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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出版之旅——聚焦读者的文化意识及翻译作品出版的营销策略

2018-08-10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作 者】王永亮:河南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中心
 
  【摘 要】只有认识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动性、初级阶段性以及中西文化接受语境的不平衡性,才能在翻译历史观的视野下认识到目标语读者之于中国文学传播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目标语读者进行市场细分,在充分了解不同群体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旨趣的基础上,选择适切的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构建中西合璧的译者模式,融合全球文化消费视角,并构建现代的翻译作品出版营销机制,方可从根本上扭转当前中国文学外译的不利局面,从而实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海外出版;国际传播;读者意识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当前我国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而实行的战略目标,而文学外译作为文化传播与推广的重要途径,历来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轰动事件更是引发整个社会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的极度渴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支持下中国文学为“走出去”坚持不懈地努力,然而文学外译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部分原因在于:一方面翻译选材上以大部头的经典文学为主,却没有顾及到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难以对尚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大众读者产生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译者模式主要以中国学者的思维为主,对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倾向没有深入了解,翻译策略上执于“原汁原味”地再现原文的归化策略。总之并不是只要把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就使其自然而然“走出去”了,翻译的根本旨归在于文化交流,而交流必然依赖并取决于目标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及审美旨趣,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针对他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特点,选择合适的翻译文本、译者模式和翻译策略。
 
  一、提升目的语读者意识的必要性
 
  1. 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主动性
 
  文学译介是有方向的,既有“译入”也有“译出”。“译入”根源于一个国家对外来文化的强烈需求和热切期待,译者此时只需全心全意地做到贴近原文,最大程度地再现原语的精神特质;“译出”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国家单向地向他国传播自己的文化和文学,此时若再强调忠实于原文而对译入语境置之不理的话,很可能与传播期待背道而驰。纵观中国近2000年的翻译史,是以“译入”为主,尤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科技强国战略,以及与之建立起来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等都是以“译入”为中心的,而当前中国要一改往日定位,进行“文化输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首先就要改变以“译入”为中心的翻译理念,转换视角以“译出”语境为焦点,调整翻译活动中一系列的观念和行动。
 
  2. 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初级阶段性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将翻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了降低读者理解异域文本的难度,翻译者应尽力消解原作中的异域色彩,使其融入目标语文化中;第二阶段,译者根据目标语文化规约对源语文本进行改编式翻译,不仅要做到言语层面的归化,也要力求达到内涵、认知、思想层面上的归化;第三阶段,翻译者通过紧贴原句直译,力求目标语文本与原著基本保持一致,甚至取代原著。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翻译的阶段性和历史性特征,跟翻译活动相关的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和技巧、翻译者的观念、出版商的抉择,以及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等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各个因素也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正处于第一阶段,为了顺利进入目标语语境,首先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力图减少读者的认知负荷,避免出现引起读者迷惑、反感,甚至是排斥的内容,最大程度吸引读者的兴趣,扎扎实实地迈出文学外译的第一步,引导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从陌生、排斥到接受、喜爱甚至是渴求的逐渐转变。
 
  3. 文化接受语境的不平衡性
 
  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差、时间差和贸易差。长期以来,英语在中国作为第一外语,是小学、中学、大学的必修科目,目前已经在中国读者群体中,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而汉语在西方还只是非主流的小语种,仅仅受到个别喜爱中国文化读者的青睐,大众读者的汉语基础非常薄弱。中国开始有目的、系统地引进西方文学作品,已经过一百多年的磨合适应期,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作品已经有了较深的认知和较高的期待,而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可谓刚刚起步,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水平还比较低。国家版权局的统计结果显示,2008—2012五年间中国引进美国图书的版权为美国引进中国图书版权的7倍,中国对美国的图书版权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抑或翻译赤字。由于这样巨大的差异和不平衡性,为成功破除西方读者心中的坚冰,提升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程度,中国文学外译必须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翻译时应采用归化的策略,尽量契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心理期待。莫言作品的“御用”译者葛浩文正是怀抱“为读者翻译”的理念,将中国现当代20多位作家的作品成功译介到美国,得到了众多西方读者的认可,并燃起了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热情。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化界、文学界、翻译界也自上而下地认识到翻译战略重心转变的必要性,如初期主要是对中国经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现在重心已经转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
 
