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三大全国性出版评奖之一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已举办六届，其获奖图书可以说是我国各领域的精品著作。本文以中华优秀出版物奖400种获奖图书为研究文本，对其进行出版属性及传播特质的研究，进而反映出我国出版行业当前的一些特征及存在的不足。希望通过此研究可以引起我国出版行业对某些问题的重视，特别是获奖图书的传播问题。
【关键词】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出版属性；传播特质；获奖图书
作为三大全国性出版评奖之一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是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共设包括图书奖在内的三个子项奖，每两年举办一届，自2004年第一届开始，迄今为止已连续举办6届，获奖图书作品有400种。区别于主要以图书销量和大众评审为评选标准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以下简称“出版物奖”）是由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委员，对近两年出版的各领域图书进行评比，选出能够代表中国文化、中国科技等方面的优秀书籍，由此，它对于推动精品读物出版、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有着积极意义。
从研究层面来看，目前对“出版物奖”的获奖图书暂时没有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择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上公布的历届获奖图书，主要对其进行两方面研究：一是从出版属性的角度客观呈现获奖特点；二是从传播表现的角度考察获奖图书的传播情况。本文通过这两方面的研究，探究我国图书出版行业的一些特征及不足，并以此做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获奖图书出版属性研究
本文对获奖图书所属大类、著作方式、出版社类型等5个方面进行分析，展现这一奖项的特点。由于前四届的图书获奖总数与第五届和第六届的总数相同，因此在分析中也会对二者进行一些比较。
（一）人文历史艺术类图书获奖比例大，翻译书籍少
图1 获奖图书所属大类
出版物奖的获奖图书涵盖《中图法》22个大类（见图1）。其中I大类获奖图书最多，共有70种；K大类紧随其后，有68种；J大类共有36种图书获奖，I、K、J三个大类共占获奖图书的43%左右。T大类、R大类、F大类以及D大类的获奖图书分别有20余种。16种图书涉及的类别在2种以上，如2007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走进敦煌丛书（8册）》就涉及J、K、TS等类别。E大类和N大类在第五和第六届中没有获奖图书。此外，6届中共有4种翻译书籍，说明此评选非常看重中国作者对本国文化、中国特征进行研究、整理的书籍，借此来推广与传承这些优秀文化。
（二）根据获奖图书数量，省级行政区可分为四大梯队
除去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出版社均有获奖图书，青海省暂时还没有。按照获奖图书种数可以将它们划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北京市，北京市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有127种图书获奖，占全部获奖图书的三分之一；第二梯队为上海、江苏和湖南，分别有31种、24种及21种图书获奖，在省级行政区中属于获奖较多的省份；第三梯队是广东（19种）、河北（17种）、山东（15种）、安徽（14种）、辽宁（13种）、江西（11种），它们主要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第四梯队获奖图书在10种以下的省份共有20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第五届和第六届中有零的突破。另外有12种图书是由2个以上的出版社共同合作出版完成的。出版社之间的合作也是出版行业发展的趋势，既可以强强联合创造精品，也可以大社带动小社，让小社借助大社的平台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三）教育类出版社获奖图书最多
6届“出版物奖”获奖图书涉及的出版社共有228家，占到全国出版社总量的39%。根据出版社主要出版图书类型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综合类、人文社科类、科技类、文艺类、教育类、青少年类以及专业类。获奖图书所属出版社中，综合类出版社数量最多，36家出版社有58种图书获奖；其次为高校类和科技类出版社，各有33家。获奖总数最多的是教育类出版社，共有25家出版社出版的75种图书获奖。文艺类和青少年类出版社分别有27家和17家的作品获奖；人文社科类及专业性出版社则各有22家出版的作品获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7种获奖图书，在获奖数量上位列各出版社第一。
