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汇聚众多学术大师和优秀人才的战时高等学府。他们是特殊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怀着抗战建国的坚定信念，用自己的智慧和卓越的识见，在中国现代学术领域内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当时，国民政府为保存教育文化资源免遭破坏，决定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但随着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武汉告急，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云南，1938年4月到达昆明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在日寇入侵、风雨如晦的环境中，西南联大学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以不朽的精神和辛勤的劳作创作出一大批卓有成效、并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著述，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战时中国学术乃至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
第一，西南联大学者创新性地建构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思想体系，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与发展。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哲学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形成建构哲学体系高潮的时期。冯友兰在西南联大8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撰述了“贞元六书”，建构了自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其从东方传统哲学到西方现代哲学，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构筑起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大思想体系。金岳霖则把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和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用严密的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方法阐述自己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深邃思考，创造性地建构起一个体大精深、具有中国观念和民族特色的哲学新体系——“新道论”思想体系。可以说，正是有了西南联大学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中国哲学在抗战时期得到较快发展并形成构建哲学体系的新高潮，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西南联大学者相继完成自己的代表性论著，继往开来，引领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之路。中国学术素有鉴往知来的传统，司马迁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无不体现出传统史家的旨趣。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西南联大学者以阐扬民族精神和恢宏志士之气为己任，以思想著述和文化研究来为神圣的民族抗战服务。钱穆认为，中国历史的真相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中国的文化主要表现在中国以往的全部历史中，因而他对历史虚无主义者、民族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进行了严厉批判，完成代表性论著《国史大纲》，对20世纪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郑天挺的《清史探微》、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以及王力的“中国语法三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陈达的《现代中国人口》、费孝通的《禄村农田》、李树青的《蜕变中的中国社会》等，都是他们的代表性论著。西南联大学者及其著述的存在，不仅推动了战时中国学术的极大发展，而且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西南联大学者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卓越贡献。西南联大学者根据战时社会需要和地处西南边陲的实际，走出书斋，走进田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匹夫有责”的救亡精神和卓越行动，开辟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辉煌的学术新时代。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对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社会历史、民情风俗等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具有导夫先路的重要意义。罗常培将语言学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开辟了语言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路径。此外，一些学者还在云南开展语言调查和民族文化研究，筑就了中国语言学和相关学科新的研究路基，成就空前，影响深远。
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汇聚众多学术大师和优秀人才的战时高等学府。他们是特殊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怀着抗战建国的坚定信念，用自己的智慧和卓越的识见，在中国现代学术领域内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的著述和研究完成于困厄的抗战时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深刻地体现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发展的巨大收获，相应地，他们的著述不仅是琳琅满目的战时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而且由于其鲜明的拯危救亡意识，成为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光辉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