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鑫：山西人民出版社
【摘 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根据地内的新闻出版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但是受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限，根据地内的新闻出版曾经存在过或多或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文宣系统在面对根据地内新闻出版的不利局面时，并没有以客观原因为借口，而是正视“问题”，使新闻出版人通过集体努力，克服困难，坚持生产，创造出优良成绩。1949年前，山西根据地的新闻出版领导部门又通过行之有效的出版审查管理办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新闻出版业管理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新闻出版 山西根据地 出版审查管理 出版管理制度
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出版和宣传，视为舆论阵地，而此阵地的存失可极大影响革命的历史进程。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于山西创建了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四大根据地，作为拯救民族存亡和自身崛起的重要基地，除去此时间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各方统战之外，新闻出版和舆论宣传一向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在20世纪末，学界曾出版过《晋绥边区出版史》《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等专著，却没有把山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甚至于前几年出版的《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在具体的行文之时，也是把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分开列章加以论述，并分开罗列当时的报纸、杂志、图书的出版发行加以研究，这样的著述方法和研究方式显得分散、不系统。
事实上，山西作为中国抗战的重要省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崛起的重要地区，后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而敌后的出版业之研究也不宜分割开来看待，应该视其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当然，拙文在此并非综合记述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或概述此间在各大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史，而是依据现存山西省档案馆的部分历史资料和出版文献，探讨山西革命根据地之出版由诸多“问题”到逐步创新、最终胜利的情形，抛砖引玉，以丰富现今之研究。
一、由报纸的“错误问题”谈起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向《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发表谈话，此后这篇谈话被收录于《毛泽东选集》，题目就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此次谈话多涉土改宣传和群众路线之内容，并非拙文所论，故在不赘。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报上常有错字”，并希望报社编辑人员认真对待此事，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如此”，因为“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毛泽东如此强调报纸上的错误，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只针对《晋绥日报》一家，应该是指整个敌后根据地所办刊物而言。实际上，他本人也可以称得上是“报上常有错字”的亲历者、“受害者”。如，1942年《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人员在电报抄收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时，误将其中“哗众取宠之心”抄收为“雾中取宝之心”，而且就这样出版了。[1]虽说一处错误未必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但毕竟发生在党报之上，而且此文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报社人员犯的也可谓“政治错误”。
但“报上常有错字”，不仅是问题的表面现象。细说起来，产生报纸错误的原因五花八门，并非只是编辑人员的不认真、不负责，其处战时，或为非常时期，新闻出版业根本不可能如和平时期那样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加之，当时根据地办报条件十分艰苦。据当时报业工作人员回忆，报馆设备简陋，根据地内不能生产干电池，除靠采购人员到敌占区采购外，只有靠人力手摇马达发电来完成任务，但是重庆和延安方面所发消息讯号微弱，报务员即使全神贯注，也经常有抄漏的、错了字码的、分不开间隔的、字码连成了一大串的，特别是接收外国电台的新闻时，手录速度根本无法跟上。如此这般，“误抄”事件也就在所难免。正因如此，也就有了上文“哗众取宠”误抄为“雾中取宝”之事。
