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新闻观与历史观一脉相通,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历史观亦然:秉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与人民主体。同时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事实层面讲究辩证唯物论而非机械唯物论;二是价值层面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从而有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与新闻观,如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如果说前者的认识论基础是阶级论,那么后者的认识论基础就是抽象人性论。离开唯物论为基础的阶级论,自然走向唯心论为基础的抽象人性论,人民史观新闻观也就自然为精英史观新闻观所替代,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失语""失踪""失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历史观；阶级论；人性论
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新闻观与历史观都息息相关，新闻观是“表”，历史观是“里”，故任何新闻观和历史观都得表里如一而不能表里不一。或者说新闻观是“毛”，历史观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没有历史观、新闻观就只剩徒有其表的“皮毛”。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家甘惜分曾在兰州大学新闻系，两度开讲“新闻学与历史学”。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哲学无非“照着讲”与“接着讲”，本文也算对甘惜分之说的“照着讲”与“接着讲”。
一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与历史观始终表里如一，无不秉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与人民主体。同样，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与历史观也同样一脉相通，就像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及其专业主义的新闻观，总不离唯心论、人性论、精英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借用张文木的简要概括，一者“以事说理”，一者“以理说事”。
改革开放初，建立学位制度时，针对新闻学授什么学位问题，甘惜分与王中各有自己的主张。甘惜分主张史学学位，王中主张法学学位。他们的想法貌似不同，实则如出一辙，都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路。授史学学位，是因为历史必须依据事实，没有事实，就没有历史，如同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即便历史叙事与新闻报道难免于选择，没有选择就无从谈论历史，也无从述说新闻，但选择的基础与前提必须是事实，就算“后现代”“后真相”也得以事实为基础与前提，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构成的总体事实，比如以下提问所针对的历史背景：“为什么唐太宗再开明也不可能签署中国的《自由宪章》，为什么拿破仑再强霸也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苏丹，为什么老子再睿智也不可能在竹简上创立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同，王中主张新闻学授法学学位，同样着眼于事实，在他看来，新闻与法律一样，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以其他任何东西，如想象为依据。
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与历史观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与历史观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认识层面讲究辩证唯物论而非机械唯物论，如联系的而非割裂的、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全面的而非片面的视角。对此，列宁精辟概括道：“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今天看来，八十年代新闻界在拨乱反正之际，为了强调微观真实而拒绝宏观真实，为了突出表象真实而批判本质真实，也可谓陷入另一种形而上学。时下一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新闻报道，以及新媒体更有甚者的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虽与逐利化、娱乐化、低俗化等西潮新潮息息相关，但形而上学的新闻观及其哲学认识论也难辞其咎。远离马克思的新闻学者与学子看问题、想问题，往往也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要说其三、其四等，同样体现着机械唯物论的简单化与片面化。习近平在2016年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谈到辩证唯物论的新闻观，无疑具有针对性：“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与历史观的第二个突出特征在于，价值层面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如前所述，历史与新闻都是选择的学问，没有选择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新闻，而任何选择说到底都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百余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揭示了两种史学，一是以帝王将相即精英为中心的“君史”，一是以黎民百姓即人民为中心的“民史”，从而也揭示了历史书写的两种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新闻观，自然选择人民而非精英作为历史的主体与主人，因而致力于人民当家做主而非精英当家做主的历史实践与社会愿景，包括“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以及毛泽东为《大公报》的题词“为人民服务”。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奋斗，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践与愿景，并非单纯源于想象中的美好愿望，如同古今中西各路圣贤一直向往的、描绘的、召唤的桃花源、理想国，而是以科学坚实的唯物史观为依据并磅礴于全球的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梦想。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两百年，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论与历史实践已从涓涓细流蔚为长江大河，波澜壮阔。这里结合现实简单谈一个问题，即数十年来不断边缘化、简单化、标签化，乃至妖魔化的阶级论。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现实问题时说道，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而弃置阶级论，当属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的一个表征。赵月枝的经历就是一例：“在我熟悉的西方批判学术界，诸如‘意识形态斗争’‘资本主义’‘阶级’这些词，现在都还常见。但是在国内的语境下，这些词汇却变得特别刺眼。比如我的一篇文章在某大学新闻学院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过程中，审稿的编辑一定要我把‘资本主义’改成‘市场经济’，‘阶级’改成‘阶层’。”