（四）著作类图书比例低于编作类图书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独著作品有110种，合著作品有44种，“编”的获奖作品有205种，编著有14种，翻译的有4种；其他还包括校注1种，译注2种，合编撰1种，整理并编1种，撰并编校1种，主笔1种，编注1种；另有19种书籍则是著作方法比较复杂，多为套书，在一套书中既有合编也有合著，或者是在独著的基础上有编或译的成分。
从系列书、丛书、套书角度分析，单一册的获奖图书有204种，2册及以上的图书有196种，其中3册或3卷及以上的图书有160种，占到40%的比例，其中册数最多的是《回族典藏全书》，有235册。
从“著”的比例来看，前四届200种获奖图书中著作类的书占32.5%，而在第五届和第六届的200种图书中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5%，由此看出，原创性的图书在评奖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也反映出我国著作类图书在出版质量上有了一定的提升。
（五）三分之一的获奖图书有项目支持
400种书籍中有142种书籍有项目支持，前四届55种图书有项目支持，近两届提升至87种。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1-24卷）》有6个项目支持，《陆游全集校注（13册）》等4种图书有5个项目支持，6种图书有4个项目支持；3个项目支持的图书有10种，2个项目支持的图书有34种，其余87种图书为一个项目支持。
从资助项目角度来看，51种图书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成果分别有8种和5种获奖。此外，《国际敦煌学丛书》由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员基金项目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招聘研究员基金项目资助，是唯一一个由国外研究基金项目支持的获奖书籍。
二、获奖图书传播特质研究
优秀图书对于挖掘和传播中华文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此，本文选择一些代表性的样本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些获奖图书在传播上呈现的状态。
（一）数字化阅读形式存在较少
如今数字化阅读逐渐成为人们阅读的一种重要方式，不论获取方式还是购买价格上都有其优势。作者在当当网上对第五届和第六届获奖的200种图书查看其是否有电子版，经过查找发现31种图书有电子版，占比不足获奖图书的六分之一。尽管某些类别的书籍不太适用电子形式发行，但从比例上看，有电子书的图书还是偏少，这不利于图书的传播。
（二）图书馆在推广与采购获奖图书方面力度不大
作者通过调查图书馆是否对“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获奖作品有所推荐以及985高校图书馆对获奖图书进行的馆藏统计，来了解图书馆在推广与采购获奖图书的表现。
本文随机选择了10个公共图书馆和10个高校图书馆，对它们的网站进行了相关信息的查找。结果发现，10个公共图书馆网站上几乎都有“新书推荐”栏目，南京图书馆“推荐书目”的栏目中有一些图书评选榜单的推荐，河南省、甘肃省、福建省、山东省、四川省图书馆以及上海市、广州市、杭州市、重庆市图书馆都没有关于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图书的推荐。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十个高校图书馆的网站上也没有相关评选活动的介绍和获奖图书推荐，但它们有自己的好书推荐。这20个图书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为图书传播的重要媒介——图书馆，对出版物奖的获奖图书是没有进行宣传的。
本文对38所985高校图书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网站无法打开）的馆藏进行了前四届获奖图书的统计。结果显示，38所985高校图书馆馆藏了出版物奖的图书100种以上的有15所，70—99种的有11所，40—69种的有12所。其中馆藏最多的是清华大学图书馆169种，采购书籍占总量200种的50%以上的高校共有16所。但58%的985高校采购的获奖图书不足一半，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高校图书馆对获奖图书的了解和重视程度不够。
（三）读者购买与借阅获奖图书表现不尽如人意
从读者角度而言，对获奖图书的反馈可以通过两方面考察：一是是否购买这些书籍，二是是否借阅这些书籍。本文通过查看电子书商和图书馆的相关信息来了解此方面的表现。
电子书商方面，本文首先对第五届和第六届出版物奖的200种书籍在当当网上做了调查，通过看评论数来了解图书的销售情况，评论数较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图书的购买量较大。以当当自营的书为选择标准，除34种书籍当当自营没有销售外，其余166种图书中达到上万条评论的有9种，其中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少年读史记》有14万以上的评论数，《琅琊榜》和《丁丁当当》的评论数都有7万余次；1000—9999次评论的有28种图书，100—999次的有54种，1—99次为71种，还有4种图书暂时没有评论。