  二、文学译介中的目标语读者意识及翻译策略
 
  1. 目标语读者分类
 
  根据英国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Medougall)分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结果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主要由于翻译决策上的失误,尤其是翻译决策人只关注专业读者,如汉学家、评论家、学者、出版商、编辑,而对决定译本市场命运且数目庞大的实际大众读者关注甚少。她曾指出,中国文学译本海外传播的对象,除了喜欢中国文化和学习汉语的“受制的读者”(captive audience),更多的应是对译介文本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有着强烈期待的另一类读者,即“公允的读者”(disinterested readers)。针对杜博妮的表述,可以将目标语读者分为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前者包括汉学家、翻译、编辑、批评家、学者等具有扎实汉语基础或对文学译本有较高鉴赏力的人,后者主要是对汉语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西方普通读者。中国文学外译长久以来关注的重点就是前者,而专业读者由于数目较少,对译本传播效果的影响也非常有限。为实现中国文学外译突破性的发展,我们理应把重点放在占市场消费主体的大众读者身上。与专业读者的阅读心态不同,普通读者并不在乎译本是否“忠实”于原著,他们更多地是寻求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只有主动契合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心理期待,才能保证中国文学能顺利走出国门,占领市场份额并取得商业利润,从而在海外落地生根、获得长足的发展。
 
  2. 目标语读者意识与译介文本
 
  针对翻译选材的重要性,葛浩文曾指出“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结合中国文学翻译史来看,葛浩文的见解可谓一语中的。新世纪之前的翻译选材多以中国经典文学以及能反映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的严肃文学为主,然而选材上的“精英主义”态度却造成曲高和寡的尴尬局面。对此葛浩文曾为大众通俗文学抱屈,“中国文学走出去是指严肃文学吧”。时过境迁,这种自上而下的翻译选材模式应当让位于市场,让海外大众读者挑选他们期待的中国文学作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地激发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故事的好奇心,一些能够反映中国古老而神秘的“东方主义”、中国独特的政治、性别、伦理等方面题材的作品炙手可热,许多当代作家如刘震云、毕飞宇、麦家等的作品也广泛受到了英语世界读者的欢迎。此外,近几年来,专门翻译中国网络文学的网站上的海外读者数量日益攀升,这些网站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广度和效果也不容小觑。如美籍华人赖静平于2014年创立的“武侠世界”网站,仅一年时间日均点击量已达30万次,读者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其中北美读者就占总人数的1/3。网络文学本质上是平民文学,语言通俗易懂,内容平易近人,以修仙、玄幻和武侠为主的内容又和西方的传统魔幻题材比较接近,对海外读者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而在内容和人物方面又独具中国元素,引发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古老东方文化的好奇心。暂且不论网络文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单从培养西方读者群体、引导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旨趣、潜移默化中增强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和渴望、间接激发西方读者学习汉语、主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在充分考虑海外读者阅读兴趣和期待视野的同时,中国文学外译也要避免为了“走出去”而一味迎合目标语读者,导致依赖特殊事件、敏感话题、愚昧暴力等招徕术的译介倾向,从而损害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在西方读者眼中的形象。中国文学外译要实行分步走的战略,初始阶段文本的选择应当倾向于语言相对容易、内容相对简单、中国意象相对较少且通俗易懂的文本,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扎扎实实地迈出第一步。在目标语系统落地生根后,再选取语言相对复杂、内容相对丰富、意向相对繁富的文本,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地补充和完善目标语系统中中国文学形象。与此同时,基于海外读者语言能力及文学素养程度差别较大,翻译版本也应该多元化,推出编译本、节译本、少儿版本、青少年版本等多种翻译版本。
 
  3. 目标语读者意识与译者模式
 
  胡安江研究指出,理想的译者模式应当是以葛浩文为标准,即具有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和中国情谊的汉学家。理想的译者应具有扎实的汉语基础和中国文学知识,深谙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需求,同时又擅长与主流出版机构和新闻媒体沟通。此外,心理学也证明由于读者心理上的威信效应、自己人效应和晕轮效应,所以来自目标语文化的译者作品更容易被读者接受。简单来说,威信效应是指如果译者在读者心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可靠性,读者就会增强对译作的信任度;晕轮效应是指读者爱屋及乌的心理;自己人效应是指读者对于与自己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语言、文化、种族等背景的人往往更信赖、更容易接受。例如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虽然最大程度保留了原著的艺术特色,受到翻译界的一致称赞,但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度却逊色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美国著名诗人史奈德所译的20首寒山诗在美国能得到广泛传播,部分原因也要得益于其作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诗人,在普通读者心中所具有的“自己人”的感召力。
 
  虽然汉学家是搭建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沟通桥梁的最理想群体,但由于这一精英群体数量太少,而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项庞大、艰巨且历时较长的系统工程,“指望西方汉学家去完成我们走出去的文化使命,怕是不太现实”。最现实的译者模式应当是汉学家和中国译者共同合作的“中西合璧”模式。在翻译选材和具体翻译策略上,西方汉学家充分发挥其了解目标语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的优势,保证译本针对市场精准投放获得最大的传播效应。中国译者要肩负起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主要责任,在翻译实施过程中要秉持自觉、明确的中国文化价值观,避免汉学家由于个人研究视野及认知偏见误释和误读中国文学,甚至歪曲中国形象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三、翻译出版的现代化运营
 
