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益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 要】提升我国原创能力和学术国际话语权，必须破除五大认识误区，一是在学术上不区分好国际化与坏国际化，盲目推行学术国际化；二是认为英语是学术的世界语，在学术发表与活动中英语优先理所当然；三是以刊评文，不少大学认为国际刊物上的论文是高水平论文，以提升基本科学指标（ESI）排名来提升大学和学科的水平；四是在人才标准上把“较好”标准误认为是“拔尖”标准；五是认为西方科学高度发达，学习、引进、追随理所当然。文章剖析这些误区，揭示西方科学与生俱来的根本缺陷及其正在引发的科技危机。提出建设学术优先权及突破点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盘点比较与推荐，提出“互联网+代表作”的开放评价方式，摆脱传统的“英文发表—国际同行承认”模式，打破英文学术统治，在开放科学时代，开辟各国学者平等交流、公平竞争的新局面。
【关键词】坏国际化；国际话语权；原创能力；认识误区；开放科学；致毁知识
全球化、国际化是当今最强劲的潮流之一，由于认识上存在误区，造成了不少严重问题，最突出的是学术国际化、学术评价标准国际化带来的负面作用，它造成了学术平庸和理论依附，表现为既缺乏原创成果，更缺乏鼓励原创的有效措施。没有原创理论和思想的支撑，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这一现状与我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笔者认为在学术国际化进程中，以下五大误区产生的后果最为严重。为此本文剖析这些误区，并提出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1 误区一：不区分好国际化与坏国际化，误认为学术国际化都是好的
国际化应该分为好与坏。好国际化是通过平等交流合作，提升我国的学术原创力和科研实力，解决世界难题、作出前沿突破、引领未来发展、提升国际话语权、作出世界贡献；坏国际化是资源流失、为国外议题打工、提供数据和案例原材料，成为思想附庸、沦为学术殖民地。汪品先院士指出中国科学界再不转型就会掉入“陷阱”，学术水平的国际差距会更大。他批评目前“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买来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这当然是我国科学的进步，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科学上的外包工。”这就是坏的国际化，它不仅造成我国学术的虚假繁荣，而且更糟糕的是，一批凭借做西方学术外包工发家的学者（甚至包括西方学术代言人）占据了本该一流学者拥有的地位，使我国学术围着西方的指挥棒转，丧失国际话语权，深陷“思想附庸和学术殖民地的陷阱”。
2 误区二：英语是学术的世界语，学术研究与活动英语优先理所当然
目前国内普遍认为英语是学术的世界语，用英语发表论文和用英语交流合作理所当然，殊不知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也负荷价值，具有评价与筛选功能，用英语从事科学活动对于母语为非英语的学者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科学的普遍主义和无差别平等原则。英语优先，在高端学术生活中弱化甚至废除汉语，从根本上遏制了中国学者的创造力。原因有三：一是母语是人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操作系统，对学者而言，除非青少年时在西方长期学习工作，否则不可能像母语一样自如地使用英语，学术交流合作包括表达、辩论与讨价还价，中国学者都处于劣势。二是同行评议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创新性成果非共识很常见，学术上绝不是优秀成果一出现就获得承认，普朗克科学定律就是明证。西方学者会利用把持评价标准来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文献[王兴。国际学术话语权视角下的大学学科评价研究：以化学学科世界1387所大学为例[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5（5）：189-194.]选取化学学科396本SCI期刊中拥有编委的1387所大学作为评价对象，分析表明国际学术期刊编委掌控着国际学术话语权，编委排名与大学学科综合排名、论文数量、总被引频次、H指数等科研产出指标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三是与西方学者竞争不利是显然的，更糟糕的是国内创造力强、批判力强的学者与热衷引介、应用西方理论的国内同行相比，也处于明显劣势，因为后者更受西方学者欢迎。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学者中根深蒂固，优越感使得西方学者往往只对引进和应用他们理论的中国学者感兴趣，对与他们不同或无关的研究工作不感兴趣，对特立独行、挑战西方权威的原创工作不感兴趣，在社科领域更加明显。
