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出版业重要的使命。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出版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对外文化贸易的核心，加强出版业对外出口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声望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理解我国发展现状与历史的途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变我国出版业进出口逆差的当务之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既为我国出版业出口提供了契机，也为我国出版业如何对外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关键词】中国出版业；一带一路；版权贸易；人才培养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树立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创造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从中国当代现实出发，发展现代化的，面向世界的、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对外文化贸易的核心，如何加强出版业对外出口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新课题。
一、2006-2017年我国出版业进出口现状
自本世纪初国家为推动出版“走出去”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出版“走出去”战略，一系列扶持出版“走出去”的鼓励性政策也相继出台：2003年的“金水桥计划”资助外国出版机构翻译中国图书；2004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对外国出版机构翻译中国图书提供经费支持；2007年三月推出扶持出版业“走出去”的八项政策，四月份发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运用项目管理的方式对外向型优秀图书选题的出版和翻译提供资金支持；2010年提出“国际畅销书计划”对进入该计划的图书提供大量人财物支持，还有2014年的“丝路书香工程”。一系列政策计划的推出体现了国家对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视。但是在国家支持企业响应的背景下我国出版“走出去”依然存在很多方面的问题。
（一）2006-2017年我国书报刊对外贸易呈下降趋势，存在较大逆差
虽然我国图书出版品种、电子出版物总量、印刷业产值都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书报刊对外贸易存在较大逆差，如图1所示，自2006年开始的十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2017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的贸易逆差分别达到了11576.4万美元、1287.05万美元和13090.6万美元，显示出我国的出版业生产能力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之间有较大差距。国外图书在中国受追捧程度远超过中国图书在国外的影响力，欧美文学作品、日本动漫、韩国影视剧在我国拥有广泛的受众，我国图书在国外市场受欢迎程度则远远落后，我国出版集团虽然数量多规模大，但是出版企业绝大部分的营业利润来自国内市场，对外版权贸易仅仅占我国出版机构利润总额的很小一部分，我国图书在国际图书市场上的影响力很小。与我国文化大国的身份极不匹配。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出口大国的综合国力不适应。
图1 2006-2017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净出口总额（万美元）
（二）版权输出地域不均衡
我国在版权输出的地域上也很不均衡，我国主要的版权输出地域主要是台湾、香港、澳门，台港澳地区因为同宗同祖同文化是我国出版业版权输出的传统地区，这些年，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文化繁荣，版权输出量稳步增长。发达国家绝大部分是文化输出国，国内外出版资4非常丰富，传统文化输出强国对这类国家出版市场已经充分挖掘，中国想要在这些国家的出版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非常困难；此外，由于中国文化在其他国家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有浓郁中国风的作品很难在普通国外受众中打开市场。像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在美国销售遇到极大挫折，十年的销售量总计不到一万册。然而对另外一些文化产业相对薄弱的国家的版权输出只占我国对外版权输出的一小部分，这些国家往往也被忽略，对国外图书的翻译基本依靠本国翻译人员，出版物种类非常少，市场需要往往得不到满足，因此这些国家为我国出版物“走出去”提供了非常大的市场潜力。
图2（a） 2016年我国版权输出汇总（项）
图2（b） 2017年我国版权输出汇总（项）
（三）出版物出口种类不均衡，外文出版物数量较少
在我国出版物出口中，以外语出版的中国图书数量非常有限，大部分输往海外市场的出版物都是中文出版物，涉及内容也多为教科书工具书和童书，很少有涉及我国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如高额关税、服务壁垒、数量限制和严格的审查制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出版社在翻译和版权贸易方面还缺少作为。这些出版物的主要流通范围是居住海外的华侨、华人以及海外汉学家，很难进入当地的主流渠道，并产生文化影响。如图3、图4所示，我国图书出口的类别很不均衡，占比最大的是少儿读物，占到了图书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综合类图书和文化教育类图书出口只占我国图书出口的很小一部分；在出版物进口中少儿读物的比重则相对较小，与综合类图书平分秋色，与图书出口相比图书进口中文化教育类图书所占比重大大提高，各类出版物比重也相对均衡。
图3 2017年我国各类图书出口数量（万册）
图4 2017年我国各类图书进口数量（万册）
（四）出版外贸人才匮乏
在我国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翻译我国的优秀内容优秀出版物才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目前在我国多语种翻译人才十分稀缺，这一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出版业“走出去”。当前中国出版物的出口翻译工作严重依赖版权引进国家，一些国家的翻译能力也不足以翻译我国一些图书和相关文化产品，这有可能造成出版物的误读和误传，我们很难把握对翻译内容的精准度。与此同时我国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也远远满足不了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需要。
