1982）》和《邓小平文选（1938—1965）》进行了修订、增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卷出版；2003—2006年，《江泽民文选》（共3卷）出版；2016年9月《胡锦涛文选》（共3卷）出版。随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著作的单行本和各类文集相继出版。这些文献的出版和传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战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新判定、“8个明确”“14条坚持”方略，从“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具有时代性的新理念、新思想的提出，构成了逻辑严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013—2018年，围绕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新思想、新观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等一系列论述摘编。2017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新境界。
理论来源于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无私奉献的心血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围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实践创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情怀。
二、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出版传播逐渐从“精英”和“学理”层面的大众化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了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
1. 马克思主义在精英知识分子中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版，其本身就是中国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根据当时各种社会思潮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很难理解，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首先是在精英知识分子中进行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人民大众中去的桥梁和纽带。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党员干部要学习12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49—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12本书“干部必读”书，印数达到300万册。为了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1955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1964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同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请示报告以及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1964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专门供一般干部学习，从而在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也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49年10月，上海文源出版社出版了杜畏之节译的《自然辩证法》、曹真译的《费尔巴赫》和《社会主义》。《新建设》也相继发表了贺麟翻译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季羡林、曹葆华翻译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何思敬翻译的《疏远化了的劳动》，郭大力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导论》，仲南翻译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等文章。《经济周报》《新华月报》《史学译丛》《文史哲》《学习》《中国青年》等一些学术刊物也发表了《马克思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辩证法》《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读书札记》《〈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等文章。1950年和1952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毛泽东选集》（共4卷）出版，学者们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成果有艾思奇的《〈实践论〉的意义及其基本观点》《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与运用》，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胡绳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学习〈矛盾论〉笔记》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学术界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进行了探索，汇聚了一大批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同时，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建立。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重建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9年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北京大学于1980年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研究所。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点的设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广泛传播。
1984年6月，中宣部发布《关于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正规化的规定》。随后开展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著作的学习。1995年，党中央印发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1998年６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要求在党员干部中学习邓小平理论；2003年6月，党中央发布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2008年党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编写出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和《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同时又组织编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学习导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核心和灵魂，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2015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对党员干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2016年2月，为了开展“两学一做”的活动，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号召全党学习十九大精神。同时，党又精心选编历届领导人的著作和重要论述摘编，如《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论党的群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系列活动使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使马克思主义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得以广泛传播，增强了精英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理解，有助于他们精准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和讲解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更深、更广的传播。
2. 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大众化
“理论工作者和杰出人物的作用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工作昭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让群众真正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好东西，只有这样普通群众才会自觉自愿地去理解、接受、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6]因此，如何将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具体、通俗的被广大群众所认知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大众化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员干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开始理论联系实际，用一些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发表自己的体会，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人民大众之中。此外，“全民学哲学”“用哲学”等活动也开展起来。1958年，《学习》发表了《三官庙乡农民敲开了学哲学的大门》《汨罗乡干部是怎样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等文章。1964年1月，《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量高达50亿，各种版本多达500多种，人民大众几乎人手一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思想深入民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凭借其权威性和较为丰富的内容也进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1966年，《哲学研究》编辑部出版了《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深邃性和神秘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大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组建，开启了高校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要求高等学校开设“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56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等教学大纲在全国出版发行。1958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一切学校都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1961年，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版；1982年，李秀林等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1985年和1987年，高清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出版；1991年，肖前等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版。高校马克思主义课程的设立和教科书的出版为高校向人民大众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为了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3年，学习出版社出版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反映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理论观点。200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辑的《理论热点面对面》紧随时代步伐，深入百姓生活，把理论和百姓关心的问题相结合，浅显易懂，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用通俗的语言、日常谈话的体裁打破了哲学的神秘，使马克思主义深邃的理论变成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
十八大以来，党通过多种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大众中的传播。在“接地气”“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7]的实践过程中，用简单质朴的语言引导广大民众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在各地进行实地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人民群众中，以凝练有力、通俗易懂的话语方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清晰的阐述。此外，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活动，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社区，党员干部、专家宣讲团，组成各种宣讲小组，通过对象化、互动性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党中央的精神以生动活泼、简单易懂的语言传播给广大民众，让广大民众切实地理解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了更好地利用各种新媒介，党还推进了网络建设，唱响网络主旋律，以网络为核心，在人民大众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有利于广大民众的方针政策，才能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出版传播从精英知识分子到人民群众大众化的转变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走向实践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人民群众大众化的过程。