3 误区三：以刊评文，用提升ESI排名来提升大学和学科的水平
以刊评文是错误的，这已经是学术评价界的共识，学术界也认识到其危害。例如国际上有155位知名科学家和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内的78家机构签署的《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以下简称《宣言》），指出科学界应该停止使用影响因子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影响因子不能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不能用于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的评审。《宣言》强调研究人员工作的价值取决于论文的内容，而不取决于论文发表在何种刊物上；国内则有中国科协发学字〔2015〕83号文、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2017）、《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2018）等明确推行代表作制度，重点考察成果质量，淡化论文数量要求。然而这些文件收效甚微。实际情况却是：大学，特别是许多“双一流”大学，信奉国际接轨，以基本科学指标（ESI）排名作为评价大学进步的主要指标，招聘人才时“填表至上”，主要就是填写发表英文论文的情况，可为提升国际排名加分者就引进，否则就不要，引进后也要求在双规之下（规定时间、规定国际刊物名单）发表英文论文。因此，代表作也必然是以刊评文、以基金评文，代表作制度形同虚设。一旦信奉世界大学和学科排名，强调发表英文论文就成为必然，“从根源上看，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主要受制于‘权威期刊引文数据库’的评价机制，即各类国际引文索引的编制权。谁拥有这种编制权，谁就有权力界定何为权威期刊和决定哪些期刊为权威期刊。这是最高层的国际学术话语权”。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例，SSCI和A&HCI是国际广泛认可的两大学术引文数据库，但是我国被收录的学术期刊不足1%。目前ESI在我国非常盛行，它是由美国科技信息所（ISI）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的分析评价工具，其特点是根据论文数量、引用率、刊物等级来确定科研机构绩效。它每两个月就发布一次，媒体推波助澜，形成持续不断的大学和学科排名热潮。其他大学排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也非常看重SCI论文，因此英文发表优先已成为国内高端大学的共识。由此产生两个问题：①即使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水平高，却无法让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学生方便读到，无法实现知识溢出，这也造成优秀稿源流失。②更糟糕的是对于国内作者，国外期刊是有选择的，迎合其议题者优先，其中不乏“精致的平庸”之作，而挑战国际权威的原创成果往往并不受欢迎。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的成果被名刊拒稿而发表在或直接发表在普通刊物上的例子也很多。
用ESI和基于SCI、SSCI等国际刊物发表论文进行学科排名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只能大致衡量学科的平均水平而不能衡量学科水平，学科水平是由学术带头人等拔尖人才的前沿水平决定的，正如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硅谷之父弗里德里克•特曼指出的“一所大学的学术声望，要看它是否有一批学术水平很高但人数不多的学术尖子，而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普遍较高，但没有拔尖人才”。世界顶尖大学的学科平均水平与前沿水平都很高、两者基本一致，掩盖了ESI等的缺陷，造成ESI等排名合理的假象。当这种基于国际刊物论文和引用率来评价平均水平较高但缺乏拔尖人才的学科时其缺陷才暴露出来。例如，2017年10月，USNews公布了最新全球高校计算机专业排名，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排名全球第一，MIT第四、斯坦福第六、加州伯克利第八。美国计算机研究协会（CRA）在官网上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指出该排名不合理，并请求计算机学科的人忽视这份排名。学科的真实水平是由该学科的拔尖人才决定的，图灵奖可以很好体现出计算机领域拔尖人才的分布。