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201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主题出版重点图书《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湖北卷》与《中国道路：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的出版背景、策划及编辑出版为论述起点，结合更广范围的主题出版图书，以三对“同与不同”来探讨主题出版图书的一些特点、功能及出版该类图书的重点方面。
【关键词】主题出版；功能；特点；同与不同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03年实施主题出版工程，明确主题出版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2013）曾表达他对主题出版图书的看法：主题出版绝不仅是解读政府工作，领导讲话，要从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及社会文明演进多角度进行选题资源挖掘。主题出版要反映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这种需求，才是最大、最持久的市场。中国青年出版社庄庸（2017）眼中的主题出版则更具有“互通性”：主题出版不仅仅是“上情下达”，更是用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大众化方式，“转译”执政党的新表述、新论断、新思想，也就是其叙述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时代化；同时包括“民情汇聚”——民智、民舆、民情的汇聚。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版人思考的深入（或者说思考角度的不同），对于主题出版的理解也在发展，其意义和作用正在不断加大。有业内人士认为：主题出版读物对出版业而言，已日益从外部的政治生态变成内在运营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一、201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两本主题出版类重点图书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湖北卷》（下称《湖北卷》）与《中国道路：走向现代化的全新选择》（下称《中国道路》）均为201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两本主题出版类重点图书，以上两本主题出版类图书既有相似之处也各具特点。
（一）《湖北卷》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丛书是唯一一部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重点图书。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人民出版社牵头，各地方人民出版社联合编写出版。全书32卷，其中1部中央卷、31部地方卷，《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湖北卷》的出版工作由湖北人民出版社负责。该书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写，以八章的内容全方位展现了湖北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实践历程，重点描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省两次重要讲话精神在湖北的落地生根。该书框架清晰、文字流畅、数据翔实、重点突出。
该书被列为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中宣部2018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出版后已送至中央领导同志，丛书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于2018年12月在北京召开，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许正明等领导参会并对丛书出版表示充分肯定。
《新闻联播》于2018年12月15日播出丛书出版消息；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华读书报》等央级媒体刊发丛书出版报道。《湖北日报》等刊发湖北卷出版信息。
（二）《中国道路》的特点
选题于2018年2月以《中国道路：现代化崛起的另一种可能》参加2018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论证会，与会有相关部门、原党史研究室、人大等高校专家学者。会上，评审专家肯定了《中国道路》这一选题的意义和价值、亮点和创新，另就框架、表述、内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该选题后被列为湖北省2018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18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8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股份）公司十佳图书。本书的作者赵士发教授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珞珈特聘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参与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及一般项目多项。已出版专著2部，编著4部，参编教材1部。他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向上有深入研究。且是我社协作图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长期作者。所以，他是我们这一选题理想的作者人选。
本书的出版信息及序言已刊登在《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4日第15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年12月21日第1版等媒体。
二、主题出版图书间的“同与不同”
（一）主题出版图书间的细节比较
