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一：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面临出版难等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出版事业在国家的政策扶植下，迎来了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除了相关系列丛书的整理、编撰，地方政府和各级出版机构的专项支持外，互联网的发展还为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突破传统出版的格局提供了新路径。推动少数民族文学未来的出版健康发展，多方面、多手段强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及保护，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出版发行；丛书；数字出版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生活之地，也是多种文化并存、多元文化交流的舞台。各族群众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虽然毫无疑问“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1]，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在《书籍的秩序》中所言：“从‘文化共享’到‘文化分岔’，其中蕴含着双重的流变：一方面是一个抽身隔离的过程，文化活动越是不被分享，其价值就越凸显；另一个方面是一个贬低和排斥的过程。”[2]对比主流文学的强势，少数民族文学的悠久历史有待发掘，地位有待提升。
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现状
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一样，是中国精神文化的具体载体，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之所在。特别是步入21世纪后，在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动和出版技术的革新之下，少数民族文坛涌现出一批内容多姿、形式多样的成果，逐步完成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转变，呈现出多元的出版特点。
1. 国家专项政策扶持
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2007年国务院制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时指出，要调查收集、研究、整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建立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数据库。[3]2009年7月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4]
在有关政策的扶持鼓励下，2012年，青海省作协设立“野牦牛”藏语文学奖，《野牦牛·民族文学翻译精品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内蒙古作协共同举办的“草原文艺精品创作工程·文学创作子项”，涌现出了乌·宝音乌力吉《信仰树》（201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乌仁高娃《风的絮语》（201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等一系列作家作品。2012年，四川省作协举办“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暨新作发布会”，推出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2部新作组成的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一辑，包括意西泽仁的散文集《雪融斋笔谈》、桑丹的诗集《边缘积雪》等。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协举办少数民族文学培训班，与广西人民出版社一同编辑出版《广西少数民族新锐作家丛书》（十卷）。贵州省作协召开全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举办贵州少数民族文学“金贵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改稿班。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戴时昌（彝族）《让石头开花的追梦人》、王华（仡佬族）《海雀，海雀》等一批充分反映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的长篇报告文学得以面世。
从中我们能够看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单位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努力使优秀少数民族文学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火炬，成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号角，成为中华各族儿女的精神家园”[5]。地方政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要加大与出版机构协同合作力度，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形成培育人才与发行作品双管齐下，从评奖引导到出版推广的系列机制。
2. 重点作家与获奖作品
1981年，为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展现中华各民族大团结、各民族文学交流互补，共同繁荣的时代气象，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创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第一至第九届“骏马奖”每三年评选一次，自第十届开始每四年评选一次，凡在评选年度内在国家地、州以上出版社（港、澳、台出版社暂不列入）出版的少数民族作者用汉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含小小说）、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文学）、诗歌（含散文诗）、散文（含杂文）图书均可参加评选。评选年限内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汉文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作品的译者，不限民族，均可参评翻译奖。创立至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已经连续评选了11届，从未间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活动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评奖活动中涌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例如1990年，回族女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得第三届骏马奖，该作于1991年再度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其长篇小说《补天裂》又获得了第六届骏马奖。来自四川的藏族作家阿来曾在第四届骏马奖上凭借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获奖，自此走入公众视线。随后他又在第六届骏马奖中，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再次获奖，随后又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少数民族作家。
这些获奖作品的出版发行，不仅展示出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极大魅力，其中很多作家在以后的各类文学创作评奖活动中多次获奖，成长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版的重点作家，更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边缘到主流以至走向全国和世界提供了示范。
3. 重点出版物与出版社情况