据维基官网进行统计，1966—2018年历届图灵奖获得者共计67位，按图灵奖得主（含校友、教职工以及研究人员）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大学是斯坦福（27位）、MIT（25位）、加州伯克利分校（25位）、哈佛（14位）、普林斯顿（13位）、卡耐基梅隆（12位）、纽约大学（7位）、加州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密歇根大学、牛津大学均为6位，而清华大学目前仅有1位。可见单纯根据SCI期刊论文数及引用数的学科排名是不合理的，即使是按顶级学术会议的论文数量进行排名也是不准确的。ESI在社科领域排名也不合理，例如享誉国际学界的加州学派或称尔湾学派是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导，2018年3月ESI社会科学总论排名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仅排名137，而在社科界乏善可陈的加拿大渥太华医学研究院（Ottawa Hospital Research Institute）排名却在109（数据来源是Web of Science，ESI）。
学术研究的质量和高度是无法用论文数量和引用率来衡量的，2002年美国《科学》杂志总编唐纳德•肯尼迪指出：“《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些优秀论文很少被引用，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论文却被广泛引用。”Gajendra Pal Singh Raghava指出：高被引不能等同于高质量，因为包括诺奖在内的大多数奖项都不是基于论文的引用。例如，Oliver Howe Lowry的论文是历史上最高被引论文，但他未获得诺贝尔奖。相反，一些低引用指数科学家如Curl，R.F（h指数仅为52），却获得了诺奖；大多数综述论文比原创论文的引用率高等。当前一些刊物鼓励科学家发表高被引论文，并为此提供建议。但这样也有缺陷，如使研究主题受限，激励不当行为，损害创新。因此用ESI进行大学和学科排名是错误的，用提升ESI排名来提升大学与学科的水平更是舍本求末。
4 误区四：把“较好人才”标准误认为是“拔尖人才”标准
我国高层次人才计划效果显著，但也存在不足：入选者水平参差不齐、数量过多，不少有识之士痛批“人才帽子满天飞，助长学术泡沫”“教授身价飙涨，学术水平却未见长！”。主因是人才标准错位：误将“较好”当作“拔尖”。人才可分为合格、较好、优秀、杰出四等，优秀与杰出属于拔尖人才，可任学术带头人。“较好”标准是“以学历评人”“以刊评文”，但这不是“拔尖”的标准，就像顶尖大学的博士可保证其“较好”，是否“拔尖”则需看其代表作。甄选方式也是看学历履历、“数数”（数论文及刊物等级、引用率、基金、头衔等），而以解决难题、做出突破和原创为己任的拔尖人才往往不符合这些条件，他们潜心研究，多年磨一剑，原创论文也未必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大学和学科排名也是靠“数数”，结果形成“数数循环”，入选者和引人单位各得其所，但对学术无益。“数数循环陷阱”正在使我国深陷学术平庸的困境。
5 误区五：西方学术高度发达，远高于我国，所以学习、引进、追随理所当然
最后这一误区也是最核心的误区，因为从目前看，西方学术（包括科学技术与人文社科）高度发达，水平远高于我国，上述种种误区的基础就是这样的认识。的确自从近代科学诞生至今，西方科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当代科学技术也就是西方科学技术。但是科学技术是发展变化的，以往繁荣强大，未必继续繁荣强大。原子弹爆炸之后，西方科学的先天缺陷日益凸显，自毁因素不断增长积累。笔者研究科技巨风险20年，提出“致毁知识”概念，以其增长、扩散、应用、禁止、治理为研究对象，通过提出和解决一组问题“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能否有选择地生产知识？”“在发展科技创新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创新——致毁创新——的出现？能否有选择地进行创新？”其前提是“尖端科技知识正负效应不可抵消、科技知识增长不可逆、知识与应用具有连锁效应”，从而揭示出当代科学与生俱来的在观念（科学无禁区）、机制（没有关于科学发展与应用正确与否的纠错机制）、体制（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科学与资本捆绑，眼前利益优先）和管理（奖惩极不对称）方面的内在重大缺陷。把科技发展将发生毁灭性灾难甚至毁灭人类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进行了较精确的表述和充分的肯定性论证。以此表明西方科学因内在重大缺陷与快速发展已无法阻止、无力化解其内生的自毁因素的增长，已经深陷危机。科技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科技危机引发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如果我国率先发动这场科技革命以应对科技危机，创建可持续创新的新科学与新技术，必将引领世界科技和社会的可持续创新与发展。鉴于这样的发现和认识，必须坚定破除西方学术中心论和学术英语霸权，充满自信地与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平等交流、公平竞争、互惠合作。
