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抛弃旧传统重建新格局，是各行业的普遍情形，出版也不例外。本文通过相关出版史料的梳理与统计，还原民国时期如何随着与域外出版接触的增多，通过了解、借鉴域外的出版活动，不断地在反观和修正自我，由此管窥当时人们与世界接触时的复杂动机与心态。
【关键词】域外出版；民国书业；借鉴；自省
清末海关开通后，新鲜的物质、技术、制度、知识日益涌入，对社会各行业的重塑或新建均有深远影响，域外经验甚至成为人们重要的衡量标准与行动依据。
民国时期，人们观望域外的出版业，一方面是将其作为参考坐标，重新寻找在国际上的位置；另一方面是将其作为学习对象，借鉴经验应对现代出版业确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前者体现了一个身处内忧外患中的民族寻求强大和认同的内在焦虑：后者则具有社会转型时期的鲜明烙印，旧的框架被打破，新的制度与规则有待建立，因此不得不向外寻找行事的逻辑支持。
本文梳理全国报刊数据库中近代期刊上与域外出版业相关的记述，整合《大公报》中相关报道、评论文章等，从时间分布、对象分布、内容分布三个维度描绘出民国时期人们观看、再现域外出版业的行为图景。
1 时间之分布
笔者共进行两次样本搜集。第一次选取内涵范围最大的“出版”“书业”“印刷”等进行文献检索，并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德国、苏俄（俄国、苏联）分别组合做二次检索。第二次重点浏览《出版界》《出版通讯》《出版消息》《出版月刊》《读书与出版》《出版周刊》《同舟》《图书展望》《现代出版界》《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中国出版月刊》《中国新书月刊》共12种出版行业期刊中相关内容，剔除重复部分（如不同刊物的转载等），共得819篇有效样本材料。样本时间横跨20世纪前50年。如果将每十年划为一个时间区间，则文献的时间分布以及数量增减趋势大体如图1所示。
图1 1901-1949年关于国外出版的相关文献时间分布图
有关国外出版的文字报道，最早出现在1903年《大陆报》的《外国纪事》栏目，在介绍美国图书出版数量增加的情况后，编者发了一番议论：“支那非所称开化最早之古国乎？其新著之书，年有若干，虽尚无从深知，然以拟之最后发现之美洲，恐不膏梯米之于太仓、一毛之于九牛也。此亦可为支那人之深耻者矣。”此后关于海外出版的文章，数目逐渐增多。总体看，20世纪头20年，对域外出版业的关注仍在蓄势，1920年代以后小幅度跃升，至1930年代攀至顶峰，最后十年则略有下降。
这种波动变化与国内出版业自身的发展轨迹，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清末至民初，舶来的印刷技术推动了现代出版业的萌芽，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发展壮大，并逐渐主导阅读世界。1920年之后，出版业进入了“新书业”大发展时代，上海棋盘街四马路上兴起的大大小小书店，至1930年超过了150家。出版业的兴盛，尤其是各色刊物的创刊发行，为人们讨论出版、印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等话题，创造了更多的公共话语空间，因此介绍、评论域外出版业的文章，也得以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
2 对象之分布
域外诸国中，以日本、美国、英国、德国、俄国（苏联）、法国的出版情况最受国人青睐，意大利、丹麦、瑞典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偶有提及。见图2。
图2 1901-1949年关于国外出版相关文献国家分布情况
当时的人们常将出版与文化挂钩，将西方各国的强盛，归因于出版事业的繁荣，因为出版的发达足以表明一国文明之进展、民众思想观念之变迁，在此基础上国家实力得以提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用域外的“先进”“文明”映照国内出版业的“落后”“尴尬”，寻找出版业改革的正当性，进而为国家强大献策。德国是现代印刷术的滥觞，日本及英美则在出版物数量和种类上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所以这些国家能够成为注意力分配的优先级，比较而言，法国、丹麦获得的关注相对有限。
除去主观上对区域国家有意识挑选外，相关国家出版材料获取的难易程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读书月刊》上曾有抱怨：“意大利出版界底情形我们向来不很知道，因为它本国就很少这一类的统计。直到最近，弗洛伦萨底才发表了一点有趣味的统计。”英国、日本等在这方面则完备许多，王云五在重庆出版事业同业工会演讲中提到“当我要离开英国之前，于一月八日请英国情报部给我英国出版界数字，一月十日晨送来一张数字表，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之出版数字，均有详细列载，使我钦佩不已。”
随着各国出版事业发展的起落和我国国内情势的变动，对各国的关注也在变化之中。见图3。