以上述两本笔者编辑出版的图书为例进行主题出版图书间的细节比较。就相同性而言，上述两本图书都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央级媒体的报道；构思时间长（《湖北卷》于2015年在全国人民社年会上首次提出编写，2016年正式确定选题，2017年确定工作方案，2018年完稿获批文出版；《中国道路》于2016年开始思考选题，2017年7月联系作者，并沟通写作思路，并于2018年出版）；都有权威部门及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内容及表述都严格遵循出版要求修改（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出版时间紧（前者是2018年3月成稿，后者是2018年6月成稿）；都偏重社会效益。
就不同性而言，在图书缘起（统一要求与自主策划）、程序上、排版印刷的要求等方面都有不同。总体来看，前者是自上而下全国性的主题出版物，后者是自下而上的呼应。
通过以上比较，关于一般意义上的主题出版类图书，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首先，策划需有力度。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资助围绕重大时间节点策划的选题是历年主题出版资助中占比较大的一部分，对出版社而言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在与同类出版物的竞争中，需要编辑有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解，善于见微知著。其次，政治性强。需要编辑有正确的政治意识、高度的责任感。一是需关注时政。熟悉党代会、中央全会的报告、公报等反映重大时代精神的文件及权威机构对其的深层解读。二是关于特定表述，不确定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请教、查找确认。第三，提前储备。储备作者、智囊团、出版时间等。以上两本书都是提前近两年与作者沟通，给双方充分的时间思考和打磨。第四，注重“时效”。需要强化组织保障、进行全流程管理，重点配置力量，如制定时间表、路线图、责任到人、倒排工期等。
（二）更广范围的主题出版图书间的比较
评价主题出版社会效益是否显著的很重要一个标准是图书是否获得国家级奖励或资助，我们先大体梳理一下涉及主题出版类图书的相关的规划、奖励和资助。如“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评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通俗理论读物，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中组部“全国干部培训好建材推荐书目”，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等。
与主题出版最直接相关的是“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这一规划。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自2003年开始评选以来，已累计资助超过1500个项目，虽没有具体分类别，但根据书名和作者信息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技术性分类，刚好吻合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相关类别：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政；二是党史、国史、军史；三是文化；四是法律、经济；五是文学；六是工程技术。参见近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类别对比图：
其中，2016—2018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部分关键词有“马克思、列宁”“习近平”“治国”“四个全面”“精准扶贫”“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道路”“一带一路”等，其出现次数都在5次以上，最多的达到10余次。
同时，2013—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图书）资助数量由2013年的约80种，到2014年的约100种，到2015—2018年的约100、90、70与50种。
第三，从以上所示类别的变化、列入数量的变化、关键词的出现频率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点。第一，被列入的数量在减少，追求“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出版项目……力推耶高峰爷作品的标准”日益凸显。第二，子类别较为固定，同时，策划性愈发突显。体现在四个方面，（1）题材更加广泛：既有学术著作，也有通俗读物。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大计的重大事项：党的十九大、“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等；涉及区域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事项：《河长制河长治》；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重大事件：《中国速度——中国高铁发展纪实》；配合重大活动挖掘历史题材：《改革开放全景录》；（2）类型更加多样。文艺类主题出版：《唐山涅槃》；青少年类主题出版：《跟着共产党走——一本给青年人看的简明党史》；传记纪实类主题出版：《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理论解读类主题出版：《马克思的事业》；（3）立意更加多元：既抒写家国情怀，又注重国际表达。如《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读懂中国”系列丛书（中、英文版）；（4）内容更加可感：逐渐强调“以事实说话”，如对科技成果、科技强国（从2016年的“高铁”2种—2017年的“航天”3种—2018年的14种“高铁、船舶、南极科考、天渠，大科学家等”）；强调与普通人的相关性，如《我的1997》。第三，好的主题出版物应突出四个方面的特征：（1）具备政治性和权威性：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体现国家意志和民族意志，反应国家之需和民族之需。能够体现我国出版业发展水准，代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发展水平；（2）具备问题性和时代性：高质量的主题出版图书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体现国家意志和民族意志，反应国家之需和民族之需。体现我国出版业发展水准，代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发展水平。与时代热点息息相关，是时代的产物，要解决时代的问题，体现时代之需。