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韩建民、李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
【摘 要】目前，主题出版是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深入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主题出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也有序推进。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阐发主题出版的内涵与意义，随着主题出版的不断发展，研究领域日益拓宽，将为我国的主题出版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主题出版；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近年来，主题出版呈现出新的气象和态势，主题出版作为出版业的核心工作，党和国家的导向更加清晰，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各类出版单位也更加重视并主动开展多种创新实践。[1]主题出版物突破国家、语言和传播媒介的限制，受到国内外读者的认可和欢迎，市场回应也让从事主题出版的各类主体更有信心。主题出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也有序推进。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阐发主题出版的内涵与意义，为主题出版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一些科研机构也开始启动主题出版相关的理论研究。诸多出版类学术期刊围绕主题出版组织专题研讨，全国与主题出版相关的论坛、会议不断举办。本文从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两个方面对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发展作出初步阐述。
一、我国主题出版研究现状
1.主题出版概念内涵的扩展
主题出版概念一般沿用原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主题出版工程”时的说法，即“主题出版，是出版机构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随着主题出版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化，上述概念就有一定的局限性，还可能会导致出版选题同质化、创新不足等现象。[2]
通过对SSCI与A ＆ HCI重点期刊与会议文献进行检索，并未找到国外有关“主题出版”研究的相关文献。事实上，主题出版因其鲜明的中国主题色彩被有些人认为是中国独有的概念。而郝振省认为主题出版并非中国才有，它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和时间上的恒久性。以亨奇（John B.Hench）的《作为武器的图书》为例，该书讲述美国出版业如何成为美国发动宣传活动和“思想战争”的有力工具，为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在全世界的扩张开辟道路。另外这本书还介绍了美国的“战时图书委员会”及其宗旨 “书籍是思想战争中的武器”。[3]其主题出版属性不言自明。
2018年，主题出版进一步回归出版本质，在“意义”和“意思”两个层面不断突破，成功在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域都有新的建树。在主题出版的实践不断丰富的同时，理论界和学术界也没有停止对主题出版在形而上层面的梳理和建设。2018年8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在上海书展上发布了《主题出版发展报告（2018）》，对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创新性分析，进一步推动了各类型出版单位投身主题出版的积极性，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研究院于2019年4月发布的《主题出版学术报告（2019）》对主题出版概念进行了拓展，将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科技文化类、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类的出版活动也纳入到主题出版的范围。这一拓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使得主题出版的内涵大大提高，使“主题出版”中的“主题”的含义更加符合当代的需求。
我们知道，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主题出版的概念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应该说，这个概念将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作为主要诉求。实际上，弘扬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出版活动都可以称之为主题出版，并不一定是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等。主题出版既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微观视角。那些见微知著的话题融主流价值观于小的叙事题材之中，传播效果反倒很好，将它们排除在主题出版以外是令人遗憾的。
基于此，笔者认为，主题出版就是指围绕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展的倡导时代主旋律，弘扬传统文化、科技文化和国家精神，探索治国理政，有助于树立正确人生观和科学价值观的出版活动。
2.主题出版选题策划与营销研究
近年来，随着主题出版的不断深化和泛化，一些选题开始关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正如于殿利所言，主题出版不应被狭隘化，可以从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社会和文明的演进等视角去挖掘选题资源。李波指出主题出版在营销中要争取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挖掘多渠道潜力，做好延伸推广。周峥认为主题出版在宣传营销时首先要清晰定位目标读者群，其次要创新宣传渠道和形式，还要把握宣传时机。[4]
韩建民等人在总结了2018年的主题出版实践与理论建设方面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策划与发行营销方面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水平有待提高，优质畅销的市场化主题出版物依然欠缺。第二，主题出版物的专业化、学术化水平不高，与精品出版物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第三，过于依赖系统发行，面向市场的营销没有形成突出优势。[1]
3.主题出版发展对策研究
针对主题出版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范军提出主题出版应该将政治性与学术性、价值观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意义”与“有意思”、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进行有机结合。胡艳红认为主题出版要创新形式、表达通俗，整合资源、立体营销。孙玮指出学术特色的主题出版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选择适配的国际化平台和销售渠道，逐步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5]韩建民等人提出新时期发展主题出版要做到“三个统一”：第一，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与出版单位的总体发展战略统一；第二，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与“走出去”战略统一；第三，做好主题出版与数字化转型统一。[1]
二、我国主题出版研究趋势
1.基于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二者关系的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亟待推进
关于主题出版的理论建设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许多学者和业内人士在实践的基础上为主题出版的发展建言献策，但是主题出版领域尚未建立相应学术体系和行业规范也是不争的事实。从主题出版研究现状来看，业界研究者实践经验丰富，熟悉出版流程，也掌握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但其中部分人员由于理论储备不足，很容易就事论事、以偏概全。学界研究者理论素养深厚，但由于实践经验不够，研究成果难免会出现脱离实际的情况，如何充分发挥双方的理论和实践优势，产出有理论创新性、实践参考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成为一个重要课题。[1]做好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是统一的。首先，学术型主题出版项目要求经过学术出版的科学探索和分析，并在出版质量上下功夫，因此学术出版是主题出版的重要基础之一。其次，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主题出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也面临着学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基于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二者关系的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亟待推进。
2.基于主题出版传播力的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亟待推进
主题出版深刻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承担着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6]这对于主题出版工作同样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传播力、影响力不断彰显。新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公众的信息素养大幅提高、信息来源更加多元，主题出版作为新的主流文化传播形式，凭借体制优势，往往在内容形式上居高临下，传播效果却不容乐观。应对个性化、年轻化的阅读趋势，主题出版应不断转型升级，传播力仍需进一步提升。主题出版物如何做才能实现双效最大化？这些问题已成为保障主题出版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国内的主题出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学者和业界的一线，以问题探讨、对策分析居多，但关于“主题出版传播力”的相关研究尚处萌芽状态，系统分析与实证研究薄弱，犹如一个多角度解读、多方面利用以及自圆其说的零散体系，传播力的相关研究亟待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再系统研究主题出版传播力的内涵、构成要素和提升对策。
主题出版的实践和理论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若干需要破解的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领之下，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主题出版的普遍规律，使主题出版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韩建民。今天我们怎样重新看待主题出版？——关于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出版之变[N].中华读书报，2019-05-01（6）。
[2]刘红，闫新悦。我国主题出版研究综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86-91.
[3]郝振省。主题出版的普遍性与规律性[J].出版发行研究，2017（5）：1.
[4]于殿利。主题出版与时代之需[J].中国出版，2016（7）：52-53.
[5]刘红，闫新悦。我国主题出版研究综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86-91.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学理论，2017（1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