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摘 要】报刊编辑活动是青年周恩来与当时中国腐朽守旧势力斗争、追求真理、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周恩来个人成长的坚实印迹。从1914年10月到1925年9月底，饱含爱国热忱的青年周恩来先后编辑、主编、创办、主办、指导过多种报刊，并就报刊编辑实践和理论作过许多精辟论述。青年周恩来的丰富编辑活动对后世影响深远，廓清他的编辑出版活动和总结其特色，对于当今报刊编辑人员提高专业素养、办好报刊仍有价值。
【关键词】青年周恩来；编辑活动；编辑特色；报刊编辑
周恩来同志功高盖世，家喻户晓，但是周恩来青年时期丰富的编辑出版活动却鲜为人知。编辑出版活动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或许微不足道，但是，他用自己卓越的才能，通过编辑出版进步报刊，肩负起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走上了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征途，为编辑出版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较为全面地勾勒出青年周恩来的编辑出版活动全貌，可补期刊发展史之不足；总结其价值，对全面认识周恩来有一定的价值，其成功的办刊经验也能给当今的报刊编辑诸多启示。
一、青年周恩来从事编辑出版活动的历史背景
青年周恩来编辑出版活动集中在1914年10至1925年9月底之间。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影响下，1914年爆发“一战”。此后，欧洲列强全力投入战争，无暇东顾，中国暂时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发展机会；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此时是在中国扩展势力的绝好机会，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出兵山东，强迫中国签订中日协定。“一战”持续四年之久，是人类历史上的灾难，给参战国家乃至全人类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是，它客观上催生了十月革命，诞生了苏维埃俄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为落后国家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谋求民族独立指明了方向。
国内的情况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革命党人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对旧势力放松警惕，很多革命党人在民国成立后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纷纷跻身上层社会行列，既得利益使他们醉心于维持现状，妥协厌战心理氛围浓厚。[1]99-100结果，在日本虎视眈眈的同时，袁世凯恢复帝制、北洋军阀割据和混战、张勋复辟等民族灾难接踵而至，中国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弱民穷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仁人志士仍然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令人欣慰的是，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于“一战”对列强的牵制，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民族资产阶级在不断成长；随着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产业工人人数剧增，达到200多万人，已是一个不小的社会力量。[1]157-158
从文化上看，从晚清开始，就不断有留学生外出求学，他们学成归来，带回了西方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国内大办学堂，培养出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在北洋军阀无暇管制思想文化之际，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高擎“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宣战。国人的认识水准逐渐发生了变化，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慢慢浸润和滋养国人的心灵，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许多人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猛然醒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探讨民族出路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改造社会的问题被提到突出位置，成了有志向、有担当的青年关注的焦点。当巴黎和会中山东问题的消息传到国内，国内立即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爱国力量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他们勇敢地通过办报刊宣传思想，与腐朽势力斗争，为祖国探索出路。青年周恩来正是其中一员。他联合爱国青年学生，以笔墨为武器，通过创办和编辑报刊，传播新的思想文化，探索民族出路，与腐朽的北洋政府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斗争中，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发生分化，马克思主义逐渐在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中成为主流思想，青年周恩来创办和编辑报刊的活动也体现了这一转变。
二、青年周恩来的报刊编辑活动述论
（一）创办并主编《敬业学报》
