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年鉴事业繁荣发展，这是如今中国年鉴界达成的共识。何谓繁荣？先来看一组数据——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只编纂出版6种年鉴；至2009年，编纂出版年鉴约有2500种；截至2013年2月，国家图书馆年鉴阅览室室藏年鉴种类已达4334种、26068册，馆藏年鉴种类5076种，缺藏693种；至2015年年底，我国已编纂出版32种、770多部省级综合年鉴，338种、4350多部地市级综合年鉴，2300多种、1万多部县区级综合年鉴。相关资料显示，2018年，仅知网收录的年鉴种类就达4148种。“据此估算，全国年鉴种类要在1万种以上（税务系统70余种未计入）。”中国税务出版社税法年鉴中心主任、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委中央级年鉴工作部副主任陈金艳说。
由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央级年鉴工作部承办的2018中央级年鉴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多位专家就年鉴编纂经验、年鉴编纂业务、年鉴编纂质量，以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努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年鉴事业新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央级年鉴是“领头雁”
“中央级年鉴是全国年鉴队伍的领头雁。”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邢岩说，如今，中央级年鉴中许多年鉴已形成体系，如全国统计年鉴体系现有100余种，全国税务年鉴有70余种，形成以全国年鉴为主，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鉴为辅的多层次年鉴体系，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等都在体系化发展。一些省级综合年鉴也正在向地方年鉴体系发展。如上海地区就有以《上海年鉴》为代表的各级地方综合性年鉴，如《上海经济年鉴》《上海文化年鉴》《上海统计年鉴》等。
对于中央级年鉴工作取得的成绩，与会代表给予了充分肯定。邢岩也提出3点意见和要求：一是要以务实求真的精神做好年鉴的编纂工作；二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广泛取材，精心选材；三是年鉴编写要规范，这不仅是编辑技术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中央级年鉴在助推行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维桢说，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年鉴事业步入蓬勃发展的时期。40年来，我国年鉴事业已发展成为数量巨大、结构合理、品种齐全、质量上乘、人才辈出的新时期。据中央级年鉴工作部调查，带“中国”字头的年鉴有350多部，其中由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办、局主管的中央级年鉴达100多部。“这100余部中央级年鉴作为全面记录各行各业工作进程的大型史册，为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行各业的每一步坚实步履，都在我们每一部年鉴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各行各业的每一项丰硕成果，都在我们每一部年鉴里烙下了不朽的印记。我们见证了历史，历史也见证了我们。”郑维桢说。
从多到精，从精到用
经过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年鉴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一。质量也有不同程度提高，已出现不少优质年鉴，科学的成分越来越多。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守亚认为，年鉴的内容质量与时代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读者的需求还有不少差距。
因此，要把年鉴办成精品，是年鉴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精品年鉴要坚持政治的严肃性，坚持真实性、科学性，坚持年鉴编纂的六项要求“全、新、精、特、鉴、便”。年鉴编纂工作者要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国外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年鉴界当前的重要任务是从多到精，精心编纂提高内在质量，从精到用，使年鉴以崭新的面貌适应和反映新时代，在继续发挥记史资政作用的基础上，面向最广泛的读者群，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年鉴，发挥年鉴在人民群众中的作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诚然，在坚持真实性、科学性的同事，也要兼顾艺术性，是年鉴工作者打造精品的方向之一。因为只有“好看”，才能做到“有用”。
王守亚认为，年鉴在编纂中要增加科学意识和艺术意识，增强从事年鉴工作的文化自信，年鉴作为抽象的社会现象去研究，它有许多本质特征，诸如年度性、资料性、工具性、连续性等。而年鉴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既附在这些本质特征之上，又存在于编纂过程之中：编者对编纂框架的精心设计，对编写体例的精准把握，对资料分类和归类的良苦用心，对用词用语的推敲提炼，对字体字号占行缩进的巧妙安排，对图文表和版面编排的匠心独具等。编者对所编年鉴进行科学性发挥和艺术性创造，将它的年度性、资料性、工具性、连续性等特性充分展示出来，就会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并受到读者的喜爱。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编写方法、表达手法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中央级年鉴最有条件、最有可能在一个个年鉴高地上创造出年鉴高峰。”王守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