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郑纳新（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党委委员） □采访人：任志茜（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东方出版中心前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于1978年11月18日。1995年，国家在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及其所管辖印刷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东方出版中心，隶属国家新闻出版署。2002年组建中国出版集团时，中心成为中版集团的成员单位，开始“东方时代”。
2018年，东方出版中心迎来建社40周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邀东方出版中心副总编辑、党委委员郑纳新聊聊东方出版中心定心做出版背后的故事及其对出版的新认知。据了解，2018年，东方出版中心围绕“加快精品出版，加大营销推广”策划了一系列精品图书的宣传推广活动，并在江苏、北京、湖南、广东和上海举办了多场读者活动。为了进一步推动精品图书的出版，鼓励创造创新，该社将在12月10日举办东方出版中心成立40周年优秀出版物表彰大会，对建社40年来出版的优秀图书、期刊予以表彰，以激励创造，凝聚更多更好的专家作者。
□40年来，东方出版中心作为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好书，其中代表性作品有哪些？
■在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农业卷、纺织卷、中国地理卷、世界地理卷、宗教卷。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78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同时批准在上海成立分社，上海分社主要承担大百科全书的出版和发行工作，编辑工作方面虽然承担少一些，但还是成绩斐然，这次评选的《中国大百科全书》6卷就是由上海分社主持编纂的。
上海分社和不久后成立的知识出版社（沪）出版了很多好书，文学、经管、学术及百科知识、年鉴等方面的图书都广受欢迎，比如《中国教育年鉴》《文化苦旅》“现代化知识文库”“中国学术丛书”“域外风情录丛书”“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当代诗人随想文丛”等等。
东方出版中心在人文出版领域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世界历史文库”前后出版70多种，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套世界国别史。这套书的优点一是遴选了当代世界上最权威的国别史引进翻译出版，从可靠性和权威性上来讲，独一无二；二是品种较全，虽然目前还没有出完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但出版的这70多种已有很大的覆盖面，预计再有六七年时间，就可以出版一整套齐全的世界国别史、地区史。我们正在编辑出版的“中国文明研究丛书”，集中出版当下最新的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中国文明的重要著作。“中国文明”更突出“中国”这一主体性，突出在“中国”这一版图上的所有文明文化形态，都是我们的传统和资源，具有更大的文化开放性和更明确的指向。东方出版中心推出的田自秉先生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谢稚柳先生主审、周克文撰著的《古代书画鉴定》，劳继雄先生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等，在美术出版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精品力作。
□您谈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可是一本到今天还广受读者欢迎的好书，您能谈谈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吗？它的价值何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以后，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大百科全书的编纂需要大量的人力，同时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如何维护好一个机构的运行发展，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初期，百废待兴，大百科的领导们很具有战略眼光，他们提出创办副牌社，在保障大百科全书正常编辑出版的同时，以副牌社的名义出版一些有市场的图书，来补充出版社的经济来源，减轻国家的负担。副牌社知识出版社就是这么诞生的。
上海分社及知识出版社（沪）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很值得重视，一是创造出版了《中国百科年鉴》这种具有百科特点又有时间节点的出版物，以反映和记录各行各业各个地区的方方面面的工作进展、成就和经验。现在，年鉴在全国各地都仍在编辑出版，成为记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不能不归功于东方前辈的创造和远见。
二是开拓文学新领域的“文化大散文”系列，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既是发轫之作，又是代表作。《文化苦旅》的出版经过，其实就是一本书正常的出版过程，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但这个书出版之后，出版社做了精心的策划宣传推广，当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移动电话那时叫“大哥大”，砖头一般大小，更是凤毛麟角，物稀且贵，信息传播远远不像今天这么同步、这么快捷，所以当时社里做的地面推广活动就显得非常重要。好酒也怕巷子深，像《文化苦旅》这样精彩的非常新颖的文学作品，更需要恰到好处的宣传推广。《文化苦旅》的价值首先是其文学价值。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首先是文学的精美，《文化苦旅》的意蕴、文字、结构都是完美的，尽管后来有人批评书中的个别文字瑕疵，那也不足以影响对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的评判。其次，《文化苦旅》是具有开拓性的散文作品，它把文化和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具有文化含量、文学想象和情绪感染的新的散文模式。