重点出版物：1999年，为献礼新中国成立50周年，中国作协组织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研究人员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丛书，按诗歌、散文、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理论批评等体裁分门别类，集中全面展示半个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风采；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中国作家协会再度精选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分类，共计6卷20本，被《民族文学》杂志盛赞为“具有里程碑式的出版意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迎来一个繁荣发展期。在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作家协会围绕鼓励创作、培养人才、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建设几大方向，从2013年开始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在出版领域，主要针对“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和“以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丛书编辑”等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并从2013年12月起，组织18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家协会通力合作，共召集500余位各民族文学作家、专家学者参与编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历时三年，分三个批次出版。该丛书是我国首套以民族族别立卷的文学丛书，500万人口以上民族各1卷2册，不足500万人口的民族各1卷1册、人口较少民族合卷1册，总计55卷60册。该书收录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12年底，2218位少数民族作家在我国大陆公开发表的小说792篇、散文1413篇、诗歌2010首、报告文学63篇、影视剧本1篇，长篇作品仅列目录，合计4279篇作品。可以说是截至目前最为完整地呈现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整体面貌的出版物。2017年，《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荣获作为新闻出版界最高荣誉的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扶持项目由汉译民和民译汉两部分组成，先后有160多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家参与此项工作。除推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10册，囊括347位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优秀作品。把以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为汉语进行传播，将原本处于语言和族裔双重边缘位置的文本纳入评价体系，加深了广大读者对少数民族母语原创文学的关切和理解。还精选2012年度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汉语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作品，分别翻译为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族文字，共339篇200余万字，推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粹（2012年）》共25册。2015、2016年，同样由作家出版社分别发行了系列丛书的2013、2014年选集。反向帮助少数民族同胞打破隔阂，能够以本民族语言阅读汉语作品，参与到主流文学的学习讨论中。
重点出版单位：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主要限于《民族文学》《边疆文学》《回族文学》等专事民族文学的期刊，或《黄河文学》《广西文学》等地方性文艺期刊。较少有少数民族作家能在发表平台上做出突破，在大众更耳熟能详、更具普及性和讨论度的核心文学期刊，如《十月》《收获》《小说月报》等，与主流文学作家同场竞技，一较高下。
除了文学期刊发表的局限，少数民族文学单行本的出版发行也存在一些特殊现象。同样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茅盾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分别代表了中国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但摘得桂冠的作品最初由哪些出版社出版发行，两者之间却存在较大分别。检视同一时间段的茅盾文学奖及“骏马奖”长篇小说获奖作品篇目及出版社能够发现，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著名出版机构发行，少数民族文学主要由各级地方性民族出版社出版，如广西民族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
鉴于出版条件的客观限制，很多具有一定文学价值、获得过各类奖项，曾引发学界或公众关注、收获不同程度社会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由于印刷量过小，在短暂的讨论后往往“昙花一现”：目前仅留存基本的出版信息，无法在各大网络销售平台购买到，甚至很难于各级图书馆查询到馆藏信息，可以说被动乃至被迫地退出了文化批评的历史舞台。此类例子几乎不胜枚举。例如在2016年第十一届“骏马奖”评选中，贵州侗族作家袁仁琮凭借《破荒》三部曲，从75部候选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膺长篇小说奖。长达百万字的《破荒》三部曲（包括《太阳从西边出来》《梦幻岁月》《土匪名单》）分别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在2013和2014年出版，此后再无重印或再版，与同期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由五大著名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发行多种版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一例，同届荣获“骏马奖”长篇小说奖的土家族作家李传峰的《白虎寨》由作家出版社发行，出版起点已经高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也仅有2014年初版这一个版本。
可见少数民族文学的出版平台，与主流文学相比，某种程度上仿佛具有各自假定的界限，静止于各自分隔开的一方话语场，很少有大型知名出版机构的参与，作品知名度与影响力明显略逊一筹。
4. 少数民族文学在线出版和数字产品
21世纪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在使固有文明形态发生急剧转变的同时，也带来文化书写、传播的新模式。据阅文集团发布的《2018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6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超4亿，占网民总量50%以上。2008年，尚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的贵州铜仁土家族女孩江晨舟，以Fresh果果为笔名，于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上开始连载小说《仙侠奇缘之花千骨》。该小说获得上亿点击量，帮助江晨舟一跃成为知名度最高的网络作家作者之一。之后，《花千骨》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签约首版实体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分别在2014年、2015年两次再版。
此类少数民族文学出版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例子还有很多。诸如原籍云南、现居香港的傣族作家方思入（笔名禾素）。作为“海那边”华人论坛专栏作家、天涯社区网站香港版专栏作家，方思入的作品在网络平台赢得了读者的欢迎。散文集《风中的蔓勒梗》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作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知名网络畅销书作家、有“惊悚女王”之称的苗族作家姚笛（笔名红娘子），同样通过数字出版提供的新平台，完成由网络写手到中国妇女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机构争相购买版权、出版实体书，作品被译为意大利文、韩文在海外发行的蜕变和转身。
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使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战略研究的课题之一。网络的兴起促使越来越多少数民族作家参与到网络文学的创作中，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更广义的新途径、新平台。
5.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走出去
