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创刊于1954年的《文学遗产》在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发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举行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与会者认为，作为全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学术刊物，《文学遗产》不仅可以折射出古代文学研究在回归经典、回归传统中取得的成就，也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
研究者多且视野开阔
在改革之初走上学术道路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认为，在一代又一代轮替中，古代文学研究界正呈现出人数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活跃、视野越来越开阔的态势。“我注意到30岁以上的年轻学者冲劲十足，第二代学者中的某些领军人物在自觉地关注和引导着第三代学者的发展。此外，有更多的国内学者走向海外，更多的海外学者被请进国门，更多的海外著作被翻译过来，加上年轻学者阅读外文越来越容易，古代文学研究已由单向学习变成了双向交流。”
让葛晓音体会深刻的还有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范围的扩大。她说，改革开放后，那些曾被忽略的领域开始受到关注，比如大量的中小作家得到初步研究、很多以前评价不足乃至偏颇的研究对象得到纠偏、相关的文献资料得到大规模的整理，还有别集注释、总集编纂、版本研究、文献辑佚的成果空前丰富，各类文学作品也从题材、文体、审美等不同角度得到细致的研究，像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先秦、汉魏、南北朝和宋代文学研究就是个例证。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鹏、刘宁表示赞同。刘宁认为，古代文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的日趋多元和成熟，都促使我国初步形成古代文学研究理论思考体系。陶文鹏则以吴世昌在红学、词学、诗学、经学、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作出的独特贡献为例分析认为，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者在学术创新、古今贯通、古代文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打破误区恢复学科地位
事实上，近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界还有个共识，那就是在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此前存在的许多误区被打破，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地位得以恢复。
国家图书馆教授詹福瑞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到了真正科学意义的研究，不仅厘清了何为宣传、何为表态、何为研究的界限，而且形成了政治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制度规矩，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宽松和开放，并确立了以学术为中心的多元评价机制。
同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也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确立，与近代文化转型、现代学科建设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之初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也使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地位的确立得到了强化。
在开放中研究日趋成熟
如果对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特点加以总结，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左东岭认为用“成熟”二字可以表达。在他看来，有五方面可以佐证：其一，在研究目的的二重性上，古代文学研究既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文化重建的时代使命。其二，学术规范体系逐渐完善。其三，研究格局日趋均衡与立体化。其四，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圆融自觉。其五，中外学术交流的均衡与成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更是认为，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回归。这种回归，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所认为，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在经典中寻找方向、汲取力量、积累经验，从而实现超越。
引人关注的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对现代科技应用于学术研究颇为关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石认为，2005年《文学遗产》发表的李铎、王毅谈文献电子检索的文章，2015年发表的郑永晓谈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表现出传媒对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引导作用。
“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思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参与当代文学进程的应尽义务。我相信，具有当代意识的、以功能意义为主导的发现性研究，一定是下一个40年我们的努力方向。”刘勇强强调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