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杂志撰述，较有系统，最便于研究知识，推敲学问也”[2]189。1914年3月，周恩来和张瑞峰、萧策欧等人本着“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的宗旨创建了敬业乐群会。10月15日，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创刊，周恩来任主编，它是周恩来最早创办的刊物。《敬业》（后改为《敬业学报》），半年刊，每年3月和10月出刊，共出刊6期，1917年6月终刊。
周恩来在办刊宗旨说，“青年为斯世将来之主，……值学道将绝之国，大厦将倾之邦……欲尽此重大责任，舍在学时代极力锻炼身心增进智能而奚求。吾辈……学问与经验，于焉必须兼修。知行合一”[3]8。“辨难析疑，轶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以为补助”，“补教科书之不足”[3]18。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敬业学报》文字清新，内容丰富。据《〈敬业学报〉之发现》，敬业学报内容有：“一通论、二学说、三艺林（一文录，二诗录，三丛谈，四小说，五滑稽）、四记事（一本校记事，二本会记事）、五附录（由本报录有价值之言论或事实）。”[2]189周恩来既是编辑，也是作者。为了自由发表思想，从《敬业学报》第4期开始，周恩来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以“飞飞”“翔宇”“恩来”等署名发表了许多文风质朴、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的文言文章。这些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唤起了青年学生的觉醒。其中，有讥讽现实的小说，如《巾帼英雄》；有表达对时局的担忧和抒发爱国情怀的诗词，如《春日偶成》；有用辛辣的笔调指斥时政的黑暗的论说，如《我之人格观》；有配合新文化运动而对封建科举制度、孔孟学说作无情批判的评论文，如《科举之毒》《老聃赫黎二氏学说异同辩》；有整理的名人讲演词，如《蔡孑民先生讲演录〈思想自由〉》；等等。
主编《敬业学报》，周恩来付出了很多心血。南开中学《第十届学生毕业录》说，“（周）热心从事学报，尤倍竭其力，”“编辑印刷之习，遂为全校冠”，《敬业学报》还深受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第1期发行仅500册，第2期起即扩大到“一千数百份之多”。连蔡元培都乐于为之题写刊名（第6期），可见蔡氏对《敬业学报》之欣赏。周恩来办刊眼界开阔，注重交流。从第2期开始就“与清华、东吴、震旦、新学书院诸友校交换杂志，藉作他山之助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周恩来主编《敬业学报》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是编辑学生作文，但它是周恩来最早的办刊实践，是周恩来早期革命实践探索的见证。
（二）编辑《校风》
1915年8月30日，南开学校全校性学生刊物《校风》（后名《南开校风》）创刊，其前身为《南开星期报》，该刊为周刊，公开发行。该刊编辑部有6名编辑代表，周恩来是1916至1917年的编辑代表。起初，周恩来主要负责“课艺选录”和各会的布告栏，“课艺选录”主要选登学生作文。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提出《课艺选录志》的用稿标准，即“文中全篇主意，须有识远超高之处”，“章法笔致，须紧密完备”，“文中事实或议论，如有关于世道及民俗之处”[3]61。1916年校风社改选，周恩来被选为文苑部主任。9月，他又担任了纪事类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成为该社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担任《校风》总经理期间，周恩来不但完成了编辑部任务，还写了不少文章，有反映南开学校规章制度、校事、教学、课外活动等内容的消息、通讯，有表达自己忧国忧民思想情怀的社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现实危机》。他在文中疾呼：“危险之期，困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中国也耶！……故吾今日之言，愿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3]214此外，他还负责“每期稿件付印、校对、接收广告、收支款项、刊发报章、誊写信件及不属于编辑部一切事务”。有时他还到印刷所去检查印刷质量，以保证每期准时出版。由于工作既繁重又琐碎，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周恩来都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些工作中。在他的精心管理下，《校风》每期按时出版，错讹之处极少，插图、编排在当时刊物中均属上乘。《校风》在收到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还收获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周恩来在编辑《校风》期间，还对编辑部的工作制度作了探索和改革，主要是规范编辑部工作，明确社员责任分工；改革发行迟滞之弊；为了调动全校力量办刊，开创性地设立了“访事团”制度；在年假期间筹办《特别增刊》。[4]26-27此外，周恩来还撰写文章，对报纸的特点、业务、功能和自己的办刊实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总结。周恩来共写了3篇理论文章，分别是《〈校风〉报传》《说报纸之利益》《本社之责任观》。1917年1月，临近毕业的周恩来在全体社员会议上报告完社务之后辞去总经理职务，结束了编辑《校风》的生涯。周恩来编辑《校风》工作丰富了他的办刊实践经验，锤炼了能力与技艺，为以后的办刊工作储备了才干。
