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翟瑛栋：南通大学文学院；任忆冬：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摘 要】通过实地调研15家民族出版社关于数字出版的技术理念以及民族出版的数字化转型问题，指出我国民族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实践中存在着软件短板、人才瓶颈、平台建设不符合民族出版需求等诸多不足，认为各民族出版社的数字出版理念差异较大，理念制约数字出版实践发展的现象十分明显。基于调研结果与理论分析，从外部制度创新、技术攻关和公共服务3个层面提出民族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对策，即在合理范围内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先解决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的基础问题，以及建设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民族数字出版平台。
【关键词】民文出版；民族出版社；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
1 引 言
在中国出版语境中，“民族出版”隶属于民族文化产业，是一项以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医药等知识信息为主要出版内容的出版行为。民族出版具有传播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传承保护少数族裔语言与文化的平台性及工具性职能，其繁盛将惠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文化更新，强化国族认同，维护国家安全与文化主权，在多重社会与文化层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伴随信息技术不断升级与新兴出版模式不断涌现，数字出版已成为中国出版界的热门话题，并普遍被管理者和业界认为是出版产业发展的方向。“数字出版”遂成为“热词”。这种态势一方面促使传统出版社尤其是领导层加紧谋划本社的数字出版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中国的“数字出版研究热”。但是“数字出版”与时下同样是热词的“全媒体出版”“融合出版”“网络出版”到底是何种关系？没人说得清，也很少有人探究。在数字出版研究热潮中，亦有多份文献对民族出版社的数字出版予以论述。文献普遍认为我国民族出版数字化水平尚欠发达，其中论及民族出版数字化转型机遇的观点主要基于民族出版物的特殊属性——印刷数量少、按需出版要求高、个性化特征强等，这些属性不仅使民族出版适宜于数字化按需出版，且可能借助数字出版进一步丰富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形态。而文献对民族出版面临的数字化挑战的解读则多基于民族出版受众有限、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与文化水平落后于内地的宽泛前提，所总结的制约因素与解决对策大多落在观念、技术、人才与国家政策的宏观框架之内，即民族出版从业者在观念上尚未充分认识到数字出版的重要性，欠缺发展数字出版的必要技术条件与高端人力资源，解决方案系于公益性机制保障、观念解放以及国家层面的财务支持与政策倾斜。已有文献均关照了民族出版的独特性，但其所分析的问题、症状实际上是包括民族出版在内的整个出版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中国民族出版数字化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剖析其原因，并提出更为切实的发展理念。
本研究深入民族出版一线，力图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发现民族出版数字化实践中的特有问题。为此，笔者于2013年—2017年间深入15家民族出版社，对27位民族出版社的社长、书记、总编辑、副总编辑及资深编辑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文试图在对民族出版的整体性关注中，尽可能凸显处于不同体制、不同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民族出版社存在的共性问题。
2 民族出版数字化转型问题及困境
整理综合各位被访者的回答，我国民族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问题及发展诉求可归纳如下。
2.1 理念偏差：“内容数字化”的陷阱
尽管自2004年以来“数字出版”一直是出版研究的“热词”，但国内研究对数字出版的理解基本上从两个价值维度展开：一是认为“数字出版”是已有出版内容（如图书、期刊）的数字化。因为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传统出版社理解，因而曾经大行其道。一是认为数字出版是一种新兴产业形态，是一种新的知识传播生态，其中数字知识服务是最具增长潜力的数字出版形态。从调研情况来看，对数字出版的理解直接影响了对产业形态的选择。比如民族出版社的《中国党史》一书已完成在线电子书与阅读终端应用（App）的开发；云南民族出版社的《普通话培训读本》录制为音频并上传至网络平台，添加二维码即可直接收听内容，发行量达到15万册。四川民族出版社和甘肃民族出版社十分重视藏文图书的数字化，已经建成前端网站和后台数据库，开发了XML、PDF和Word格式的电子图书，并且均把目标定位于可以交易和传播的藏文数字图书馆。与此同时，民族出版社也重视与社外企业合作，如延边教育出版社与技术企业合作提供网上朝鲜文教育衍生服务。总体来看，民族出版社在数字化实践中对3种产品形态较为重视：一是民族语言文本数据库，但对数据库的有效利用和商业开发还需进一步拓展；二是某一经典民族语言文本（或双语文本）的音频、视频、App；三是极少数民族出版社开始重视由文本而产生的衍生数字化服务。目前来看，重点开展的是前两种产品形态。
与技术理念紧密相关的是，民族出版社由于受宏观环境影响，普遍认为数字出版十分重要，但其数字出版的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家投资。很多出版社负责人并不讳言，基金扶持的数字出版物不受市场欢迎。用原民族出版社社长禹彬熙的话讲，就是“很少有人看，看起来好像很棒，但实际上效果很差”。藏学出版社社长周华认为：“数字出版砸了很多钱，但很多钱都是乱砸，没有任何效果”。数字出版基金是推动民族出版社数字化发展的主要动力。目前，如果没有基金扶持，民族出版社与技术企业合作的意愿并不强。除了延边教育出版社之外，民族出版社基本没有与技术企业建立盈利模式的有益尝试。从被访者对本社数字出版概况的讲述、分析来看，我国民族出版社领导层对数字出版的认识并非如刻板印象所言“不够重视”，事实上是“十分重视”却不知“如何重视”。被访者均肯定数字出版的重要性，表示数字出版是未来出版社必然要考虑的转型之路，但也诚如其所言，民族出版社数字出版业务的展开主要依靠国家资金支持，作出的尝试限制在数字化本社既有出版物、构建民文出版数据库等少数几个领域，有些出版社甚至不具备数字化办公系统。