其次，本文对当当网的榜单进行了调查，截止到2018年6月22日，当当五星榜的500种图书中，400种获奖图书上榜的只有1种，为少儿读物《丁丁当当》。而在2014—2017年每一年的当当畅销榜的前100位里也没有出现获奖图书。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获奖图书的评奖表现与其实际销售之间的差距较大。
此外，从图书馆的借阅角度来看，图书被借阅的次数多，无形中被传播的就多，其影响力就大。本文选择了上海图书馆2017年的借阅榜为调查对象，查看这些获奖图书的借阅量如何。上海图书馆的年度借阅榜包括22类，每一类按照借阅次数排名前60的图书上榜。调查发现，400种图书中仅有3种在排行榜中。
三、从出版物奖来看中国出版行业的不足及相关建议
作为全国性的图书评选奖项，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图书出版及传播特征能反映出当前我国图书出版领域的一些不足，由此本文提出相关建议。
（一）“著作”类图书比例较低，应加大图书评奖的导向作用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获奖图书从著作类型上看，尽管“著作”类作品的比例从前四届的32.5%上升到第五届和第六届的45%，但六届中“著作”类图书平均约占38%的比例，约为总获奖作品的三分之一。而这一数据也体现出了我国图书出版行业的整体情况，即原创性作品，特别是好的原创性作品是我们的稀缺资源。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出版业内容产品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一般内容产品的结构性过剩和精品力作的结构性短缺[1]。如果内容上没有思想性、先进性、原创性，没有高品质的图书出版为文化保驾护航，那我们与世界出版强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对此，作为三大全国性出版奖项之一的出版物奖，应该在评选中对原创性、著作类的图书有更多的倾斜，加大相应的比例，鼓励更多的原创性作品参与评选并崭露头角，也让更多有思想的作者出现在读者的视线中，这便是图书评奖的导向作用，也是设立优秀出版物奖的一个重要意义，让出版行业正本清源，发掘和展示出更多有内涵、有价值的图书，让思想与科技前沿成果传播到大众。
（二）欠发达地区出版业发展不容乐观，应建立合作共同体
参与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选的出版社约占到全国出版社总量的80%左右，说明各地区出版社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
由于各地区出版行业发展的不均衡，北京地区的出版社最多，获奖比例也最大。其次是经济发展好的省市，如上海、江苏、湖南、浙江等，其出版业也发展较好，图书出版质量较高，但欠发达地区的出版业发展却不容乐观，其出版社数量较少，出版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如贵州、宁夏、西藏都只有1种图书获奖，青海省则没有任何获奖作品。这些欠发达地区多数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它们有着非常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作为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民族文化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2]。当前这些地区图书出版水平较低，这就提醒出版行业应该加强行业间的交流，特别是建立合作共同体，北京、上海等地的出版机构与欠发达地区的出版机构合作，前者提供优秀的人才、出版策略、传播方案等，后者提供本地区留下的民族文化，二者合作鼓励更多的专家学者去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挖掘其精华，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图书出版，让我们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以便能够更好地传承它们。此外，通过合作共同体，可以协助欠发达地区出版行业培养优秀的学术人才和出版人才，促进当地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合作共同体的形式，给发达地区的出版行业提供更多的优秀内容与素材，给欠发达地区的出版行业提供先进的出版经验，他们彼此形成共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获奖图书传播力度不足，应有更好的传播对策
出版的本质属性就是传承文化、开拓思想、启蒙人们的心智、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无疑，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获奖图书具有这样的特性，但也因为它们的学术性、思想性使其不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因此需要各方努力，加大传播力度，扩大奖项与书籍的影响力。
1. 从“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角度而言，需要提高知名度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从2004年开始举办至今已有14年的时间，但是媒体对其宣传更多的是在获奖作品结果揭晓之时，随后其相关报道甚少。即使与图书有亲密关系的图书馆界，对其关注度也非常小，几乎没有图书馆报道或推荐其中的获奖图书。