（三）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各校立即响应，周恩来也积极投身运动之中。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进一步唤醒民众，把群众运动推向深入，决定创办自己的喉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下简称《会报》），并邀请周恩来担任主编。为了扩大影响力，周恩来先在《南开日报》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一文为之造势，提出“革心”与“革新”主张，对报纸组织形式、任务、选稿标准等作了说明。《会报》于同年7月21日正式创刊。周恩来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革心！革新！》的发刊词，进一步阐述了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办报宗旨：“本‘革心’同‘革新’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精神发表一切主张”；“合于社会生活的标准”；“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的解析，公允正确的批评”；“介绍国民必须的常识”；“介绍现在最新思潮”。[3]420
《会报》起初为对开一张四版，采用白话文，主要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翻译、演说等栏目，重点栏目是“主张”和“时评”。周恩来经常撰写各类评论文章，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出斗争的方向。与《敬业学报》和《校风》不同的是，周恩来在《会报》发文采用了白话文，而且《会报》没有编辑室，人手少、经费也很紧张，但是周恩来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难。印刷《会报》的协成印刷局一间小屋就是编辑室；采访、撰写文章、编排版面、校对和发行他都亲力亲为；他还和排字工人讨论新式标点用法，和工人一起印刷、叠报；他甚至亲自上街卖报。[5]《会报》直面社会，办报思想、手段比《敬业学报》和《校风》更开放、先进。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反映热点问题，抨击反动政府和配合当时的爱国斗争，号召群众罢工、罢市、不纳税，学生罢课。以第54期为例，所刊发的文章有的是描述学生的爱国行为，如《天津女代表痛哭陈词于上海》；有的是对反动势力的揭露，如《为学生讲演事告中外人士》；有的是对卖国贼的声讨，如《讨马良》；有的是为斗争指引方向，如《讨安福派的办法》；等等。其次，《会报》的栏目设置以资讯报道和评论并重，注重新闻传递和观点表达。学生运动最终引起了北洋政府的疯狂镇压，首先是北洋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会报》，嗣后天津警察厅动用武力迫使印刷厂不敢承印《会报》，《会报》被迫休刊，此时《会报》已出版至62号。但是周恩来并没有放弃，而是四处奔走，积极努力，《会报》于10月7日复刊。至1920年年初停刊时，该报共出版100期，并编辑出版《奋斗号》作结。
周恩来说：“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3]419《会报》既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组织和团结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锐利武器，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会报》的发行量很大，出版前一天订数就近6000册，且订户南北都有[6]。现存的《会报》上也有“日出五千份”字样[7]。社会对《会报》评价很高，当时南京的《少年世界》称赞它“敢言”“很有价值”，上海的《新人》甚至认为它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周恩来有一个重大创举，即为了加强舆论力量，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了以《会报》为核心，《醒世周刊》《北洋大学日刊》《师范日刊》等报刊加盟的天津报社联合会。
（四）主编《觉悟》
1919年，赴京请愿的天津学生归来后，“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主要领导人意识到，爱国斗争需打破男女界限，有人主张两家团体继续紧密合作，有人主张两个团体合并。周恩来则主张从两个团体中选取骨干分子，成立新的爱国团体。经过十多天的筹备，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成立大会召开，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主持人，同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会议决定不定期出版社刊《觉悟》，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推动天津的思想文化革新。《觉悟》由周恩来任主编。觉悟社的特点有三：一是打破了男女界限，男女会员各十人；二是组织严密，社员对外以号码为代称，不使用真实姓名，周恩来抽到的号码是五号，因此周恩来发文时的署名为“伍豪”；三是组织形式为委员制，社务由大家分担，重大问题须经社员讨论。觉悟社成立之初，即邀请李大钊到社讲话，社员也都不同程度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折射出了社员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痕迹。觉悟社得到了社会的认可，1919年11月25日的北京《晨报》说它是“天津的小明星”，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
由于第四次请愿和双十节斗争的影响，原定于10月份出版的第1期《觉悟》直到次年1月20日才面世。《觉悟》第1期共100多页，近10万字，采用白话文。总体看，这一期的内容可分成三部分：一是阐发《觉悟》宗旨的纲领性文章。主要是《觉悟》和《觉悟的宣言》，它们是全体会员讨论、周恩来执笔完成的。《觉悟》一文仅600来字，主要阐释了何谓“觉悟”，《觉悟》的主要内容和宗旨。《觉悟的宣言》说明了《觉悟》的办刊宗旨：“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实现方法是：“一、取公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这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3]472。二是“社中人共同研究发表的”，是《学生根本的觉悟》和《工读主义》两篇长文。三是“社中个人发表的”，周恩来发表了一篇文章和五首诗。在《有什么分别？》中，周恩来表达了自己对新旧婚姻的思考。五首诗歌为《死人的享福》《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雨中岚山》《雨后岚山》。