另外国际版权贸易人才的缺失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版权输出，在我国版权贸易从业人1中大多对国际间的版权贸易规则缺乏了解，我国使用的是大陆法系而许多国家使用的是英美法系，这两种法系在出版领域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对版权和著作权的定义上，英美法系强调的是版权，更为倾向依靠作品而衍生出的经济权力；而大陆法系则强调著作权更多是作者的人身权利，对两种法系定义的混淆也容易造成版权纠纷。
版权贸易方面的人才缺乏，使我国出版物走出国门的过程中缺少沟通者，尤其是在一些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地区，版权贸易人才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外国读者对我国出版物的了解程度，使我国出版物在国际出版市场上缺少竞争力。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出版业“走出去”之间的关系
2013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如图5），建立和加强与沿线各国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与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会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增加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化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图5 一带一路建设路线图
（一）“一带一路”倡议为出版“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
倡议规划建设一个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合作的平台，努力实现与沿线国家增进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有助于推动实现国家间的文化包容从而进一步达到政治互信和经济交融。与达到政治和经济效果的获取相比，文化交流所投入的成本更低，影响更加潜移默化，可以使沿线国家多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我国的文化、历史。文化交流将会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政治互信和经济交融的基础和先锋。
（二）出版“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宣传
自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出版“走出去”战略开始，我国出版“走出去”已经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探索，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出版业出口来说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文化的传播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文化的交流支撑着各国经贸间的合作，而出版又是文化传播的核心，所以“一带一路”将成为我国出版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机遇。首先“一带一路”的国家地区涵盖了全球40多亿的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人口占到全球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9%，为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提供了庞大的潜在市场。并且随着贸易往来的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的了解不断深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格限制和版权输出的贸易壁垒，有利于我国出版物“走出去”。其次，通过图二2017年我国版权输出汇总与图五“一带一路”建设路线图对比，看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出口仅占我国版权输出总量比例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出口潜力很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相互合作的过程中有很多国家对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都很不了解，基本没有翻译过中国出版的图书，再加上西方强大的舆论传播对我国的误读影响，这些国家有全方位了解我国文化、历史、政治的需求，面对这种情况，深挖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潜力，将能大大拓宽我国版权输出的地域范围。
三、出版业如何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一）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版权贸易
过去我国版权输出对象主体为西方发达国家和经济文化与我国相近的国家，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出版物销量往往不高也很难产生文化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文化差异和贸易壁垒我国出版物很难进入当地主流市场，而在与我国文化相近的国家，我国出版物主要阅读人群是当地的华人华侨。我们要着力提升出版业“走出去”的水平、质量和效益，加强版权的输出力度。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们可以把目标转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与越南、柬埔寨、泰国等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组织的国际书展，互派专家与留学生相互交流学习，组织版权团组重点拓展周边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版权输出市场。这些国家出版资源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版企业还在寻找优质的版权合作商，与这些国家合作我们不仅具有资金优势，还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和大规模的出版企业。
（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出版“走出去”实施本土化战略
