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文彦：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阅读史研究已成观察人类阅读行为的磅礴星系，其中对历史中人类阅读行为进行观察剖析的重要理论、概念和方法，亦能够为研究我国当代阅读推广组织的出现、特征与发展趋势提供灵感和思路，能够从整体、系统的视角出发，理解这种新生专业分工对知识的生产、传播、接受，以及对国民阅读观念、行为带来的多元影响，有助于推进阅读研究的科学化。
【关键词】阅读推广组织；阅读推广；全民阅读知识传播；阅读史
阅读推广伴随着人类阅读文化活动始终存在，尤其活跃在知识结构及传播技术震荡转型时期，只不过往往附加于各种文教活动之上，扮演着知识传播的“婢女”角色，而并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分工。今天，阅读推广已走向专业化发展之路，与出版、教育、创作等紧密联结但分工清晰，{1}代表性组织如点灯人教育、得到APP、担当者行动、爱阅基金会、后院读书会等，如同一根根新的毛细血管和神经轴索，以独特服务推动着知识与观念的流动。这些组织因何诞生？发展中受哪些力量影响？为作者、出版者、传播技术、受众等之间的关系带来何种改变？对知识的生产、储备、结构、流动与扩散发挥何种作用？是否会重塑文本的价值？对人们的阅读观念、习惯和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对地区阅读文化风尚又会带来何种效应？
一、来自阅读史的研究启示
20世纪70年代，西方书籍史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研究读者、读者接受（reception）、阅读实践和阅读影响，并逐渐汇成磅礴的成果星系，不同学科和路径的思考，用力打开着阅读与人类关系的新的认知维度，揭示阅读在启蒙、革命、战争、知识转型等历史大变局中或隐或显的作用。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对“是谁在读什么”、夏蒂埃（Roger Chartier）对阅读实践的分析是站立在书籍“生产、发行和接受”三棱镜式整体架构之上去重点思索“接受”之棱；{2}美国文化史学家达恩顿（Robert Darnton）创建了书籍生产社会化过程的交流循环圈（the communication circle），{3}试图在阅读史研究方法论繁杂的“热带丛林”之上，建立理论分析的共同基础；英国目录学家着重研究书籍物质形态对阅读的影响；{4}德国书籍史研究则聚焦于读者的反应批评，{5}媒介理论家们所思考的是作为文化技艺（cultural techniques）的阅读的哲学本质；{6}而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阅读已成为重新审视印刷技术、知识传播、文化交流与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新路径。
以上“诸子百家”代表作和《书史导论》《从书籍史到阅读史》《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等归纳和比较方法论的著述的译介，以及《中国阅读通史》《万卷》《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等本土研究的推进，为研究我国当代阅读推广组织提供了富有弹性的理论框架和多元启示。这些组织应新的社会阅读需求而生，数量甚众、活动活跃、覆盖宽广致密，是阅读与社会之间关联的新生变量，借用阅读史的概念、路径和问题意识，有助于打破对这种新生事物微观、描述性、割裂式的观测，将其置入到阅读这个人类文明延续之手段的大命题中进行系统考量。这种系统、整体的视角不会因阅读推广组织的形态多变、寿命长短而遮蔽其存在的价值，阅读史上的每一个切片，都与人类阅读的历史和未来环环相扣。
阅读史观点浩瀚，本文只能根据一些局部所得，进行浅尝辄止的研究，以期引发学林同好研究之兴趣。
二、起源探析
从阅读观念史、心态史的角度看，以下三个维度能够构成一个相对整体的视角，来探讨阅读推广组织这一行业创生的外在条件、内在驱动和形构过程：一是我国阅读传统及绵延，包括阅读的观念、制度和文化等；二是阅读的物质文化环境，包括文本的生产、传播、储存技术等；三是阅读的客体，即知识的生产、储备与结构等。
第一个维度，古代劝勉读书与当代阅读推广有何不同？中国重视阅读的传统，是书写与印刷文化在民族记忆中所植入的共同基因。这种传统不仅深植于读书群体的思想中，亦广泛存在于不读书群体的意识里，甚至滴水穿石般渗透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堡垒。这种传统绵延至今，表现为社会各界对读书的重视，大众文化对读书的崇敬，以及政治话语对读书的提倡。199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开始连年发布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这成为反映国民阅读行为的晴雨表，相关数据的不容乐观，引起学界、政界和文化界的集体反思和紧迫意识，“全民阅读”这个词汇开始产生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串联出版、媒体、图书馆、政府、公益事业、教育等相关场域的新链条，{7}并在各种场域激发出一种力量，我们可以称之为阅读推广，而这个力量的主体，有一部分逐渐从传统的教育、传播、出版、图书馆等行业中剥离出来，形成了今天的阅读推广组织。