当然，出版错误不止发生在编辑环节，其制版、印刷环节同样会产生错误。如1945年底，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张稼夫在视察报社等三个部门后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排版与编辑就没有多少改进，地图排倒了，印的也歪歪斜斜”，“文里这儿缺那儿缺，断断续续，字也写得马马虎虎”，印刷厂“印东西很慢”，要印刷的冬学小册子“一催，二催，三催，都赶不出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①。
新闻出版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至少包含着“编、印、发”。毛泽东特别指出“报上常有错字”，而大区书记张稼夫更是把自己所遇、所见，如竹筒倒豆子般地述说。不过，张稼夫的说法并不像上级对下级的督导，倒像是普通读者的发牢骚和无奈表达，但是其背后亦有可探究之处，而产生问题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消极怠工、工作不认真，可见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业有其短板、疏漏。
二、新闻出版的主客观制约因素
抗战时期，山西是华北的主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曾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加之国共双方摩擦不断加剧，封锁、控制成为常态，而中共的敌后新闻出版事业恰恰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基于此，根据地的新闻发展也就打上了不同于国统区报业特色的烙印。
1. 通讯员素质参差不齐
通讯员是新闻业的一种纽带，但就当时根据地的情况来说，通讯员本身是非专职人员，受教育程度低，无法胜任工作或者根本对新闻出版的工作不感兴趣。运城地委曾受命挑选新闻干部，结果一半以上的所选人员不愿从事新闻工作，“说是过去没作过，业务不熟悉”，经多次谈话与动员，才“勉强接受”，但在思想上并不解决问题。②无独有偶，1941年，晋西北全区“现有通讯员338人”，但能经常来稿者，仅占61%强（即211人），全年总共收稿3437件，刊载1319件，占来稿的38%强。究其原因，很大因素是通讯员文化程度低（初中文化以上者仅83人，约25%强），写稿困难，文不达意，“投稿一两次不用后，即不再来稿”[2]。当然，面对如此问题，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人并未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如中共晋绥分局组织部为此专门设立了新闻干部训练班，目标是“经过三个月到半年的训练后，即分配新闻工作，使他们逐渐成为党的一批新闻干部与人民喉舌”③。
2. 新闻时效性较弱，且存在假消息
按说报纸应该准确、无误、及时，为大众信服，但是由于受封锁，根据地在获得外界信息时出现了极大的滞后性，甚至出现了“假新闻”。据1942年晋西北区党委的汇报，本地报纸“不能及时了解敌伪方面的情况，从敌占区来的消息，常在一月以后才能到达编辑部”，而且“许多关于敌伪的消息并不真（正）确，有些是干部们的道听途说得来的，报纸发表以后，反而招致不好影响。如66期（即发行于晋绥的《抗战日报》）所载，敌伪二纵队和文水伪警备队200余人反正等消息，都完全是假的。当地读者很多来信质问，并要求惩罚这个投稿的通讯员”[3]。
3. 印刷业劳动强度极大
因封锁所限，当时根据地的印刷工作曾一度十分艰辛。在太岳区，铅印厂在1944年开工后，因“缺少排字工人”，或“机器房因机子零件短少，经常发生毛病”，所以工厂一天开两班，每班工作十小时，但“两班连上版时间在内，最高产量不过一万份”。劳动强度颇大，但是产量有限，则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点线、水线、虚线、墨线、一字线等，浇版房的铅铁，机器房的甘油、德国胶等”[4]在封锁之下，根本没有。相邻的晋绥区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吕梁印刷厂的油墨在1941年底曾一度告罄，其余材料最多能维持三个月。在经济开支上，因所有进款，全系农钞，而吕梁印刷厂的日常费用和人员工资的开销则是法币，故入不敷出，“所入不能抵所出”。在劳动强度上，因人手所限，工人每天工作九小时，但依然完不成任务。[5]
4. 面对国民党的渗透性宣传
前方拼枪炮，后方拼舆论。面对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山西的发展壮大，阎锡山部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制造摩擦，也在培植特工人员对根据地进行舆论渗透。例如，阎部于战后印发的《宣传工作技术研究》曾明确提出：宣传工作要“把敌人（特指中共）的弱点、缺点、错误，以及一切欺骗宣传、阴谋野心”，“彻底揭发出来”，使“广大群众不为所欺、不为所骗”，宣传重点是“八年抗战期间，阎长官领导全体晋绥军民，坚持抗战、朝夕策划、艰苦备尝，终于获致胜利，奸叛却到处对敌人游而不击，对国军迭次牵制袭击……究竟谁是抗战有功人员，谁是国家民族的罪人”。具体手段为“经常于匪区发散报纸、传单、标语小册，及奸匪自首投诚办法、自首证等”，“促该匪区兵民自首投诚”。④此处的“宣传”，更像是“渗透”。若在国统区，国共双方控制的报纸舆论（如《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会打一些口水战，是非曲直自然交于公众裁判，但在山西中共必须面对阎部宣传特务极具杀伤力的鼓噪，若抛开国共摩擦的诸多细节，对阎部的“宣传”偏听偏信，则会令人民政权威信扫地。
三、行之有效的积极对策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的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其积极的态度和进取意识最能说明问题。面对根据地出版的诸多难题，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人并没有退缩，反而是越挫越勇。
1. 正视“问题”的勇气