与办《会报》时相比，此时周恩来的办刊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其一，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会报》重在反映，而《觉悟》重在研究”[4]55。其二，《会报》和《觉悟》都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会报》主张二者并重，在改造人心的同时，也要变革社会；《觉悟》则侧重“革心”，首先强调个人内心的觉悟，然后再追求社会的革新。正如《觉悟》一文所言：“因自己的‘觉悟’，得寻着真‘人’的生活。由己及人，渐渐可以达到人人‘觉悟’的境界。”“从‘觉悟’中生出来的效果，必定是不满意于现状，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往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3]473
1919年《觉悟》第1期出版不久，周恩来等因为抵制日货请愿被捕入狱。8月份被捕者出狱，随即召开了年会，大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根据发言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太年轻，革命斗争经验少，当前要务是通过求学充实自己。之后，周恩来等赴法国勤工俭学，社员各有追求，觉悟社活动停止。因此，虽然第2期《觉悟》有40多篇稿子，内容也更为丰富，却未能付印，令人遗憾。
（五）参与创办《少年》、主编《赤光》
1.参与创办和编辑《少年》
1921年春，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次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在巴黎召开，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决定出版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少年》。8月1日，《少年》在巴黎创刊，红色封面，16开本，月刊（当年12月出版了5、6两期，然后休刊两个月），每期30页左右。自1923年第7期开始，改为24开本，42页。从7月的第10期起，又改为不定期刊。12月出版了最后一期——第13期。从创刊到1923年3月，《少年》的编辑工作主要由赵世炎负责。1923年3月，赵世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便接替了赵世炎的工作，挑起《少年》的编辑、发行重担。实际上，《少年》第8期到13期的编辑和出版发行工作都是周恩来做的，这是青年周恩来编辑活动的转折点——它是周恩来从事党报宣传工作的开端。
《少年》和其他同时期的党团理论刊物一样，以“宣传主义”为己任，编辑手段也相对单一。周恩来主持《少年》编辑工作期间，主要注重两方面的工作：第一，继续为“宣传主义”积极努力。《少年》继续在封面上用十分醒目的字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名言论，比如：第9期封面上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第10期则是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段话。正文也刊登了很多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共产主义学说的文章。周恩来也用白话撰写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学说的文章，比如：他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实行共产革命的必要性，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中分析了共产党对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第二，对危害共产主义原理的思想和言论进行反击和驳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界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余》杂志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3]458，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华人圈也甚嚣尘上。对此，周恩来专门撰写了《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一文，对宣扬无政府主义文章《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中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此外，周恩来还关注国内状况，当胡适的改良主义在国内较为盛行的时候，周恩来专门撰写了批驳文章《评胡适的“努力”》。
2.主编《赤光》
1923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同年夏，《少年》改名为《赤光》，仍用白话文，1924年2月1日出版第1期。《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赤光》自第23期起，内容增至16页。1925年，《赤光》出至第33期时休刊，1928年又在巴黎复刊。由于周恩来在1924年7月底回国，周恩来实际上只做了《赤光》第1至10期的主编工作。周恩来同时还是该刊的主笔。据统计，周恩来主持过的现存期刊（第1—10期中第4、5、6期目前还没找到）发文总数为62篇，周恩来主笔37篇，占比59.7%。[4]113邓小平也曾是该刊的编辑，主要负责刻写和油印工作。