据图书馆学研究者考证，阅读推广译自“Reading Promotion”，在国外往往用于相关项目、活动的报道和报告中，并非一个学术词汇，{8}传入我国后，却成为媒体和学术论文高频使用的热词，这恰恰体现了这个外来词汇与中国阅读传统交汇互动、互相促进的结果，以该词汇为载体所带来的西方促进阅读的理念、做法，与我国来自于组织内部、教育体系、公共文化领域中的阅读服务、促进阅读的经验互相耦合，激发出我国阅读传统的崭新活力。观念的新与变，对国民的阅读水准创建了新的期望与目标，这成为促进阅读推广组织萌发的内在动能和精神力量，推动政策、观念、文化等共同交织构建着适宜组织诞生的外部生态系统。
第二个维度，我国崇尚阅读历史悠久，为何阅读推广组织今日才得以规模出现？阅读的物质文化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出版技术的不断更新，促使文本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战争、航海、交通、天文望远镜、电气、通讯等相关科学技术的发明，推动了文本生产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的变革，重构了阅读的物质文化环境，为阅读从古代精英走向今日大众，从特权专属走向普及平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然而，今天文本容量之巨大，百科知识之累积，相关技术之发展，亦大大增加了阅读这项文化技艺的复杂、难度和障碍。阅读推广组织的从业者却往往是这种文化技艺的受益者、擅长者，并敏锐地观察到阅读物质环境的丰富与主体阅读行动迟缓之间的断裂，由此主动从教育、出版、传媒、公益等相关传统行业中分离出来，更为专注地黏合这种断裂。
第三个维度，教育、出版、传媒、图书馆等领域一直存在着一个彼此交织的阅读推广大体系，当代阅读推广组织又因何而生，有何新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知识不断扩张、重组结构、变道知识线，阅读推广也被赋予不同的时代使命。北宋印刷术的普及，使曾经匮乏的古籍得到大规模物质再现，文本的激增成为阅读愈来愈沉重的任务，“读什么”和“如何读”等问题被推向学术思辨和讨论的前台，{9}这种思考推动着阅读的典范在后世不断转移——从儒家读书治学的求“正”求“通”，到中西交汇时民国学者的“学贯中西”，到实用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和世俗性知识（secular knowledge）{10}大量涌现后的读书求“精”，再到知识大爆炸时代的“终身学习”，可以看到，阅读推广的时代主题不断变迁，在谁也没有办法掌握愈来愈浩瀚的知识海洋的今天，我们便需要在特定“海域”熟悉“航道”的“领航员”，以帮助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因不同的需要而高效地读到适合的书籍。因此，当代阅读推广组织是知识生产传播这个体系扩张至今分工协作的必然需要，旧有的文教阅读推广体系无法高效、精准地完成多元群体的多元阅读需求，烙有督促、引导、教化、劝诫、鉴别色彩的旧式阅读推广系统，正在向“遴选”“订制”“服务”“知识超市”为表现的当代阅读推广体系转移。由此，专业阅读推广组织的诞生，可视为当代社会为了对抗知识爆炸所带来的迷茫、焦虑、饥渴等一系列压力的应激反应。
三、现状描摹
关于阅读推广组织的现状，笔者所撰《融合视域下全民阅读推广专业化研究》等系列文章，以及应深圳领读者大奖组委会所托预计今年年底出版的《领读中国白皮书》（暂拟题目）书稿，都进行了详细分析描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主要从阅读史上所强调的读者、文本和阅读的社会化过程这三个视角，来尽力揭示阅读推广组织的现状与特征。
首先，从读者视角看，当代阅读推广组织影响着哪些读者群体的阅读实践？影响方式和程度如何？许多阅读推广组织喜欢用数字加地图、表格的方式，来量化展示自身的影响力，比如樊登读书会，“800W”注册会员、“20家”省级分会、“257家”市级分会、“832家”县级分会、“180+”优质好书、“致力于帮助中国3亿人养成阅读的习惯”。{11} 又如公益阅读组织担当者行动，“全国30个省份”“3600+所学校”“28000+个班级”“100万乡村小朋友”。{12} 除了这些大型阅读推广组织之外，立足于社区、学校、农村，服务一隅的中小型阅读推广组织数不胜数。虽然缺少有关阅读推广组织的权威统计，但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些组织的活跃度和媒体曝光率中感知，阅读推广组织已经广泛地介入到读者，尤其是城市读者和儿童读者的阅读实践中来，这将是阅读不同以往的重要时代特征之一。这种介入不仅改造着受众的阅读条件、兴趣，并有可能对阅读习惯和行为产生多元影响，参与到读者通过阅读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来，进而引发阅读的规则和典范的转移。夏蒂埃认为，阅读史是意义的构建史，要将读者群体建构成等量的“诠释群体”，理解特定空间中书籍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意义，在阅读实践中研究读者阅读规则、逻辑等社会差异。{13}