三、从一元化传播到多元化传播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一元走向多元。
1. 传播主体的多元化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锋。在党中央的组织下，党员干部积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向社会各界民众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1945年，毛泽东在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共产党宣言》《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5本书应当认真学习，反复阅读。党员干部、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公务员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力军。1951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提出在每个基层党支部设立宣传员，用简单通俗的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同年5月，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党的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8]
学者、教师、理论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支有生力量。1964年，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势与任务》《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4门课作为高校政治理论课。通过政治理论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内化进学生的头脑，使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通过教学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同社会的热点问题、时政问题、民生问题联系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使学生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通过各种宣讲会、学术活动、理论研讨会，在学生中形成研究、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学生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众，同时也会将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传播，成为重要的传播主体。
群团、社团、个体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多的社团、群体和个人以自媒体的形式传递信息。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过去传统的传播主体的“点到面”的传播，发展为“点到点”具有独立思维的个体间的传播。从事新闻、出版等行业的组织、群体和个人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进行传播。而各种民间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传播自己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分散的社团、群体和个人能增加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说服力，并能汇聚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形成强大的传播力量。
2. 传播方式的多元化
各级党政宣传部门和党建活动，通过政策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形式，以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贯彻和传播党的思想方针政策，并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凝聚力。在社区，通过社区党建、集中培训、经验交流等多种方式，增强社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在农村，通过“优秀大学生村官”“一村一居配备一名大学生”“三支一扶”，以及农村党建等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基层的传播。
高校在原有的课堂教学传播的过程中，又充分利用高校学报、图书馆、校园广播、展览室、宣传橱窗等形式，形成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的舆论氛围，加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力度。学校以新媒介为导向，将马克思主义教育融入校园网中。在校园网中开设学习园地、时事热点、思政研究、改革资讯等专栏，就国家的大政方针、时政热点、社会焦点进行探讨。开设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使学生主动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渠道。
利用影视媒介，以直观生动形象的画面让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闪闪的红星》《地道战》《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等受到广大民众的热捧。198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纪录片《毛泽东》，之后又相继推出了《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走近毛泽东》《毛泽东在2013》等；1998年，中央电视台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推出了纪录片《共产党宣言》；2011年，文献专题片《思想的历程》完整记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光辉历史；2012年，6集专题片《创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观众见面。同年世界上第一部介绍马克思生平的传记电影作品《寻访马克思》问世；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电视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录制；2013—2015年，“复兴路上工作室”相继推出了微视频《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以及《跟着大大走》之博鳌篇、万隆篇、巴基斯坦篇，获得广大网友热烈称赞和转载。《旗帜》《 邓小平》《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复兴之路》等影视作品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深层次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利用红色文化基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012年12月12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建成。展览馆以图片展板、书籍报刊、影像资料、手稿档案等多种形式再现了百年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历史。通过红色旅游，以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另外，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讲师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播方式的多元化有效地丰富了广大民众的生活和情感体验，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方式，优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舆论环境，有效地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3. 传播媒介的多元化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运用视觉符号的印刷媒介进行传播。全国性及地方性的报刊如《新华日报》《大众日报》《人民日报》《新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同时，马克思主义通俗读本、油印报纸也广泛地传播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报》《新华月报》《史学译丛》《文史哲》等学术刊物也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哲学研究》《学习》《前线》《红旗》等报刊多次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学术研讨活动。进入新时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等报纸，以及各省市地方报刊，仍然大量刊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传播媒介由印刷媒介进入广播、影视媒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开启了运用视觉、听觉符号进行传播的历程。通过图文音像综合传播功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和图像、影像相结合，可以给广大民众带来崭新的听觉和视觉体验，增加了传播的生动性和有效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电视台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沿阵地。1950年，艾思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社会科学讲座》节目中，主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广大民众进行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以“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为宗旨，对一些重大时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务活动、国内简讯等进行及时报道。《焦点访谈》往往会就一些重大会议的盛况进行播报并就一些重大事件进行深度分析。各地广播媒体、电视媒体对党代会、两会，以及党出台的重大方针政策都会开辟特别报道，甚至会专门组织专家进行现场专题讲解。另外，大量影视作品如《开国大典》《长征》等不断进入观众的视野，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网络的快速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空间，改变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格局。借助于新媒介的微信、QQ、微博等载体使马克思主义日益融入广大人民大众的生活。人民网、央视网、新华网等政府网站，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门频道。有些网站还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数据库，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整理和收录。同时一些网站还积极地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党代会、两会等热点事件进行报道。中央电视台和各级地方电视台从“一云多屏”到“多屏互动”的构建，进一步优化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环境。红色网站的建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和阵地。另外，手机移动客户端如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等，以及手机APP如“学习中国”APP、学习强国平台等的推出，通过移动和无线通信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传播媒介的多元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空间，打破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空限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扩大了传播范围，増强了社会影响力。
四、结语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从介绍引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再到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和研究，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国化，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和创新，给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注入了新的生气，带来了新的契机，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领域和范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走进了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其不断走向人民大众，真正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转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只有通过不断地传播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空界限，而且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效性，增强了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4.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3]贺麟。 学习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体会[A]//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75-176.
[4]杨金海。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4）。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6]孙熙国。 6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与基本经验[J]. 理论视野，2009（11）。
[7]张志芳。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与发展[J]. 理论视野，2014（10）。
[8]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