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梁旭艳：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摘 要】知识跨年：折射出知识型社会已到来当今社会正在从信息社会迈向全民知识社会。之前的知识社会建立在垄断和特权的基础上，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全民知识社会超越知识精英化的观念，在确保全民参与的前提下，让大众都能获得知识。不仅如此，知识社会还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和学习的重要性。伴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日新月异，不仅充斥着海量的信息需要人们去粗取精。
【关键词】知识社会；新物种；付费；知识型社会；信息社会；知识掌握；全民参与；科技发展
知识跨年：折射出知识型社会已到来
当今社会正在从信息社会迈向全民知识社会。之前的知识社会建立在垄断和特权的基础上，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全民知识社会超越知识精英化的观念。在确保全民参与的前提下，让大众都能获得知识。不仅如此，知识社会还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和学习的重要性。伴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日新月异，不仅充斥着海量的信息需要人们去粗取精，而且知识的更新换代节秦加速，也需要人们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与学习为伴。在知识社会“不进则退的环境中，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知识焦虑症”或“知识危机症”，都希望通过知识的获取不断更新自己，提升自己，不被社会所淘汰。
知识跨年的背后。正是知识社会到来的大背景，人们对知识的重视。201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台问卷网，对2001人进行调查，调查显示，73.9%的受访者会为了获得某一问题的答案而去付费。2016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年”，在行、知乎、分答、喜马拉雅，果壳、36氪等纷纷探索各种知识付费的形式，开启“知识付费”的大门。虽然“知识付费”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一直存在，但是在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的催化下，“知识付费”的内涵产生了变化。“产业集中向技术密集和智力密集型转化，以无形资产形态存在的知识资本，在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于是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知识消费模式。”这种“知识”与之前的知识不一样，更多体现为一种知识服务或产品。因此，知识付费。付费的并不是知识，知识本身不需要花钱，在百度、谷歌上可免费获得，付费的是知识产品和服务。“知识付费并不是做内容，而是在做产品，简单的内容不需要对用户体验负责，但产品是要为消费者体验负责的，要考虑达到可交付的体验。”而这种可交付的体验就要求不仅把原本枯燥难懂的知识吃透，还要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让用户明白，激发用户的兴趣。目前的知识付费大多还属于粉丝经济，无论是各大知识平台的大V还是跨年演讲的大V，有意思的是跨年演讲中的大V基本都是各大知识平台的大V，如罗振宇、马东、吴晓彼、高晓松等，足以证明粉丝经济的力量。
虽然目前知识付费在很多方面还有待成熟完善。但应该看到，这种知识而非娱乐的导向是一个良好的开始。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显然是值得大力提倡的社会导向。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预言，以电视为媒介的文化因其娱乐化、庸俗化、碎片化会逐渐失去生命力。知识跨年形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度娱乐化的消解，也是知识付费新时代出现的新形式、新气象。
知识跨年：直击中产阶级的消费痛点
知识付费时代对知识的重视，人们对知识付费的意愿是知识跨年形式出现的大背景。除此之外。一种消费形式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一定是消费者某种痛点的把握。知识跨年形式的出现正是击中了消费者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痛点。中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消费的升级或者消费模式的转化，已经由物质财富的需求，转向更多的精神消费。特别在互联网环境下，被海量的鱼龙混杂的信息所包围产生的不知所措，对知识的学习跟不上知识快速迭代产生的焦虑，对未来的迷茫，担心随时随地被时代抛弃的不安以及找不到存在感与归属感的失落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知识焦虑症”或“信息焦虑综合症”。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言，“在一个充斥着焦虑和失控的时代，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把控‘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变动不居的世界的‘知识抓手’”。这些焦虑需要知识的引导，知识的慰籍，须从知识中寻找答案，从知识中找导归属。这种迷茫焦虑感越强，对知识这根救命稻草的需求就越强烈，也就成就了大量的知识网红如罗振宇、吴晓波等。知识消费正是击中了中产人士迷茫焦虑这样一个“痛点”。“充电需求变得如饥似渴、无时无刻，知识传授者的个人光环更加突出，而付费反倒变得微不足道，成了‘自我阶层’的一种仪式感证明。”因而，“付费”行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象征念义上的。付费本身代表了一种门槛，因为所获得的知识是独家的。这里的“知识”也是有闲阶层财力、文化、身份、地位的一种表现，如美国经济学家几勃伦所言“高深学养是财力文化的一种表现”。特别是在大城市中，很多人拥有体面的工作、光鲜的学历、得当的谈吐。在这群人中无论是对知识付费还是通过对知识的侃侃而谈，都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增加归属感和存在感，原来攀比钱财，现在攀比知识，比如经济领域的中产人士需“每天听见吴晓波”，还得订阅“李翔商业内参”。这样才能增加你的社交优势，并且围绕这些知识领袖还能寻找到存在感和归属感。
把人们对子知识的褐求，对知识领袖的追捧延续开来，在跨年夜这一新旧交替的特殊时刻，人们更希望对过去的一年进行一下自我梳理，对即将到来的一年进行展望，制定目标和行动计划。如果这一刻有自己一直追随的知识领袖的演讲，那当仁不让会选择观看他们的节目。罗振宇从2016年就携手深圳卫视开知识跨年的先河，演讲的题目为《时间的朋友》。2017年，深圳卫视继续携乎罗振宇进行知识跨午，以“中国式机会”命题开启整场演讲，话题直指与这一时代息息相关的每个人，好评如潮。除了单纯以知识跨年的形式之外，浙江卫视提出“狂欢+思想”双引擎，娱乐之外再加以思想的提升和洗礼。浙江卫视于2017年12月30日提前营造跨年气氛，举行跨年晚会。于12月31日跨年夜推出“浙江卫视2018思想跨年”，邀住青马东、高晓松、吴晓波、张召忠等这些知识领袖参与演讲。虽然知识跨年还未成燎原之势，但许多卫视都已出现了星星之火，央视的“长知识”、四川卫视的“非遗”以及北京卫视传递的冬奥知识，都展现了狂欢背后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总之，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加，经济消费力的不断提升，人们的消费逐渐由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再者，互联网时代知识迭代的加快，人们的知识焦虑不断增强。在跨年夜这一辞旧迎新的特殊时刻，人们更希望有一场思想或知识的盛宴，对过去一年进行总结，对未来的趋势进行预测，这样的跨年才是有意义的跨年，才是真正值得拥有的跨年方式。
知识跨年：媒体的优化选择
从媒体的角度讲，选择知识跨年有如下三个主要原困。首先，选择知识跨年是积极适应知识型社会的发展以及消费者对知识的需求；其次，选择知识跨年是媒体响应广电总局下发的“节俭办晚会及限办晚会”的号召。既然限办晚会，那么采取差异化的方式跨年便在情理之中，如浙江卫视和深圳卫视都采用知识跨年的方式。再次，选择知识跨年相较娱乐跨年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不用访那么多的明星大腕，也无需多高科技多炫酷的舞台效果，寥寥数人甚至一人就可以完成。
知识跨年是社会的映射，是新型知识社会对知识的重视，是中产阶级对知识焦虑的一种缓解，更是媒体适应时代发展的长远策略。可以预见，未来，知识跨年也许会是跨年的主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