二
什么是阶级与阶级论？列宁曾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比如，白鹿原上的乡绅白嘉轩与长工鹿三就属于这个意义上的两个阶级，由于它们在帝制时代与宗法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支配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小小白鹿原，事虽虚构，理则实存，堪称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个样本与缩影。
关于阶级问题，除了列宁所论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本质，还包括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理论，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布尔迪厄的阶级趣味、福柯的话语政治等学术思想所揭示的精神状况。程巍的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2006），就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欧美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主导权之后，又如何在精神文化上战胜贵族阶级、工人阶级，最终夺取文化领导权，作出堪称典范的分析与阐述。这方面情形犹如大观园的文人雅集对刘姥姥的村妇野语，而《红楼梦》被毛泽东视为“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1973年5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还谈到：“读《红楼梦》，不读五遍，根本不要发言。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至于毛泽东读过近百遍并影响邓小平一生的唯一经典《共产党宣言》，开篇更是一句先声夺人的名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实，阶级论并非共产党的专利，亦非马克思的发明，而是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贡献，马克思1852年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广为人知：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弃置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则不仅“人民”“人民主体”“人民当家做主”等难免成为空洞无物的虚言浮词，“工人阶级”“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等也如没有所指的能指，而且无论汹涌一两百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庄严神圣场合必唱必奏《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还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及其价值理想，从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到习近平阐发的“两个百年”“三大飞跃”“两大革命”，都将同样变得恍兮惚兮，莫名其妙。因为，没有阶级，何来消灭一切阶级？不讲阶级论，鸦片战争以来的苦难辉煌革命史以及新闻史也无所谓“革命化范式”，包括“反帝反封建”的主线主题，而只能归之为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范式”——这正是当今“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波涌浪翻的思想源头。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论。事实上，无论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习近平2016年提出的“初心”，无不蕴含着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阶级政治与政治理想，也自然蕴含着阶级论。更何况，即使作为一种学术理论与方法，阶级论也因其深刻与独到而一向独树一帜，并受到不同学科与学者的青睐。王奇生就指出：“在西方学界，除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之外，还有其他的阶级分析理论，如韦伯主义、涂尔干主义、托克维尔主义以及布迪厄的阶级分析等……无论当下还是未来，阶级研究与阶级分析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不能因为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在中国一度有过混乱与荒谬，而影响今天对阶级进行严谨的学理探讨”。
当然，如今对阶级、阶级斗争及其历史可以有也应有与时俱进的理解，除了敌对阶级你死我活的搏杀，更涉及不同阶级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博弈，如教育、传播。赵月枝2014年谈道:“当下，媒体表达权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实际分配非常不平等，不同社会个体的表达能力也极不平衡；媒体机构本身已被商业化，并在此过程中催生了既得利益群体，而新的资本拥有阶层也已形成。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非党政机关的权力保持警觉，包括资本拥有者和媒体管理者的权力。”十九大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十九大闭幕不久，韩少功在一篇《“阶级”长成了啥模样？》的文章中，针对当代世界错综复杂的阶级问题作了细致分析，于此可见一斑：
把一些胼手胝足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企业家看成“资”方，倒把一些炒房获利千万的单干户看成“劳”方，这样说有哪里感觉不对吗？