“扩大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打造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精品，发挥少数民族文化在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的重要作用”[6]是国务院《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赋予少数民族文化同中华文明一同走出去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提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战略，其核心部署为发掘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本，并将其译介推广到海外。但新闻出版署1995年起组织翻译的百部《大中华文库》（英汉对照）中，未见少数民族作品。中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起出版的熊猫丛书，其中仅包括英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小说选、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回族作家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等。2013年，中国作家协会又启动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对新时期以来创作发表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面向国外市场的外文翻译出版项目提供支持。然而根据魏清光、曾路2017年发布的统计数据，自2013 年至2016年9月，暂未发现有中国作协资助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国外出版面世。
虽然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出版物走出去，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认识中国的多元视角，甚至可能进一步改变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但此类作品外译数量的比例极其有限，在对外文化传播与出版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边缘化态势。
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扶持、发展举措
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出版技术和受众体量巨大的发行平台，但事实上优先满足的还是主流文学之需求，投入少数民族文献保护的资源相对有限。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的整体面貌可简要概括为以下两点：首先是出版难，尤其体现为出版渠道较为单一；其次是发行量小，且流通范围比较狭窄。这其中固然有文学价值、市场需求等多方面考量，但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成果的不理想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成果代表着出版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与肯定，但同时也不能够掩盖不尽如人意的一面，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出版发行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难题。为建立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鲜活的史料库，为学界和公众提供充足的、可供研究讨论的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理当遵循国务院精神，共同努力，给予多方面扶持。
根据上述分析，从推进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从宏观的政策把控到具体的方案优化，从传统纸媒的协同支持到新兴数字出版的探索，都应有更加全面、立体的发展思路，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繁荣举措。具体来说，应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扶持。
1. 把握时代机遇，争取政策支持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地方政府与各级出版机构协同支持，是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的切实行动，当然仅此还远远不够。需要加强国家支持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关心和资助相关成果的出版。在国家出版基金基础上对少数民族文学出版适度倾斜。各地方政府的首要措施就是设置专项出版基金，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更应设置专门的机构，与出版单位合作开展民族文学题材的书刊编辑出版工作，使之成为聚焦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一大着力点。出版单位要从宏观战略层面紧抓国家为少数民族文学提供的发展机遇，密切关注国家各项繁荣少数民族文艺的优惠政策，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出版资金的专项支持。
2. 联合专业力量，优化图书结构
当前，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在有计划地推进，但是与国家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要求，与各民族读者的期待还有较大的差距。联合专家学者对零散文献加以整理，并统一编撰为系列丛书进行出版，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丛书指按一定目的汇集多种单独著作成为一体，并具有总书名的集群式出版物，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编撰历史。作为系列出版物，与一般单行本图书相比，丛书具有集成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特征。其统一收集和保存的大量资料，为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可以大规模地收录更多作品，使之首先能够“走出来”，让中国读者阅读、喜爱；进而为将来“走出去”，走向国际市场打下基础。这就要求出版企业加大出版力度，集中专业力量，多种形式、更大规模地推出更多的精品，更大范围地整理零散文献和作品。此外，推出少数民族文学丛书也节约了独立查找、整合文献的时间，使读者、学者更能从一个宏观的高度窥得相关领域更加丰富的全貌，构建起更为整体的概念。尤其通过联合组建专业的编辑顾问团队跨区域协作，整合优势资源、委托专业出版机构运作发行营销，对保证少数民族文学图书质量，进一步开发图书市场，能够产生更加积极深远的效果。
3. 借助信息技术，发展新兴平台
通常概念中，传统的纸质文学作品出版往往建立在印刷技术的物质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中心化的特点，而少数民族社群及作品常常与边缘、偏远、闭塞等关键词挂钩。随着数字出版、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少数民族文化资源逐渐挣脱了以往固有的“地域”与“习俗”的束缚，围绕着互联网的使用一步步设立了适于自身“走出来”的新规范。2015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第二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名单，包括5家出版集团、29家期刊出版单位、26 家图书出版单位等100家新闻出版机构。透过庞大的互联网平台，构建起突破传统限制的知识实践与文本的生产渠道，为新时期开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新时代，促使少数民族文学出版迎来全新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出版者、研究者应借此重新认识网络写作，充分利用新技术媒介，使数字出版成为散居在各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重要发行手段。并带动整个少数民族出版行业，迈向“互联网+出版”转型升级。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相比汉语文学优势的主体地位，在出版发行研究的向度上，少数民族文学长期面对出版渠道单一、流通范围比较狭窄等问题，亟须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领下，通过各级政府机构和出版社通力协作，加之相关系列丛书的整理、编撰等手段，捡拾遗落民间的少数民族“文学明珠”，引起更多读者对各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切，特别是增加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了解与喜爱。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少数民族文学将借助数字出版进一步突破传统出版的条件限制，逐步拓展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模式的外延。诚然，尽管这当中还存在着不少局限与不足，但这些政策支持与手段尝试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未来出版方向，乃至更广泛意义上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及保护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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