选题方式本土化，一方面我们可以加强“一带一路”主题的选题策划的数量，整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历史渊源，例如古代丝绸之路加深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友谊，促进了经贸发展等一系列生动的故事，展示出我国亲和友好的大国形象。增进各国人民与我国人民的友谊，提升我国出版“走出去”的传播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往往不是很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出版一些专业性强的科学技术类书籍，既可以绕开一些国家对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出版物所设的贸易壁垒也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表达方式上应避免说教式叙述，转变为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增加出版物的可读性与感染力，这样的讲述方式比-来的“讲道理”式的表述更加深入人心，不容易引起读者的排斥。也可以请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这与由中国人讲述再翻译成外语相比更为客观。
投资方式本土化，我国版权输出的在方式上基本是由中国出版机构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共同翻译出版，出版机构以跨国投资方式创办企业的很少。投资方式本土化应采取中外合作出版、中外合办专门的版权交易会、全球专题组稿，以及与国外重要出版机构的平台化合作的方式，提升版权输出效益和出版业“走出去”水平。整合对外合作资源，进一步提升现有海外机构的经营水平，打造更为高效的文化交流、对外合作、市场营销的本土化平台。瞄准原创精品，推进与文化机构及大型国际出版商的合作。
（三）加强翻译与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
语言是展开国际合作的桥梁，“一带一路”区域涉及六十多个国家，各国语言差异很大，一国之内官方流通多种语言也很常见，还涉及一些冷僻小语种，这就加大了我国翻译出版的难度。我们要根据需求在我国培养翻译人才，或通过为目标国家提供留学生名额的方式培养各语种国家的汉语语言人才，为出版“走出去”培养一支全面的、跨国的翻译人才队伍。
不仅语言差异巨大，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所以中国出版企业想要在“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国际出版业务必要考虑到这些方面，这就要求出版机构、编辑、作者具有国际视野、既要懂得国际版权贸易规则，也要考虑到相关国家的版权制度以及版权保护地域性的问题，来制定正确的版权保护和版权贸易规则，在一个共同认可的范围内，与国外出版企业进行合作。
（四）细分目标国家市场
由于各国的发展不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统一对待，我们可以把目标国家市场进行不同层面的划分。在版权制度层面我们可以把目标市场分为版权制度完善国家和版权制度不完善国家，针对各个国家不同的类型制定不同的版权贸易规则。还可以将目标国家分为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国家、对中国一知半解的国家和对中国几乎不了解的国家，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入，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国家我们可以加大出版力度，出版一些涉及思想文化方面的出版物；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地区可以出版一些讲述中国故事的历史读物；对中国完全不了解的国家往往受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影响严重，进入这些国家时我们要小心谨慎，可以率先进入新媒体领域和科技出版物领域。
（五）国家提供政策支持
在政府管理方面，政府的政策支持与项目推动是出版“走出去”的强大推动力。“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工程，其中涵盖了重点图书翻译资助项目，丝路沿线国家的出版物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中国图书海外参展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项目等一系列项目，为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走出去”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指导。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产业发展并不完善，图书购买力相对有限，版权保护制度不健全，对这些国家投资所获得经济利益比较差，导致一些出版企业响应积极性不高，对于这些企业需要国家积极引导，加大资助力度，监督执行情况。在宏观层面国家也要协助出版企业整合国内资4包括发行渠道资源、政府公关资源、媒体宣传资源等，运用国家力量为出版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提供解决方案。
（六）注意尊重输出国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世界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语言种类最为多样，宗教信仰最为复杂的地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有广泛的分布，宗教矛盾极为复杂，因宗教和文化产生的地区冲突不断，出版物如果忽视了不同种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不但不能为我国“走出去”的战略提供舆论支持和出口创汇，还有可能适得其反，毁坏多年培育起来的民族感情和出口市场。如：1989年初，英国出版了一本由英籍印度裔小说家所著一本关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小说《撒旦诗篇》，其中对穆罕默德的描写具有较大争议，穆斯林认为自己的感情受到伤害，引起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愤怒。1989年2月14日，伊朗前精神领袖霍梅尼宣称《撒旦诗篇》中含有亵渎伊斯兰教先知和《古兰经》的内容，号召伊斯兰教徒们在全世界追杀拉什迪，由此引起了一场国际风波。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物输出的审查工作，招录不同文化、宗教信仰的翻译编辑人员审核面对不同的国家地区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出版物，保证我们的出版输出尊重不同种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达到为“走出去”战略提供舆论支持，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扩大文化产业出口，广交朋友的目的。
在“一带一路”与出版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出版企业应牢牢掌握国家政策，配合国家的政策方针，发扬务实精神，实施好出版“走出去”战略，把握“一带一路”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努力探索，配合文化强国战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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