周恩来在《赤光》第1期上发表了《赤光的宣言》，阐述了《少年》改名的缘由和《赤光》的办刊宗旨。当时的现实需要《赤光》通过“评论中国时事”为在欧洲的爱国华人“指出他（中国）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拐角迁拘而不可能的途径”；《赤光》还“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总之，“与《少年》注重理论相比，《赤光》将要采取的是宣传与‘实际’相结合的办刊思路”[4]119。在这一思路下，《赤光》的办刊特点显著：一是坚定地立足于评论时事。周恩来还在《赤光》第2期的“编辑室杂记”里专门重申了这一主张，“有劝我们在《赤光》上登载些国内外新闻”，“我们必须在此地声明：《赤光》仅是一个评论时事的刊物”。周恩来在主编《敬业学报》和《会报》时，编辑和撰写大量新闻评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时周恩来编撰新闻评论得心应手，十分成功。《赤光》以相当多的篇幅评论了国际国内革命运动，呼唤人们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例如：针对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斗争和毛泽东亲自指导的湖南衡山岳北农会，周恩来专门撰写了评论文章《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二是善于抓住宣传时机。首先，周恩来非常善于利用封面，他在每期刊名下的空白处刊登言简意赅的文章或诗歌，从各个角度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其次，周恩来善于利用热点时事和重要纪念日。当国内外发生重大事情时，周恩来总会及时予以关注，比如：3月2日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纪念日，周恩来便在1924年3月1日出版的第3期《赤光》上刊发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须记取》一文，宣传世界革命。此外，《赤光》还灵活设置了与读者互动的“编辑室杂记”“读者论坛”“巴黎中国书报社启事”等栏目。《赤光》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有读者称赞它“是烛奸之火；是兴奋之剂；是惊醒冬虫的霹雳；是更新万象的春气……”。
总之，《赤光》配合国内革命形势，对中国革命的现状，我党的方针路线，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要求、步骤，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为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欧爱国华人指明了方向，团结了爱国力量。周恩来也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深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家。
（六）其他
青年周恩来还有其他编辑出版活动，为成全璧，兹述论如下：
五四时期，马千里、时子周等人决心创办《新民意报》，1920年，周恩来曾和马千里到时子周家商议办报事宜。《新民意报》创刊后，周恩来还为报社题写了门前所挂的牌匾，他的《警厅拘留记》完稿后，就交由《新民意报》连载。
《益世报》是天主教教会在中国办的中文日报，是天津最有名的报纸之一。为解决留法的生计问题，周恩来便“给它做特约通讯员”[8]4。从1921年2月1日到1922年3月10日，周恩来本着“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8]152的意旨，为《益世报》撰写了共56篇约34万字的内容翔实、文辞优美的文言文通讯和极富启发性的国际新闻事件评论。这些文章既是他考察和研究西方社会的智慧结晶，也是他思想走向成熟的坚实脚印，更是激励和指引爱国民众的利器。
1924年11月，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为了加强军校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周恩来领导政治部在军中出版了壁报《士兵之友》，同时还用红蓝两色套版油印出来，分发给黄埔在校官兵，受到官兵的欢迎和好评。此外，周恩来在黄埔还指导创办了《中国军人》，以此来培养报刊人才。《中国军人》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该刊宗旨是团结革命军人，统一革命战线，拥护革命政府，宣传革命精神。在内容上，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在办刊的过程中，周恩来经常找该会的负责人研究办刊情况，给他们出谋划策。该刊共出了9期，第6期出版后周恩来就离开了黄埔军校。
三、青年周恩来编辑出版活动的当代启示
青年周恩来的编辑出版活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诸多办刊举措也能给当今报刊编辑以启示。
第一，勇于承担时代使命，文章合为事而著，报刊合为时而创。这既是青年周恩来从事报刊编辑出版活动的最显著特色，也是周恩来从事报刊编辑活动和撰写文章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青年周恩来的整个编辑活动生涯。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到了报刊的现实功用，认为报刊在“流通时事”（传递信息），“疏通风气，开化顽蒙”（教化社会），“执政者恒视舆论之可否，为行政之方针”（舆论力量影响执政者决策）等方面作用非凡。因此，无论是就读南开中学时期在《敬业学报》和《校风》实践学生报人应尽“范围内之责任”，五四时期在《会报》《觉悟》实践报刊是获取“真学问”“是学生求取社会同情的利器”，还是在法国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之后，在《少年》《赤光》上“宣传主义”，“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我们主张的无误”，周恩来所有的编辑出版活动都是围绕时代使命、社会热点事件和现实需要展开的。周恩来勇于立时代潮头，文章为事而撰，报刊为时而创的精神能给当代报刊编辑重要的启示和精神指引。历史不能割断，今天的较为繁荣的期刊是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新的理论概括离不开对以往实践经验的总结，正确总结和科学认识过去的历史，有助于理解和解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有利于正确决策的形成和执行。广大报刊编辑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遗产整理、讲好中国故事的参与者，面对“中国梦”使命和强化“四个自信”、深化改革的时代任务，需要报刊编辑继承青年周恩来勇于承担历史使命、敢于探索和寻求出路的精神，紧扣时代热点，立足现实需要策划选题，为社会提供优质文化产品。