  模式和海外消费者心理
 
  1. 翻译出版的现代化运营模式
 
  中国现当代文学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只关注传统翻译中的重心,如文本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策略等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与时俱进充分认识到当前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对翻译行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翻译业务出版的现代化运营模式。在数字化浪潮的裹挟之下,传统的翻译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翻译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纸质的文本,而是融合声音、图像和文字等元素的多模态、交互性的数字化超文本。与传统纸质文本的稳定性、封闭性不同,以网络为载体的数字化文本的交互性特征使文本处于开放的状态,呈现出多用户参与创作的动态变化性。其次,翻译的主体也呈现出模糊化、多元化的趋势。在传统翻译活动中作为桥梁沟通作者与读者的译者,现在集作者、编辑、译者、读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同时,读者对信息个性化、即时化的新需求使“包办式”、出版周期长的传统翻译出版模式难以为继,以满足读者需求为根本导向的市场化、产业化翻译出版运营机制应运而生,其中以众筹和众包为代表的翻译模式最为出色。如2011年中信出版社集团采用众包的翻译模式,快速提升翻译效率,大大缩短了翻译出版的周期,充分借助乔布斯去世的节点效应,达到20天内销售百万余册的业绩,从而成为业界典范。中国文学海外出版要充分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建立以读者为导向的商业化、产业化的翻译出版运营机制。
 
  Lefevere认为在影响文学作品传播和经典化的过程中,除了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如评论者、译者、教师之外,文学系统外部的“赞助人”系统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直接负责作品发行方式和渠道的出版商。国外的权威机构出版商往往具备高水准的出版规则和良好的业务声誉,具有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经过权威出版商发行的图书更易获取业界专家和评论者的评价和推荐,进而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选择,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而其通达的发行渠道及销售网络,对出版市场的专业性、前瞻性和敏锐性的判断,也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美国威廉姆斯·威尔金斯出版社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一经发行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中医走进西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能够获得西方权威机构出版社的合作机会,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效率和效益必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2. 全球文化消费变革中的海外读者消费心理
 
  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带来了全球文化消费上的新变革。一方面全球文化交汇融合为消费者提供了海量的信息选择,多渠道信息传播方式为消费者搭建了畅通的信息选择平台,消费者从过去信息传播滞后时代中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以价值为导向、理性消费文化信息的主动挑选者,全球文化消费呈现多元化、差异化趋势,这也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另一方面,基于差异的全球文化消费进一步市场细分又呈现出趋同化趋势,移动互联网技术打破了读者之间的时间、地点、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使具有相同文化认同感、审美意向、价值观的读者聚合起来,形成小众的、亚文化消费群体。例如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网站“Wuxiaworld”就是典型的亚文化消费群体聚合、成长的缩影,吸引了以美国和西欧为主的全球消费者群体,至2017年4月网站日均页面访问量达1496万次。该网站很好地平衡了“根文化”和“本土化”,顺应了全球文化消费大众化、平民化和娱乐化的趋势,并善于引发消费者的节点和触点,网站主推以玄幻、武侠、修仙类作品,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抓住了海外读者的“猎奇心理”,而通过淡化内涵丰富的中国意象,设置西式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等降低读者的认知负荷,增加读者的“代入感”。同时,网站迎合了读者主动积极的消费心理,通过众筹、打赏的方式使读者掌握原作选择和翻译进度的主动权;网站同时设有论坛性质的板块,译者和读者、读者和读者之间可以进行实时、自由的交流,给读者带来了个性化和归属感的独特消费体验。值得注意的是,借助在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渠道通达的在线销售网络也能大大提升图书的推广度。如全球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络亚马逊,就开辟了完善的读者评价体系,消费者不仅可以对已购图书进行交流和评价,还可以给网站推荐类似图书,网站在许多国家进行了本土化设计,充分估计到读者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其在全球读者群中深刻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受到项目发起人、译者、编辑、出版商、译本选择、翻译方法、目标语读者等多种文本内外因素的影响。译介文本经历挑选、翻译、编辑到进入流通市场的多个阶段,其中无不渗透着翻译中主要参与者的翻译和文化传播理念。中国现在面临通过文学外译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时代压力,面临多元语境下争夺话语权的文化复兴压力,面临诸多压力和焦虑,肩负重担的文学外译工作者更要认识到当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初级阶段性,只有扭转传统上忽略西方读者市场的错误倾向,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以中西合璧的译者模式作为保障,仔细考量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期待视野,选择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采用现代先进的作品出版和营销策略,才能循序渐进走入西方读者的视野,逐步打造中国文学译介的经典之作,进而影响西方文学创作,最终实现中国文学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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