其次，文本是阅读推广组织的重要物资，文本的遴选、分类、组合、供应、解读等一系列能力，是其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判断阅读推广组织专业化程度的根本——如果缺少这方面的能力，这个组织提供的所谓阅读服务，便需要引起警觉。在此可以用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14} 的概念发展地看待文本与阅读推广组织之间的关系，该概念被台湾学者潘光哲借以描述晚清士人阅读史，用以形容经由中西文化交流和印刷业发展而不断丰富、改造的文本世界。这个不断建造、永无完工的知识仓库，发展至今，内容更加磅礴浩瀚，出入其间者亦从士人向大众扩展，阅读推广组织则是忙碌于这个巨大仓库的知识“爬虫”。
阅读推广组织对知识仓库实现了三方面的改造。一是从林林总总的知识仓库大世界中挑选材料，经创设阅读空间、举办阅读活动、改进传播技术、设计阅读项目、研究阅读方法的系列专业工作的加工，为目标读者群体构建一个更易于认知和把握的小知识仓库。二是参与到知识仓库上游的知识生产和内部结构重组的设计规划中来。例如，得到APP、优贝绘本馆、亲近母语研究院等有资本和读者实力的阅读推广组织，通过与作者、出版社合作的方式，按照自己阅读推广的需要策划出版书籍，甚至采取包销的模式，在知识仓库中营造出独立的场域。同时，也按照自己阅读推广的优势、目标读者，重新进行知识分类和再造。例如得到APP将所拥有的内容资源划分了二十余类，虽仍然是哲学、商业、科技、艺术、文学等标签，但在点击进入后，却是以主讲人头像为目录的课程集合，每个课程构建起的文字、音频、图片、问答互动、实体书等跨媒介叙事的展现形式，付费读者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安排阅读的顺序，还可以有加快或放缓音频的多重速度选择，并可以按照需要选择阅读的地点、时间、载体。三是推动知识仓库升级为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阅读推广组织在地理和社会的各个角落蔓延，凭借互联网技术，推动受制于有形的仓储、售卖、传播空间的知识仓库成为无处不在的“知识网络”，这种网络是由创造知识的主体、客体等必要要素连接而成的动态网状结构，阅读推广扮演着联结者的角色，实现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于一体，并可以通过与外界环境的联系来改变知识网络的内部结构，{15} 这对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仍在的今日中国尤为重要。例如，担当者组织在全国30个省建立的面向乡村儿童为主的28000多个图书角就可以视为一张有形的知识网络，{16} 网上有遴选图书的曹文轩等专家，有精心制定方案培育的乡村教师、校长、县教育局局长、志愿者，有通过募捐、基金会等方式聚集的社会力量，进而为实现对乡村儿童阅读环境的高水平改造而形成场域。
最后，我们将从阅读的社会化过程整体地描述阅读推广组织与读者、文本之间的关系重构、发展。在此，借用达恩顿所构建的书籍交流循环模式（由作者开始，经出版者—印刷商—运输商—销售商—读者，再返回作者，该循环受到社会思想、经济、政治、法律等外在影响）来看，阅读经过这个循环实现了物质与思想相互转化的社会化传播过程，也成为各环节中最难考察的一环。今天，阅读推广组织亦跻身循环圈之中，经由上文知识仓库到知识网络的分析，可见其不只是循环路线上简单增加的一环，不只承担着沟通、改善读者与文本关系的单一功能。当知识摆脱书籍躯壳的时间线上，交流循环圈上的出版、印刷、销售等各个环节已经成为一个个互动模块，阅读推广组织则是穿梭于各模块之间的一个重要变量，也是这些模块与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外在环境发生关系的“酵素”。最重要的是，阅读推广组织以激发读者阅读兴趣为重要目标，因此“不择手段”，努力通过各类活动、载体、技术，打破传统纸质载体对阅读方式的束缚，推动跨屏、跨界、跨学科的大阅读，成为数字化时代深度地影响读者阅读习惯的先锋部队。因此，引入阅读推广组织，再造交流循环模式，并重点对阅读推广组织进行案例解剖，如对其文本、活动、人员、资产等进行计量研究，对其推广内容、活动等进行内容分析，将有助于更为精确地描摹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特征、心态与行动，破解达恩顿模式对于阅读这个重要环节的分析能力不足的难题。
四、展望未来
从历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看，我国国民图书阅读总体水平不高，与之相对应的，是国民阅读对自身阅读状况的不尽乐观——多数国民对自我阅读状况表示“说不清楚”“一般”“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只有少数国民认为“满意”。正是这种自我认知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反差，与阅读传统的悠久、知识的爆炸以及经技术所开启的宏大阅读物质环境，为我国当代阅读推广组织成长共同创造了极具张力的空间。
然而，阅读推广组织生之也晚，与教育、传媒、图书馆等传统行业同样面临由技术狂飙突进所带来的挑战与危机，笔者认为，如下三个命题是分析阅读推广组织是否能够化危机为机遇、实现升级的关键所在。这些命题同样来自于阅读史的启示，往往是每次知识大转型时期都会浮现的基础问题，只不过其内涵外延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