第二，连编带撰，编撰合一，身兼多职。“连编带撰，编撰合一”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很多报刊人的共同特点，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报刊出版活动都呈现出这一特点。周恩来看重报刊的舆论力量和作用，他努力通过报刊这一媒介表达自己的观点、唤醒民众、团结进步力量、服务革命事业。自始至终，只要符合自己的办刊宗旨，不管是做编辑，还是做主编，周恩来都能够既编辑和加工稿件，又积极撰写文章。比如：为了能更自由发表言论和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见解，他在《敬业学报》上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当《少年》宣扬的共产主义遭到别有用心的非议时，周恩来更是提笔撰文，与之展开激烈论战。周恩来编撰合一的职业素养值得报刊编辑效法和继承，报刊编辑应该向周恩来学习，做一个新时代复合型的报刊期刊编辑，在职业素养上，要具备传统出版和数字化出版技术的双重素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大学术期刊编辑就围绕“编辑学者化”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最终，人们认可了“编辑既要成为某一专业方面的学者，也要成为编辑学方面的学者”[9]，这是“办一流刊物、精品刊物”的最大保障。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从个人实际出发，锤炼自己编撰合一的职业素养。身兼多职也是周恩来编辑出版活动的特点，除了要负责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他还操心刊物的经营。在编辑《校风》期间，周恩来还担任了总经理一职，负责校对、印刷、财务收支、广告、发行等事务，工作繁重而琐碎，但事无巨细，周恩来都能本着极端负责任的精神亲力亲为，保证期刊的质量和按时出刊。在主编《会报》期间，周恩来甚至担任了卖报员。
第三，周恩来社交能力强，视野开阔，能克服一切困难办刊。周恩来拥有极强的社交能力，办刊视野开阔，始终站在民族独立、改造社会的高度观察问题，每当遇到难题，他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一一克服。周恩来编辑出版活动的困难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报批问题和政府压力；一是经费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周恩来主持《会报》期间尤为突出和典型。当时的警察厅长杨以德执行上司意志，不给《会报》立案，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最后工作人员对《会报》予以默认；后来，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查禁《会报》，《会报》被迫休刊，但是周恩来等人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积极奔走，最终成功复刊。至于经费问题，周恩来更是多方积极筹措，一是通过义演话剧筹集；二是借助社会关系刊登爱国商人的广告，收取广告费；三是组织学生卖报，甚至自己白天卖报，晚上编报。此外，《会报》印刷也成问题，最后还是经南开老师伉乃如从中奔走，其兄所开的印刷局才愿意承印《会报》。周恩来等人的爱国热情深深打动了印刷局，印刷局还为他们提供了《会报》编撰场所。《少年》创刊后，同样没有经费，但是周恩来写信“向章士钊募捐，得到了1000法郎的资助，买了机器、纸张，解决了资金问题”[10]。报刊编辑既要服务作者，又要服务读者，有时还要同社会其他人和单位打交道，因此，报刊编辑理应不断强化自己的社交能力，用广阔的视野观察社会，克服一切困难，提高报刊的质量，向社会输送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第四，编辑风格生动活泼，栏目设置灵活，有错就改，重视业务管理。周恩来编辑或主编的报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为报刊撰写的文章或用文言，或用白话文，但都文笔刚劲优美，观点明确，见解精辟，逻辑严密。他总是能借鉴社会上现成的成熟的办刊经验，并善于推陈出新。比如：在栏目设置上，他非常重视与现实的契合和准确性，为了加强报刊的社会效应，周恩来在他编辑或主编的报刊上多次设置与读者互动的栏目；为了加强针对性，他在《敬业学报》开辟了“诗团习作成绩”专栏，帮助同学们交流写作经验，表现创作才能；《校风》原来有“纪事”专栏，但是失之宽泛，周恩来便改名为“校闻”。周恩来重视报刊业务管理。比如：为了壮大编辑力量而设立“访事团”制度。为了解决《校风》出刊迟滞之弊，周恩来把截稿日期和发行日期分别提前一天，有效解决了迟滞弊端。周恩来读者意识很强，在年假期间也不停止出版工作，筹办《校风》的《特别增刊》；在主持《会报》期间，周恩来还通过出版“号外”声援学生斗争，《会报》停刊时，还出版了“奋斗号”专刊，对斗争作了总结。周恩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报刊出现差错，他能及时发文更正。周恩来的这些做法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报刊编辑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崔国良,张世甲.南开新闻出版史料[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189.
[3]周恩来早期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贾临清.周恩来新闻实践研究(1914—1949)[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
[5]潘世纶.周恩来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M]//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399-400.
[6]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0.
[7]万云鹏,张克朋.《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续有发现[J].天津社会科学,1983(1):59.
[8]周恩来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9]杜家贵.社会科学期刊编辑实用手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2
[10]程美东.与周恩来一起走过历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