现代以来，中国的散文有朱自清式的叙事写景抒情一类，有鲁迅式的杂议时事、品藻人物的杂文一类，有周作人流连古书、谈茶说鬼、抉发幽情的小品一类，也有梁遇春、钱锺书引经据典谈书论学的英美式的随笔一类，篇幅虽长短不一，但都不会很长。《文化苦旅》打通了文化和散文的界限，把个人游历、知识考古乃至家国情怀都与文化情思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具有文化厚味、审美厚度和纵横捭阖气度的大散文。这是文学上重要的开拓和创造。余先生之后写的《山居笔记》也是一部很值得注意的作品。“文化大散文”系列，我们后来还出版了王充闾的《沧桑无语》、梁衡的《把栏杆拍遍》、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鲍鹏山的《寂寞圣哲》等等优秀的作品，一直深受各界读者的喜爱，畅销至今。
□您认为，出版社应如何引领风气之先？东方出版中心如何能够再度引领风气之先？
■过去也有媒体朋友问过类似的问题。很多主张、开创性的工作都出自问题意识，因为有问题意识，就会有探索的诉求和解决的努力。当年前辈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在反思历史和探索民族复兴之路时所做出的重大抉择，出版大百科全书以重整知识传统、开启民智，激励科学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1980年代可谓开风气之先。这是大的开风气之先，需要历史的机遇。
在和平安定时代，往往多的是小的开风气之先，比如一个门类、一个学科、一个领域、一种潮流上出现新的发现、新的热点、热潮，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消费乃至仿习。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多了，但未必都和优质出版深度相关，那些昙花一现的现象、各领风骚四五天的现象，都说明这种“风过耳”式的热闹和优质出版划不上等号。
根据我的观察和理解，出版社不引领风气之先，也能出版好书。这和文学、学术上也很类似，很多不是引领风气的作家、学者同样写出了跨越时代的佳作，比如《荷塘月色》《文史通义》，比如兰姆的随笔，比如当代路遥的《人生》、辛波斯卡的诗歌、钱锺书的《管锥篇》《谈艺录》。有些开风气之先的，也未必有非常好的作品，比如胡适，他的《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都算不上很成功的作品，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阅读。关键是要有奋斗的精神、专注的精神，有时比引领风气更为重要。
大家都知道任正非，他兢兢业业创下一个商业航母，他思考最多的是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为此朝乾夕惕，不仅投入巨资网罗人才、研发创新，还为员工提供丰厚的薪水，这样的机构你不想让它引领时潮都不可能。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任正非式的人，任正非式的企业，他们有追求、有目标、有努力，充满了创造的激情，饱含精益求精的精神。
出版社是文化产业，要考虑产业问题，要追求发展，要不断提升，首先要就要有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专注的精神，不能心猿意马。出版社还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负有政治责任，我们必须以对国家、民族、时代负责任的精神，保证正确的出版导向，坚持精品出版。出版社还是文化机构，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来完成产业的实现，因此必须考虑文化。
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尤其是致力于优质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出版人来说，要有独立的稳定的判断和坚持，必须与最优秀的文化在一起，必须与最新的文化创造在一起，要为优质文化的创造和消费提供更多的思路、更多的通道、更多的可能，必须关注当下的需要，思考当下的问题，寻求可靠的解决方案，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探索，这样才能保有文化的活力和领先，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化上的引领和开风气之先。
□若把出版社比作人，40岁正是年富力强、大展宏图之际，您如何谋划东方出版中心未来的发展？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制定的“三型集团”发展战略，实际上为下属出版社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发展和努力方向以及工作重点。“主流出版型”就是要求我们的出版物，不仅要政治正确、文化领先、品质优良，而且要有较大的规模、更好的效益和更大的影响，要呈现为出版业的主流、正态；“融合发展型”，要求我们把传统出版和数字技术、互联网融合一体，共生同长，全面适应新技术时代并保障现时代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国际传播型”，就是要走向世界，以我们的出版物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促进全球文化的多元融合交流，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在集团“建成国际一流出版机构”这个总目标下，提出更多的能够实现国际化深度传播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东方出版中心具有较为深厚的人文出版积累，现在中国出版集团把经管图书出版的任务也交给了东方出版中心。我们要在“三型集团”建设的纲领指导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融合思维，坚持专业化发展，紧紧围绕产品这个中心，扎实用力，巩固发展人文出版，开拓创新经管出版。我们的经管出版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很快就会推出一大批新鲜力作。经过激烈的竞争，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的代表作中文版权都授给了东方出版中心，我们将在新的一年里，分享这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关于全球气候变化与经济活动乃至人类未来命运关系的精辟思考。在大家高度关注创新的今天，我们还能分享到国内外优秀的产业创新案例。这些作品有的来自异域，有的来自本土，但都言近旨近，都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这正是我们经管图书出版所怀抱的一个素朴的目标——经世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