图3 1901-1949年各国出版业文献数量变动情况
分而述之，法国始终处于注意力的边缘；对英国、日本的关注与前文所述的整体变动情况在大方向上趋同，即以1930年代作为增减的分水岭；对德国的关注则在1940年代骤降，这与该时期纳粹的管控、压制导致德国出版业几乎陷入“死地”不无关系；介绍讨论美国出版业的文章数量则与德国截然相反，在1940年代依然保持增长，并与当时对苏联的关注旗鼓相当。
1930年代美、英、德等国家经济危机，图书生产有所停滞；苏联此时却采取“新的”出版体制，由国家主导文化建设，扫除文盲，成立国家出版局，拟定出版计划等，这让它在革命后的十五年内共出版了376000种书。即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的书籍出版，在数量上超过了德国，跃居世界之首，这种一枝独秀的“突进”势头自然引起国人的注目。
3 内容之分布
对国外出版业的介绍大致以三种形式进行：行业短讯、行业探讨、行业数据。见图4。
图4 各类型文章的数量分布
业短讯包括新出版物、畅销书籍介绍，创作零讯，文艺风向变化等，以“新闻”形式出现在国内报刊上。《大公报》作为国内大型的综合性报纸，就设立了“海外文坛杂讯”“海外文潮”“翻译特刊”“出版界”“文化圈”“出版消息”“书评”“刊物介绍”“读物介绍”“综合书汇”“人与书”等专栏，用以刊载相关内容。《出版周刊》《出版界》《出版消息》《读书与出版》《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等行业刊物上的出版消息更为常见。这类消息篇幅短小，信息密度大，富有新鲜感，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
行业探讨是指分析出版业运行的文章，涉及最多的四大主题是出版法律、出版制度、出版经营和出版技术。见图5。
图5 文章数量前四的内容主题
人们学习、模仿、讨论外国情况，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杂糅成一套对于出版法、著作权法等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另外，对出版自由展开论争与辨析的文章也相当多，尤其是抗战时期严苛的审查制度，促使人们在关注审查现实之外，进一步探讨法律背后的伦理依据。出版制度是从相对宏观的层面对一个行业做的设计，这部分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对苏联出版体制的介绍上，涉及出版机构管理、分销方法、民族出版政策、出版计划，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乡村文化建设等。出版经营涉及出版物的编辑方法、定价、发行、推销、门店经营、读者服务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通常来自于《同舟》《同行月刊》等行业杂志上。对域外出版技术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印刷技术方面，各国新发明、新应用的技术一般都有及时介绍。
行业统计数据在样本中占的比重较大，又不好归并到任何一类中，故单列。它们与简短动态、行业分析相互补充，帮助时人建构对域外出版业完整清晰的印象。数据通常来自各国政府部门的报告、行业的年鉴等。通过统计数据，能够将各国出版行业的强弱一目了然地呈现。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域外同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出版业都不可避免地作为“对照组”而存在，有时显性列于图表中，有时隐性存在于作者的分析中。借助数字的对比，强调我国出版行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起到警示的作用。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横向的国家间的对比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某一国不同时间段出版行业数据的纵向比较，如苏联新经济政策前后的出版数据，德国二战前后的数据等，而且不再有明显的导向和意图，似乎一切都在数字的变动中不言自明。
4 结语
民国时期，人们怀揣着认识有别于自我的新鲜事物，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的动机观看域外出版业，并且以客观详实的统计数据为支撑骨架、以制度方法为肌理，以动态讯息为流动血液再现域外出版业的面貌。这一过程背后，隐含着时人对国内出版行业现实状况的洞见与期许：他们承认与出版业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也不掩饰与他国一较长短的“野心”。借镜与自省，正是用来弥合现实与期望之间缝隙的方式。
事实上，与世界建立联系，学习、互动、竞争，是人们“开眼看世界”后从闭塞蒙昧走向开化现代的本能，从这一角度看，民国时期的出版业与国际潮流的共振或许比我们想象得还要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