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传统西方哲学受到严重挑战,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努力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在罗蒂的眼里,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无疑是这一努力的杰出代表。而与后两位哲学家相比,杜威的优点更为突出。如果说实践、社会、历史是新哲学的核心关怀的话,那么它们在杜威哲学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不仅如此,杜威哲学还可导出科学和民主的观念。要走出西方哲学的困境,杜威可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思想资源。
早在杜威之前约半个世纪,受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便已经开启了新哲学的路径。在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型的过程中,马克思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在诸多西方哲学流派中,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最具亲和性。杜威曾被西方学者称作“孔子第二”,怀特海明确说道:“如果你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如果你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
杜威伦理学的哲学立场、知行合一的哲学方法、非二元论的哲学思维方式等等,无不显示出与传统中国哲学的意趣相投。愈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愈为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出路,杜威哲学愈值得关注。
与众多西方哲学家不同,杜威不是书斋型学者。他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现实,他的哲学影响波及众多领域,直接参与了对美国思想文化的塑造:无论是作为哲学分支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知识论,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等,无不渗透了杜威的影响。可以说,了解杜威是打开美国之门、了解美国社会以及思想文化最好的钥匙。
100年前,杜威的来访曾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自那以后,杜威在中国命运坎坷,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终于逐渐获得应有的学术尊严。几乎是同时或稍早一些时候,杜威在西方学术界也重新受到青睐;随着美国人对杜威研究兴趣的复活,欧洲大陆的学术界也开始将“实用主义”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人们终于看到,杜威哲学不但没有成为历史,相反,它仿佛等在前方,为当代许多重要的哲学争论提供独特的启示。
有关杜威哲学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杜威研究在中国”系列的问世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国学者的杜威研究工作进升到了全面展开的阶段。继《杜威全集》(39卷)、《杜威选集》(6卷)以及“杜威著作精选”系列(12种)翻译、出版之后,关于杜威哲学的全面研究已经水到渠成。
由于诸多原因,在我国学术界,杜威哲学研究存在着巨大的断层。由“复旦大学杜威中心”组织编写的“杜威研究在中国”系列只是开了个头,我们期待着学术界的跟进,相信更多的成果将会不断涌现。
(《杜威在华学谱》 顾红亮 著 刘放桐 陈亚军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