马克思曾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如当年马克思的《资本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3）具备创新性和市场性：好的主题出版同样拥有所有优秀出版物的应由特质，应叫好又叫座，体现市场之需；（4）具备功能性和导向性：主题出版的核心功能一是传播主流价值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江畅教授曾指出：“我国公众对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的基本期待是：它应该既是国家倡导的又是社会流行的，既具有包容力又具有开放性，既应当以中国传统文化又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既越来越有中国特色又越来越国际化的进一步繁荣的价值文化。”二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恰当“转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庄庸先生曾指出：“构建主题出版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其实就是以与耶公共话语空间/民间话语体系爷衔接的言语方式，帮助与指引变化中的中国人适应社会规范、利益和预期的变化，塑造整个中国的公共舆论，框定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减少对耶不确定的现在和未来爷的焦虑和抵触情绪，耶平滑爷地从今天创造未来。”
三、主题出版图书与协作图书间的“同与不同”
本文所述协作图书主要指党政类协作图书。将出版社自主策划的主题出版类图书与该类协作图书相比，有以下三方面的同与不同：第一，省级相关部门和机构亦会围绕重大时间节点策划选题，多为有组织编写、以单位和地域为服务对象，一般为题材宏大、部头较大的著作，这类书稿作者较权威、稿件质量有保证。也较适合申请出版资助，但通常切入点较为常规。第二，机构和高校的个人，通常是有政治、经济、法律、管理、马原等研究背景的个人有出版党政类图书的意愿和需求。相关稿件质量参差不齐，作者水平有差距，需要编辑筛选和严格把关。第三，不论是自主策划还是作者投稿，此类书稿都需要严守出版规范、严把政治关。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有如下启示：第一，出版社或出版集团可以从常规协作图书中发现优质题材。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为例，如：《院士的中学时代》被列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航天英雄聂海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出版后颇受关注，繁体版权售至香港中华书局；《从严治党再认识》被列为“中组部全国干部培训好教材推荐书目”。第二，出版社或出版集团可以从常规协作图书中发现优质作者。例如：自2005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版，一批优质作者被发掘，其中不乏长江学者、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
四、主题出版图书与一般图书间的“同与不同”
本文所述一般图书主要指党政类一般图书、社科类图书中政治性较强，销售在5万册以上的读物。如：公版书，《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社会契约论》等；领导人著作，领导人选本、《之江新语》、《摆脱贫困》等；党和政府的文件公告等；自主策划，可以实现双效的图书，该类别图书有一部分获得了前述的国家级规划、资助和奖励，又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是做主题出版类图书时应认真研究学习的书，如工具书——《原来党课可以这么上》，理论解读——《社会主义有点潮》、《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传记纪实——《苦难辉煌》《浴血荣光》，经济类——《金融反腐论》，少儿类——《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引进版——《青年们浴都来读读马克思吧》等。
从开卷监控销量统计情况来看：获得2017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在2018年6月监控销量138840册（未乘系数），获得2016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选择》在2018年6月监控销量31590册（未乘以系数）。此外，如《社会主义有点潮》《大道之行》《青年们，都来读读马克思吧》都有3万册以上的监控销量。
跳出常规的主题出版模式，出版社可以尝试以做畅销书的方式来做主题出版类图书。首先，要充分认识作者是“立书之本”。就理论解读类图书的作者来说，一是应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富有开创精神。二是治学严谨，学术研究踏实。但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政治表述需要作者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对时事及政策文件有准确的把握。三是作者的文风，要追求大众化、通俗化，可多用短句，少用生僻词或新概念，用寻常百姓听得懂、有共鸣的话语。其次，策划是“雪中送炭”。角度决定力度，好的角度可以让一本书活起来，如中国题材如何进行世界表达；主流观念如何进行民间化表述等。在策划《中国道路》之初，我们的思考是：一是需从世界范围寻求共同点，凸显世界意义。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世界现代化可以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实现的，但并不代表所有民族国家都适合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二是需从理论上说透中国道路之于中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中国道路在本国取得成功，其深层原因是什么钥其中适合并值得全球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智慧和经验是什么钥梳理并找到答案即从理论上破除了西方一元现代性，从实践上为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三是需从改革开放的角度说清中国道路的当代价值。因为今天通常所讲的中国道路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描述中国道路的意义是必须的。第三，要意识到形式是“锦上添花”。开本、封面等装帧设计，书名的选取、广告语、推出时间节点等，都需要以更开阔的思维和眼光来考量。以《中国道路》一书为例，因其理论性较强，我们加入了图片、关键词解读、思维导图、小资料等链接，以增强可读性，事实证明这一形式很好，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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