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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强则产品强,一位出版社社长的自我修养

2018-10-19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 王文斌
  编者按:机械工业出版社(简称“机工社”)原社长王文斌今年荣休,他曾任该社社长长达18年。作为一位出版“老炮儿”,王文斌结合自身经验,表达了对出版内容、好书评判标准等出版核心问题的思考,更从管理分权集权、书业未来发展等宏观角度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

  图书作为精神产品如何多做、快做?什么样的图书算是“好书”,出版社又该如何做出更多“好书”?出版社高层管理到底该分权还是集权?书业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内容创造与内容创作的合与分

  2000年,我初到机工社任社长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带领机工社做大做强。经过对世界名社发展历程的分析,我发现凡是强社必先是大社,即“要做强先要做大”。再看国内市场,无论是畅销书还是教材教辅,真正占领市场的只有细分产品,这就意味着“要做大,首先要做多”,即在特定的领域内,通过多做、快做产品而抢先做大,才有做强的可能。

  进入出版业后我学到的第一个知识是——图书是精神产品,图书出版是精神生产过程。从上述分析来看,精神产品、精神生产该如何多做、快做?当时社里每年下放给每位编辑几个书号,“多做、快做”似乎很难实现。此外,通过市场调研后,我又发现同类图书品种竞争激烈,如何能在书号少的情况下实现“高产”?这一切使我产生了研究“图书是精神产品、图书出版是精神生产”的念头。

  图书是精神产品不假,图书出版是精神生产似乎也无可厚非,可图书出版的众多环节是否等同于精神生产过程?答案是否定的,合格的精神内容生产过程是非常复杂又耗时的。曾经看到过一篇新闻,介绍某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获奖,并详细报导了这位作家深入生活、闭门写作的经历。我由此联想到:科技图书作者要创作一本书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他会为写一本书而去实验室花时间创造科技成果吗?显然不是,正常的逻辑是在写作之前,科研成果早已创造完成了。至此,我找到了图书能不能多做、快做的答案:图书的内容生产确属精神生产范畴,但图书的内容生产又分为内容创造和内容创作两个阶段,内容创造是复杂而耗时的,内容创作只是已有内容的图文组织而已。文学作品的内容创造与创作是合而为一的,很难多做、快做,但其它一般知识性图书的内容创造与创作都是分离的,这类分离型图书是可以多做、快做的。

  于是,我决心把“多产品发展”作为机工社的发展战略,最终也收获了良好效果。知识只有经过传播才能转变成生产力,知识传播得越广泛、越迅速,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强。当前,我国经济科技创新发展对知识的需求日益迫切,图书作为知识传播的主渠道,只有多出、快出有需求的产品,不断提高服务的广泛性和及时性,才能真正发挥好服务实践、引领实践的先锋作用。

  出好书的难与不难

  多出好书是出版价值的集中体现,因为这决定着出版社的发展质量,更关乎着出版的社会价值。多出好书是出版机构永恒的话题、永恒的追求,也是出版人永恒的责任。到机工社工作后,如何多出好书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必须学习和思考的大事。

  要多出好书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好书”。有人说能传承的书是好书,有人说畅销的书是好书,也有人说实用性强的书是好书。如果这些书都体现了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那这些看法当然都是对的。但让我困惑的是,能传承、能畅销的书是好,可这些书都是“皇冠上的明珠”,可遇而不可求,出版社每年能出几本?而实用性强又是一个不可度量的概念,没有哪位编辑会认为自己策划的书实用性不强。很显然,用这些标准指导整个出版工作是不接地气的。

  为了弄清到底什么书是“好书”,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也请教了很多专家和资深编辑,但一直没有找到有共识的答案。人们的正确认识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经过一些实践后,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对于全面履行出版社传播知识的使命来讲,出版一大批有需求、有价值、有质量、有效益的书才是最重要的。同时,我也发现,能传承、能畅销的书既是稀缺的,也是无明确规律可循的,只要不断提高整体出版水平,即使不能保证每年都有能传承的书,但出几本畅销书还是水急浪高、自然而然的事情。

  由此,我对什么是“好书”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将其用以指导机工社的工作也收到了良好的回报:在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对于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出版社,好书的标准可能不尽相同;就书论书与出版社履行使命论书,好书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对于我所在的传播一般知识的大中型出版社来讲,能够体现出版社价值和发展质量的好书应该是一大批准确服务知识需求、具有必要经济效益的图书,以此履行自身的出版使命。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书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1994年以前,大多数出版社主要依托专有领域、专有资源出版图书,出好书相对要容易一些,不少出版社都有汽车等在门口运送图书的经历。1994年以后,市场经济很快改变了图书出版业态,发展提速、竞争激化,需求逐步稀缺,出好书也变得日益艰难。各出版机构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多出好书,不断丰富产品形态,先后发展了电子产品、书网结合产品、平面表达与音视频表达相结合的产品,并不断强化了策划能力、渠道能力、营销能力、运营能力等等。

  虽然出版机构都很努力,但是效果却不尽相同,有的收益显著,有的收益却并不明显,原因何在?我查阅了1994 - 2005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后发现,在各出版机构丰富产品形态和改进业务技能的同时,出版机构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队形从出发时的“横队”变成了奔跑中的“纵队”;二是奔跑在前面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好书越来越多。这可能就是“效果不尽相同”的原因,也可能是我们探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多出好书的真正奥秘所在:企业强,产品才能强。