因此，应加强“出版物奖”与媒体、图书馆以及有影响力的图书销售平台的联系，将其打造成为有品牌力度的图书评选活动，让人们感受到活动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它们是能够代表当下中国人文科技的先进作品。特别是，此奖项应该加大与图书馆的联系，鼓励图书馆宣传推广这一奖项和评选出的书籍，可以借助“全民阅读日”等阅读推广活动，通过图书馆这一媒介让更多读者认识这一评选活动，了解其中的好书。此外，“出版物奖”应该形成自己特定的评选标准，与“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这两个评选活动有所区别，选出符合自己评选标准的图书，严格把关，达到让读者对这一活动产生信任并积极阅读获奖图书的目的。
2. 从优秀图书的传播角度而言，需要加大数字化出版
在现代人已经习惯电子阅读的背景下，更多人是在阅读“屏幕”，图书的出版也不再局限于纸质形式，因此，围绕不同形式的“屏幕”，出版社应该打造立体化的数字出版，让图书不仅有纸质版，还可以在电脑、平板、电子阅读器、手机等各种终端电子媒介上阅读。由调查可知，400种获奖图书具有电子版的非常少，因此建议出版社今后在明确版权等信息的情况下，应该加大数字化形式的发行力度，让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互为有力补充，这样可以推动人们对图书的选购和阅读。
3. 从政府角度而言，政府应该给予积极引导
随着图书出版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保持图书出版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平衡已成为当前更加严峻的问题。图书出版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传承和传播优秀文化，而出版物奖所评选出的图书正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们并非只为人们消遣，更多的是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思想结晶。对此，我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实践经验，即由政府和公益组织制定相关鼓励政策，积极引导图书出版机构出版优秀读物，保证图书出版的本质属性不改变，让文化继续传承。此外，相关部门在制定出版机构的考核指标中，应该考虑将出版的图书所获奖项作为指标之一，例如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出版机构在考核中会有相应的加分。通过考核指标的确立来提升优秀评选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引导出版机构出版具有社会效益的优秀出版物，这样对于奖项和优质图书的传播都有促进作用。再次，政府部门也应当引导图书销售平台对这些优秀书籍和奖项进行宣传，因为这些图书销售平台与读者直接产生联系，例如对有相应宣传行为的平台，政府对其有一定的奖励措施。政府应该通过这些举措，在深化图书出版市场的背景下，依旧可以保证这些具有学术性、思想性及传承性的图书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四、结语
学者董中锋曾在研究中指出：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导致文化的浅层化，也导致阅读的浅层化。而我们的精英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深奥的，只靠浅层阅读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容易被了解和吸收的；只有将深层阅读和浅层阅读结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调整文化结构，使各种文化之间互相促进、和谐发展[3]。当前，面对国外图书的竞争压力、商业性出版、大众传播特征以及阅读媒介形式的多样性和人们阅读需求多元化的现状，我国众多优质图书要突出重围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不论怎样，出版的本质属性依旧是传承文化、启蒙大众、推动社会进步，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无疑是对这一本质属性的一次回归，它对做出优秀读物的作者及出版方给予了肯定。
本文通过对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获奖图书的分析，旨在发现我国当前出版行业及图书传播方面的某些表现及存在的不足，引起人们的重视。尽管对这一奖项的研究是局部的，但仍能从中窥得一些特点和问题。这也促使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三大全国性出版评选活动；同时，对优质图书传播的问题可以选择更多的样本和视角进行分析，发现新的特征。
参考文献
[1]魏玉山，等.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出版业的发展对策[J]. 出版发行研究，2018（2）.
[2][3]董中锋. 出版理想与文化责任[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