第一，是向谁推广。阅读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从签名、遗产、书单中寻找历史中隐藏的阅读者，研究其阅读实践的历史意义。今天，我国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具有基本阅读能力的人口基数，但因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地区居民的实际阅读状况发展不均衡，分类研究目标群体，有针对性地推广阅读，是提升国民整体阅读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阅读推广组织的社会价值所在。
我国目前阅读推广的对象，按其紧迫性、重要性可做如下三大类的划分。首先是儿童群体。以这个群体作为阅读推广主要目标并藉此诞生了专业的阅读推广组织，是阅读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面向该群体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推广方式，所谓间接，是指面向监护人、教师、儿童图书馆馆员等与儿童阅读最紧密相关的人群，推广有益于儿童阅读的必要知识，提高其本身的阅读素养、文本解读能力。其次是缺少必备阅读条件或有特殊阅读需求的群体，比如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少数民族居民、进城务工人员、残障人士、服刑人员等。最后，是有阅读能力但阅读意识和兴趣不足的普通大众。这三条线路上，活跃着各种类型的阅读推广组织，第一类现在相对成熟，公益和付费组织都在蓬勃发展。第二类往往是建立在公益、政府扶持的基础之上。第三类的尝试者前仆后继，但进入该领域，仍然需要寻找生存模式。这是因为其服务对象不读或少读的障碍，是习惯和认知，而不是缺少公共图书馆、书店等必备的阅读资源。虽有樊登、得到等成功的商业模式，但其促进阅读的具体效果，却少有分析研究。笔者正在研究一家实力雄厚的阅读推广组织——凤翮正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2016年成立，注册资金7144.3万元，{17} 重点推动其公益项目凤翮筑梦书屋在多省份多城市社区的落地。从其注册资金、合作伙伴、书屋设计等方面，均可体会到阅读推广对社会各种资源的吸引，但以何种力量来支撑这种公益阅读服务的永续发展，仍然是有待笔者继续追踪的问题。笔者之所以花费笔墨分析第三类，是因为从经济发展、终身学习和城镇化建设的长期视野来看，该领域才是阅读推广组织未来的主体对象。
第二，是读者阅读技艺的变化。宋代印刷技术的普及造成文本的激增和易得，“读书破万卷”成为读者的今天，虚拟空间中正成长起一代代“数字原住民”，新的阅读环境形塑出人类新的阅读特征，从四年一届的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新近对15周岁学生阅读素养界定的变化就可窥一斑，PISA2018删除了旧测试中“纸质”这个文本的限定词，扩展了文本外延；将阅读素养定义为“为达到个人目标，增长知识和发展个人潜能及参与社会活动而对文本的理解、使用、评价、反思和参与的能力”{18}。换句话说，“过目不忘”“博闻强记”往往是传统语境下对一个人高超阅读技艺的礼赞，但今天能否在信息海洋中高效查找、处理信息并同时完成多项任务，{19}才是评价阅读技艺的主要标准。阅读技艺已经从熟能生巧的经验层面飞跃到需要理解知识生产、人类认知的科学层面，因此，能否找到合适的研究者开展合作，将专家研究作为组织发展的中枢系统，是阅读推广组织与时俱进的关键。不少阅读推广组织开始注重招聘专业人才、成立研究部门或者联合专业学者，推动阅读推广的科学设计。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与近两年成立的青岛全民阅读研究院、深圳市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四川全民阅读研究院等科研机构，都反映了阅读推广这一行业的发展方向。否则，缺乏对读者、知识、传播技术的系统研究，仅有优质的阅读资源、娴熟的阅读推广经验、强大的社会网络关系，仍然不足以立起导读、领读大众的旗帜。阅读推广行业，必须向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的知识型行业转型。
第三，是对阅读技术创新的运用。历史上，新技术一再引发阅读革命，但每次转型都会引来恐慌或批判，智者亦在所难免，如苏格拉底认为文字与书写会对记忆力造成破坏，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鞭挞电视影像取代印刷媒介所造成的娱乐至死，以及我们对网瘾的深深忧虑。但技术对我们留恋的阅读习惯不怀怜悯之心，一次次以摧枯拉朽之力改造着人们的旧有阅读秩序。数字化浪潮正在重塑一切与阅读推广相关的旧有技术，例如智能目录学，即以传统目录学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来试图解决网络信息的无序化与人们对某些文献信息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进而整理、优化人类庞大的知识体系。{20} 数字化浪潮也在带来新的阅读工具，如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在解读文本、指导阅读方面会更加可视化、直观、形象、高效、个性。还有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大数据等一切越来越智能化的技术，都有助于更为精准高效地测量到读者的阅读特征和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这些技术会弱化阅读推广组织的存在意义，还是带来新的加持？这都有待继续观察。