上文提及的“雾中取宝”之事，可称之为“政治错误”，但此事发生不久，报社立即发了一篇《雾中焉能取宝》以作指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报社此后采取了相应措施，以杜绝此类出版错误，如令专人负责整理电报，对错漏的内容进行“考证”。经过训练，考证人员甚至能按照电码的一般规律（如哪些电码、讯号容易听混），像译电的报务员那样熟悉译电本，若所译电文里漏掉一个字，就能从相近的字码中查找，再核对上下文来确定是什么字。对国外电台（美国的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法国的哈瓦斯、日本的同盟社、德国的海通社）所播内容，报社则安排工作人员练习速录，还为常用的名词和词汇（如国名、人名、人民、共产党等）编写代码，以求抄写速度之提高。
对于通讯员素质不高，写作水平较低等问题，各根据地则采取了不同做法。晋绥区曾专门组织人员培训，以求提高业务水平；晋察冀根据地宣传部门则对撰写通讯稿、新闻稿加以经济奖励。如1944年2月，晋察冀分局专门发出了《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规定“每条新闻的稿费为5角到3元，文章通讯每千字3元”。同年，《晋察冀日报》分别于8月和10月两次提高稿费标准，通讯稿最高付费标准为每千字6元，新闻稿增为每千字10元。[6]
2. 印刷技术革新
抗战后期，根据地的技术工人开始了技术革新，并极大地解决了相关问题。如1943年《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的工人曾“自造出木头零件，经过月余奋战，终于自力更生制造成功一台木制轻便印刷机”，它体积小，重量轻，拆卸方便（可拆为7个大部件，最大的也不过5公斤），一旦敌情紧张，每人背上一件就可爬山越岭，立即撤退。[7]所以，后来的历史证明，根据地的印刷机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3年，晋冀鲁豫区的华北新华日报社、华北新华书店就已经累计发行图书、杂志160万册；1945年，晋绥区的新华书店发行书刊的数量达50万册。[8]在报纸方面，根据地内的《晋绥日报》、《新华日报》（太岳版）、《新华日报》（太行版）等几大党报一直存续到1949年，即便发行路途单程达几十公里、报纸重量达十几斤，山高路陡，发行人员依旧靠人扛驴驮，完成发行。[9]
3. 出版管理制度的创新
当然，除此之外，还要面对国民党的渗透与反动宣传，所以这也就有了中共华北局宣传部于1948年10月18日发布的《关于书刊出版审查制度的通知》。审查部门为“本部”（华北局宣传部）和中宣部，审查内容主要是“①中央的政策汇编及中央负责同志的文集；②各种理论著述及翻译；③中级干部理论政策教材；④中小学教科书；⑤工具书（字典、词典、地图等）；⑥大型文艺作品”。上述书籍“统一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但“各区党委所属的新华书店均可照择翻印”。对于通俗读物、小型文艺作品、区村干部政治文化教材、国统区进步书籍、友邻解放区书籍则“由区党委负责审查，委托各该区的新华书店出版”。
对于图书出版的编校质量，《关于书刊出版审查制度的通知》规定，“中央及中央局公布的政策文件以及中央、中央局负责同志的文章演讲报告、新华社社论等，各区可以按照需要情况随时印单行本或活页本，但须依人民日报所发表者为蓝本”。但需事先审批，清样必须由区党委负责校阅，“力求一字一点都不错误”。对党和国家的文件之出版，“一字一点都不错误”，这个要求，应该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即便是现在，单行本的小册子也少见错别字。
四、结语
山西根据地内的新闻出版是中国革命新闻出版史上的重要一页，诞生于20世纪的抗战时期，亦成长于这一时期，虽说根据地内的出版环境不佳，但是中共领导下的新闻出版人还是披荆斩棘般地开创了红色的出版道路。他们正视“问题”，不气馁，不妥协，以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写下了红色出版的光辉篇章。
从现存档案、文献来看，其发展之路虽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困难巨大，但是从1949年以前山西各根据地的出版物发行量来看，数量可观，可谓成绩巨大，并为日后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之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出版管理经验，如上文提到的《关于书刊出版审查制度的通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即便是新闻出版总署于1997年10月10日发布的“重大选题备案管理制度”，也可以从华北局宣传部下发的《关于书刊出版审查制度的通知》上找到最初的历史脉络，这不能不说是对根据地新闻出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注释
①张稼夫同志对报社等三机关检查工作的意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在报社民主大会上的讲话（1945年12月10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馆藏号：B5-262）。
②运城分区地委组织部关于新闻干部不愿作新闻工作问题给分组部的信（具体年份不明，应在抗战时期，6月26日），山西档案馆馆藏档案（馆藏号：A21-2-44-5）。
③晋绥分局组织部关于设立新闻干部训练班的通知（具体年份不明，应在抗战时期，12月8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馆藏号：A21-2-44-3）。
④军中新闻工作丛书·新闻工作法令辑要（民国卅六年十月），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馆藏号：I-610）。
参考文献
[1][9]陈浚. 新华日报华北版：记敌后办报的光辉历程[M].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308，344.
[2][3][5]晋西北文化建设与出版事业——节录晋西北区党委文化教育工作报告（1942年）[J]. 山西革命根据地，1990（4）.
[4][7][8]李雪枫.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237，228，274-277.
[6]田中初. 鼓励群众成为新闻传播者：革命根据地时期党促进通讯员事业发展的相关实践[J]. 新闻记者，2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