  有了这个认识,机工社很快把多出好书的重心放在了全面增强企业实力这个大局上。幸运的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机工社终于跑进了“第一方阵”。对于如何增强企业实力,机工社有三点体会:一是加快转变经营机制,把企业真正培育成能在市场风浪中搏击前进的主体,机制领先企业才能领先。二是树立“批量出版”“出好书”的理念,不刻意去打造几本“叫得响”的好书,集中精力实现大多数图书有价值、有效益,整体强胜过局部强,理念领先企业才能领先。三是组建微型集体经营组织,改变出版机构一线业务依托员工个体运作的模式,集聚优势、形成合力、共享资源、协同工作,在需求多变、竞争加剧的复杂业态下,进一步提高对市场的反应能力,组织力领先企业才能领先,才可能不断出好书,出更多的好书。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客观上而言多出好书也许会越来越难,但出版机构的主观追求也会越来越强烈。用唯物辩证法去看,难与不难的演进,既取决于客观的变化,更取决于主观上的持之以恒。

  企业管理的分权与集权

  企业实行分权管理还是集权管理,既与经济体制有关,也与企业自身发展的情况有关。我国出版企业一直以集权管理为主,其主要特征是“两支笔、一盘棋”,即社长一支笔批人、财、物,总编一支笔批选题,社领导班子统一管理全社的经营管理活动。我2000年到机工社工作时,基本管理方式也是如此。

  由于多产品发展战略的导入,机工社发展速度很快,但管理集权难以应对市场快速反应的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分权管理已是刻不容缓。社内对于管理方式的看法不一,分歧的焦点是“文化企业能不能实行分权管理”“实行分权管理会不会乱”。

  争论的结果是我来解决问题,虽然我曾长期在工业战线工作,对工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革比较熟悉,但涉及到文化企业心里也是没底的。一提到文化,人们往往想到传统、文明、意识形态这样的概念,文化企业传统的管理方式是否能被创新?若不改变,刚刚有些起色的发展势头可能难以持续。绕不开的问题,我决心去搞明白。

  最终,我国知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看法启发了我。老先生在谈到出版事业的性质时指出,出版是工业、商业、教育三者兼而有之的事业,排版、印刷、装订是工业,发行销售是商业,书稿写作和编辑是教育事业。老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一是揭示了出版的工业和商业属性,工业和商业自然是可以实行分权管理的;二是提供了通过“细分”探究复杂事物属性的思想方法。

  沿着老先生“细分”事物研究其属性的思路再去细分书稿写作和编辑的属性,我发现,因笔者所在的出版社是科技出版社,书稿写作和编辑只涉及科技内容,属于科技教育和科技事业,而科技事业也是可以实行分权管理的,能不能实行分权管理的问题迎刃而解。紧接着,我带领团队到中国台湾详细考察了一个当时已具有70多年历史的老牌出版公司,得出另一个结论:只要处理好分权与集权的关系,企业运行能够做到条不紊。到此,社内很快达成了思想统一,实行分权管理也就顺理成章地进行。

  2003年,机工社实施了第一次分权,塑造了第二级经营主体;2014年实施了第二次分权,塑造了第三级经营主体。两次分权都达到了“活而有序”的效果,从而有力支撑了出版社多产品发展战略和做大做强目标。两次都是以分权为主线进行,但两次分权的成功又得益于对分权与集权关系的综合运用。比如,机工社下放产品经营权,但又加强了印制、销售和书稿质量的集中统一管理,保证了品牌和规模效益;比如,在下放资金使用权的同时,加强了预算管理和支付管理,保证了对资金运用的指导和监控;比如,下放用人权的同时,加强了对用人标准和用人制度的规范,保证了用人的质量和透明度;再比如,分设第三级经营组织的同时,把其打造成微型的集体经营组织,保证了第三级经营组织能够集中优势增强竞争能力。

  在需求多变、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出版企业实行分权管理是增强活力的不二选择,同时,在实施分权管理过程中处理好分权与集权的关系至关重要。此外,社领导班子的决心和员工的奉献也不可或缺,没有这一保障,再好的设想也只能是空想。

  图书出版的未来何在?

  2010年以来,随着互联网、智能终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浅阅读、音视频阅读、知识服务及自出版、网络出版一时成为时尚。洋人推崇、大师鼓噪,大有炸平“书山”之势,图书真的会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吹散吗?出版界的朋友们虽然嘴上不说,但不少人心里对未来充满着不安。我当然也是如此。

  很显然,时间的稀缺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互联网的发展又把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简单,这似乎都在暗示着深阅读有可能成为昨日黄花,作为深阅读的主要资源,人们对图书未来价值的疑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图书未来的前途关系着书业的根本发展,如何通过深入客观地研究以正本清源?

  认识事物的正确方法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图书是深阅读资源,阅读图书比较耗时也是事实,但图书又是人们学习知识最适宜的知识组织方式,图书提供的知识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循序渐进、讲究体系科学,最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是其他任何知识组织方式都不可替代的系统性学习方式。毋庸置疑的是,人类越需要学习知识,图书就越有前途,人类的文明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规律。

  当然,事物发展总是在需要和满足需要之间寻求平衡,人们需要系统学习知识,但又没有充足的时间,就必然会推动出版人在节省读书时间方面改进。节省读书时间实际上是节省找书和阅读两个时段的时间,于是电子书的发展就势在必然了。不过由于商业安全及习惯偏好等原因,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纸书与电子书仍将会相辅相成、携手发展。

  纸书、电子书都是图书,只要图书未来有前途,不管纸书和电子书之间的结构如何变化,图书出版业都有前途,至于具体到某个出版企业,那就要看竞争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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