6 提升原创能力和学术国际话语权从创建客观评价体系开始
中文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性在于拥有自己国家的知识体系，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尤为突出。可以说没有中文学术话语权，就没有国际话语权，正如郑永年指出的“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突破学术西方中心论和学术英语霸权的可行方案就是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借鉴国际专利体系，笔者提出建设国际学术优先权及突破点数据库，建立主题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盘点比较与推荐，提出“互联网+代表作”的开放评价方式，减少对传统的“英文刊物发表—国际同行承认”模式的依赖。遵循中国科协发学字〔2015〕83号文强调的要从看重所发表论文的期刊国别、影响因子和期刊等级向看重论文本身的创新性和社会价值转变，要大力支持我国各类公共资金资助的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在我国中英文科技期刊上发表，便于国内学术界第一时间获取和利用。要求论文的创新点和突破点用英文录入国际学术优先权及突破点数据库，录入主题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让全世界的研究者在作文献回顾时可方便地读到该主题下的中国学者的创见，由于该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收录了该主题世界上几乎所有创见，为研究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让他们不能忽视已有的创见，就像申请专利要求申请人阅读同类专利一样。这样一旦能够提出新观点等创见，无论发表在何种刊物上，都能够进入优先权数据库和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为全世界学者所知晓，这种客观的方式比主观引用有效得多，而且创见足够重要，其他学者就无法绕过。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流学科，有一流学者之谓也。因此大学与学科排名应以拥有拔尖人才数量为核心指标。拔尖人才应通过网上公开展示突破性成果及突破点四要素来显示其前沿地位，而不是用各种头衔。笔者提出的“互联网+代表作”制度可以让突破性成果得到及时承认。“互联网+代表作”包括四点：①拔尖人才在网上规范展示其代表作，代表作应是突破性成果；②突破性成果的核心是突破点，突破点用突破点四要素来规范体现，突破性贡献用一句话来概括；③接受开放式评价，由同行专家、评价专家及相关专家组成评议组对网上展示的突破性成果及突破点四要素进行确认，同行专家挑颠覆性错误，查新、定级等由评价专家完成，同时接受网友质疑；④突破点进入科学前沿图谱，直观显示其前沿定位及其来龙去脉，推送到文献综述之中并置顶，供盘点比较。突破点四要素包括①突破什么（学术定论/主流共识/思维定式/研究范式/现行做法/权宜之计/学术僵局等。突破其中之一或几个）；②怎么突破的（通过提出和解决什么问题实现突破的？突破的思路）；③突破的创见和结论；④突破所开辟的新研究领域。突破点难以假冒，就像勉强做高难动作易露破绽一样。只要网上规范展示突破点四要素，可立竿见影甄别拔尖人才。这种通过公开实现公平公正、高效合理的客观评价方式，使得我国学者不再依赖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成果，也同样进入国际学术优先权及突破点数据库，同样进入基本参考文献数据库，与全世界同题研究者同场竞技，公平竞争，通过盘点比较而得到及时承认。这种“优先权—盘点比较—推荐入围”的方式比传统同行承认方式高效合理。一旦AI解决了翻译问题，人人都可以使用母语自由表达和讨论，开辟出各国学者平等交流、公平竞争的新局面。
7 结语：中国学者的双重使命
综上所述，本文剖析了我国学术国际化中存在的五大认识误区，这是提升我国原创能力和学术国际话语权所必须破除的思想障碍。笔者揭示出当代科学（也就是西方科学）与生俱来的内在重大缺陷及其正在深陷科技危机。从而明确了我国学术界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与中文话语权面临的双重使命：既要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用以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指导中国的发展；又要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率先发动科技革命，引领世界与社会的可持续创新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