当然，取消“阶级”说的修正主义同样可能把大家搞崩溃。因为事实同样摆在面前：马克思说的贫富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贫富关系已不一定完全对应劳资关系；马克思说的剥削也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剥削正发生在实业经济和虚拟经济等不同层面；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更不是一个假问题——尽管斗争双方可能戴上了种族、宗教、文化等面具，或与种族、宗教、文化等矛盾相交集。
眼下“阶级”不是消失了，只是变化了，成了一种流动的定位，多面的形体，犬牙交错的局面。若从剥削这一点看，其实不难看出一种新的剥削方式正异军突起，正蔚为大势，通常在经济“脱实向虚”的临界线周围滑动，以双虚（虚拟/虚高）财富为大杀器，力推金融财富、智能财富、身份财富、贷租财富的恶变，正在实现对民众最疯狂、最凶险、最快捷、最全面、最大规模的洗劫。亚洲1997年金融危机、整个西方2008年以来的经济连环地震……不过是最早的几个血腥屠场。俄罗斯的“休克”崩溃也与之部分有关。那些厌劳动、不劳动、反劳动、灭劳动的洗劫者，玩的就是以虚搏实，以懒搏勤，以伪搏真，力图用大大小小的“庞氏骗局”乱中取胜，轻取天下。他们几乎已形成一个投机自肥阶级，或叫“快钱”阶级，或叫“快钱”资产阶级——其危害远超其他剥削者。
这难道不是一种阶级斗争？在这里，几乎用不着道德评价出场——前者的掠夺性、寄生性、反社会性、还有隐秘的腐蚀性，已不难辨别。
三
现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论相对的，除了钱穆等文化保守主义，首先当属自由主义及其抽象人性论，代表人物有反马反共的胡适以及“胡适之的朋友们”。在当下新闻业与新闻学的具体表现，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分庭抗礼。毋庸讳言，由于数十年来“一手硬，一手软”，在新闻学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有名无实，而自由主义新闻观即所谓专业主义则日入日深。不用看林林总总的学术期刊、专著教材、文章演讲，仅看一份高校学生报纸上的新闻论即学界流行语，就不难体味一者徒有其表，而一者入脑入心：“一个好记者应当是旁观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或政治、经济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他们应当不带有感情色彩去观察这个世界的瞬息变化，并将其冷静、客观地记录下来。”学生难免单纯，人云亦云，而其他则未必尽然，甘惜分就毫不含糊地指出：
新闻与政治是分离不了的，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虽然不能说报纸上每一角落都与政治有关（例如有些娱乐性的版面、关于自然界的版面以及广告之类），但就一张报纸的整体来说，很难说与政治无关。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先进的政治，还是保守落后的政治，报纸总是与某一政治立场相联系。不为这种政治服务就为另一种政治服务……如果他们说自己只是编辑，不懂政治，那他们不是装蒜，就是傻瓜。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论基础是阶级论，那么自由主义新闻观的认识论基础就是抽象人性论。阶级论以唯物论为前提，人性论以唯心论为基石。道理不难理解，因为只要秉持阶级论，人们就不得不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如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权力关系等人生在世的实际状况。而只要一谈抽象人性，思路就势必陷入空泛的、玄想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脑海图景，人性这样，人性那样，“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从而不是忽略就是遮蔽人性及其存在的现实基础。这里，人性好比风筝，观者一般只顾仰望自由翱翔、上下翻飞、五彩斑斓的风筝——人性，而往往看不见地面上扯着风筝的细线——人性的现实基础。离开现实基础谈人性，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或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所谓人性，追根溯源无非是人的现实存在及其社会关系的折射与体现，即马克思概括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人性自私及其说辞为例，深究起来不过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在观念形态中的反映，或曰观念形态的拜物教源于现实形态的私有制。与之相对，无论在财产共有、财富共享的各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还是在《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命运共同体中，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下，自私的观念、唯利是图的意识自然没有存身之地。正因如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就明确写道：“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并不否定人性，更不否定美好人性，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宗旨不仅在于人类的解放，而且也在于或更在于人的解放以及人性的解放，既摆脱古代社会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又摆脱现代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马克思《给燕妮》一诗中抒发的理想：“让整个诗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出现！”钱学森晚年也说道：“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境界。”唯物史观阶级论否定的仅仅是脱离人的社会性包括阶级性的抽象人性，所谓“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云云。举例来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显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吧，但美的答案不是唯心的、任性的、随心所欲的，而是无所不在地根植于千姿百态的现实世界的土壤。换句话说，人性对美的普遍向往归根结底离不开历史、文化与生活的具体情景，如同那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唐人以丰腴为美，今人以消瘦为美。再如，有部抗美援朝影片《我的战争》，主打“人性”套路，把壮怀激烈的正义之战、立国之战，弄成“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三角恋，这是“人民战士”的人性呢，还是“白领小资”的人性，对比一下同类题材的《英雄儿女》就清楚了。
四