麦克卢汉认为，印刷术是一种热媒介，对观赏者的介入程度不会高，{21} 阅读推广行为乃至专业组织的出现，提高了读者创造和参与程度的提高。那么，在人类正在集体跨入一个阅读新纪元的今天，阅读推广组织是否继续能够扮演“推手”作用，怎样推动，效果如何？关于这些问题的探问，不仅建立在对新生事物本身的好奇与兴趣之上，更建立在对人类阅读史这样一部吟唱悠久的史诗的关怀与赞颂之中。
注释
{1}张文彦.融合视域下全民阅读推广专业化研究.中国出版,2018年第20期.张文彦.全民阅读立法视域下对阅读推广专业化的思考.出版广角,2018年第12期.
{2}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蒂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J].台大历史学报,2008(41),2008年6月,257-314.
{3}RobertDarnton.WhatistheHistoryofBooks//DavidFinkelstein,AlistairMcCleery(eds.).TheBookHistoryReader.Oxon:Routledge,2006:12.
{4}{5}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北京:新星出版社,164-165,29-30.
{6}于成,徐生权.德国媒介理论中的文化技艺概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28日.
{7}张文彦,徐升国.从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国家战略——全民阅读十年回顾.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4期.
{8}王波.阅读推广､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定义——兼论如何认识和学习图书馆时尚阅读推广案例[J].图书馆论坛,2015,35(10):1-7.
{9}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2月:1-9.
{10}张寿安.导言.引自张寿安主编.晚清民初的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1-39.
{11}樊登读书会官网:http://www.szdushu.com/About/index.html.
{12}担当者行动:http://www.dandang.org/category/8.
{13}[法]罗杰•夏蒂埃著,吴泓缈､张璐译.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87-101.
{14}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新史学十六卷三期,2005年9月,137-170.
{15}徐雷,潘珺.知识网络等相关概念比较分析[J].情报科学,2017,35(12):10-15.
{16}担当者行动官网:http://www.dandang.org/category/29?more=1.
{17}凤翮正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http://www.fhdream.com/help/138.
{18}俞向军,宋乃庆,王雁玲.PISA2018阅读素养测试内容变化与对我国语文阅读教学的借鉴.比较教育研究,2017年第5期.
{19}马捷,张光媛,蒲泓宇.手机与纸媒条件下的数字原住民阅读效果实验——以新闻和小说为例[J/OL].图书馆论坛:1-10[2019-05-16].http://123.234.230.88:8888/interlibSSO/goto/50/=jmr9bmjh9mds/kcms/detail/44.1306.G2.20190506.1739.002.html.
{20}石进,胡雅萍,李益婷.大数据时代目录学的新使命[J].图书馆学研究,2019(6):49-55.
{21}[加]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18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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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M].吴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5]张寿安.晚清民初的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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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下卷)[M].陈志宏,王婉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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