弃置唯物史观阶级论，畅叙唯心史观人性论，就无法在理论上心悦诚服地认同并在实践上真心诚意地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以新闻自由为例，按照唯物史观阶级论，本来并不难说清道明。自由包括新闻自由首先得面对展现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实际问题与现实状况，核心关切由此聚焦于谁的自由、如何自由、体现哪个阶级意志的自由等⑤，特别是《共产党宣言》所言现代社会两大阶级的自由：资产者的自由与无产者的自由，或曰精英的自由与人民的自由。如同经济基础与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媒介所有权及其延伸的实在问题而非漂亮言说，更是新闻自由的关键。正因如此，赵月枝才说：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有一套新闻自由理论的，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新闻自由观。这个理论认为，新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过程包括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以“人民”的名义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包括了在宪法序言中所言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语境中，“无产阶级新闻自由”首先被定义为，新闻机构摆脱国内外私人资本控制的自由。
不面对、不解决媒介所有权以及文化领导权问题，只是高谈生而平等、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放言“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等大话空话，那么，不要说人民大众的知情权、表达权、话语权无法真正落实，就是貌似公允的公共领域公共性，也难免属于可见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而唯心论与人性论恰恰将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归入人的天性、人的本性等空幻、想当然的范畴，由此俨然形成貌似普遍的、唯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人人平等而享有的东西，从而回避或遮蔽现实中的新闻自由无不与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关系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回避或遮蔽新闻自由的社会性、历史性与阶级性：“这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种基于人性、耽于幻想的新闻自由观，正如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即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把应当说明的东西如“经济人”“理性人”，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云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
进而言之，弃置唯物史观阶级论，畅叙唯心史观人性论，不仅落入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奇思妙想，扭曲现实中的真问题、大问题，而且实际上往往沦为古往今来精英阶级的帮凶或帮闲。桑兵对胡适《自由中国》的来龙去脉所作的剖析，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胡适不能不依附的国民党政权，非但不能担负自由民主的责任，而且是专制独裁的化身。国民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反而使后者声称的维护自由民主显得相当虚伪。但在胡适眼中，这些都似乎视而不见。”当今各色唯心论、人性论及其新闻观，也并非真不关涉阶级与阶级问题，只是“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的言说，恰恰相反，在听上去只谈风月不谈风云的“去政治化”话语中，在看起来逻辑自洽的一套又一套理论中，深究下来都不难透视精英当家做主的阶级意识。换言之，唯心论、人性论、精英论血脉相连，水乳交融，说到底不过是另一种阶级论，正如电影《色·戒》所演绎的。《北京青年报》记者所思就敏锐地揭示了此路作品所隐含的政治意识与阶级立场：
从思想层面来讲，《色·戒》巧妙地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这股思想潮流，本质上就是“不讲政治”，不讲人性政治也不讲时代政治，消解历史意识，高扬人性旗帜，认为人性具有先天的超越性，而政治必定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且是暴力的、反人性的。
这种“不讲政治的政治”，主打的正是“人性”这张牌，它的具体表现方式往往是“情感”，并附加审美包装。
所谓“人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批判。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往往指向二十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革命史，通过批判革命的暴力，表达个体的悲剧，来否认革命这个所谓“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
为形形色色的利益阶层铺路，说白了就是一种阶级政治。与《色戒》相隔十三年的影片《无问西东》，也同样赤裸裸展现了这样一路阶级政治，其中民国精英、富家子弟、五代三将以及被中国革命推翻的“三座大山”，特别是“美蒋集团”得到浓墨重彩的渲染，而人民大众的身影以及人民当家做主的百年风云或被虚化，或被丑化，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意识。用一位独立学者的话说：“这些电影的共同特点是美化资本，丑化劳动者，膜拜权力，控诉革命，价值观是极其腐朽的，其秉持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精英史观。”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面对从《色戒》到《无问西东》一路的文化政治与阶级政治，一些媒体要么跟着鼓噪，要么保持沉默。
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田雷，在为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的新作《我们的孩子》撰写的书评中写道：“当我们的主流社会科学仍视‘阶级’分析法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时，美国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却在研究中身体力行地将‘阶级’带回来。”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正是阶级论的力作。假如正心诚意而非花拳绣腿地奉行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与历史观，假如面对非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与历史观敢于开展伟大斗争而非虚应故事，那么更得坚持唯物史观阶级论，同时，拒绝唯心史观人性论。否则，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尽是“花腔”，“无数铃声遥过碛”而多是“皮毛”——“把原则的斗争变为无力量的原则与无原则的力量间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