2.2 技术不足：民文信息处理软件尚不完善
被访者普遍认为，民文信息处理是民族出版数字化的最基本要素。尽管民文出版是民族出版社相较于综合性出版社最具特色之处，但显然民文信息处理相关的技术性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其一是缺乏能够兼容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字输入软件；其二是国家尚未出台权威、全面的民族文字标准规范。这不仅造成具体编辑工作上的混乱，也作为一种技术壁垒阻碍其无法顺利实现出版流程的数字化。
新疆人民出版社社长买买提江•马合木提指出兼容汉文信息的软件特别多，但兼容少数民族语言的软件却很少，希望国家扶持民文软件技术的开发，对包括制版、排版、印刷等的民文相关信息处理技术给予支持。云南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普毅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他指出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国家下发的民族文字出版资金虽多，但平均到每个语种上就很少。他特别提及，因缺少能够涵盖所有苗语谱系的中国官方苗文词典，部分出版社直接引用国外相关著作，带来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隐患。民文信息处理的不规范、不完善在民文软件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且相对于参考国外工具书的编校行为，出版机构或因为想省事、或出于无奈而使用国外民文软件的负面影响更大。云南民族出版社傣族老编辑坦言：
现在，傣族（语言文字的）软件开发还是跟不上，排版、印刷都面临实实在在的困难。云南的傣族生活在边界线附近，对面就是缅甸，可以很自由地来往。国内几乎没有人关心傣文编辑软件。西双版纳在软件开发上投入比较大，但还是没有缅甸那边开发的好用，字体倒是好看，但是使用当中还有很多问题……做民族文字数据库平台工作量大，国家一共就给我们这么多钱，这么多人，这么多项目，我们也得考虑经济效益。缅甸那边倒是开发了很多编辑软件，泰国也有开发。缅甸软件开发估计有什么国际背景支持，白族的文字，缅甸也有相关软件。有些编辑提出，如果我们国内不给他们提供相关软件，他们就打算用缅甸的。我跟这些编辑比较熟，就提醒这涉及国家的主权问题，不要乱用，我们现在也在跟相关企业谈，希望解决编辑软件问题，但企业认为开发民文软件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我们没有技术实力开发这些软件，也在到处争取相关经费支持，但目前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访谈显示了同样的问题，总编辑巴音•巴特尔认为国家云出版平台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字的独特性，虽然现在有了蒙文软件，但软件之间互不兼容；国家尚未设立统一标准也致使格式混乱，“形成数据库后没法利用”。他明确表示：
这本是国家任务，蒙文信息处理必须发展。中国这么大，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必须用国家力量去解决它，把市场卡住，让它开发，这是国家应该管理的问题。国家必须考虑到这个，积极去解决问题。不然就使境外文化势力冲击到我国。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刘锡国承认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新疆出版社的扶持力度“比内地任何出版社都要大”。他们目前最需要的是民族文字信息技术的提升，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关规定强制要求搜狗、微软等输入法加入民文输入，以此扩大民族文字的传播范围。显然，民族出版社虽有各不相同的语言出版任务，面向受众有多寡之分，但大部分民文出版困扰于语言信息处理层面诸多基础性技术空白或薄弱之处。受客观条件制约，民族出版社不可能通过产业化手段自主改进，民族语言的规范制定也溢出了地方出版社的职能和权责。这使得他们极其依赖国家层面的力量介入，希望国家重视少数民族信息可达性问题，从软件开发、标准制定、资金投入方面切实完善作为数字化转型基础的民族语言信息处理体系。
2.3 人才结构：技术类与民族语言类双重缺口
人力资源是出版业作为文化事业运转良好的重要保障，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目前民族出版的编辑梯队缺乏年轻、具有数字出版知识储备与民族语言能力的复合型编辑人才。拥有事业编制的中国藏学出版社表示因收入有保障、压力小以及福利高，社内人才引进没有很大问题，但数字出版方面仍然“人手不够”。新疆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锡国介绍社内“技术投入钱多，研发人员少”“主要需要信息技术开发人才”。广西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朱俊杰认为：“民族出版最大的挑战是人才的挑战，因为我们缺人”，“感觉力不从心，有些项目做不出来，因为没人做，不止是我们出版社，我估计其他出版社也面临着人才的竞争”。
不仅数字出版人才不足，少数民族语言人才也存在缺口。云南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普毅表示该社的进人指标一直重点考虑少数民族编辑，该社有22个文种的民文出版任务，与工作需求不相称的是少数民族编辑“基本招不到人，现在社会上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人才实在不多”。制约少数民族编辑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现行职称评定制度不合理：对少数民族编辑的考核以汉文为主，但少数民族编辑普遍不具备良好的汉语水平。而无法顺利通过职称考核导致许多编辑没有职称，每月收入在社内低水平徘徊，降低了编辑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导致人才流失。少数民族文字编辑的欠缺实际上造成了包括数字出版在内的整个民族出版发展瓶颈。解决此种问题牵涉高等院校专业设置、行业考核规则变更、民族政策等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人力资源的双重缺口实际是民族出版社整体“品牌效应”不足和出版业面临数字技术浪潮冲击的集中体现。
3 民族出版数字化转型困境原因分析统观上述访谈中析出的要点，不难发现民族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实践多是国家政策导向下的产物，主动出击探索数字化出路的单位很少。绝大多数领导者的思路可纳入“申请专项资金—比照内地经验复制成功案例—在实践中出现不足继续寻求帮助”的“外援模式”。基于这一思考模式的种种发展诉求必然呈现为对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国家民委、地方自治政府等多重上级管辖部门与权力方的持续“呼吁”与“希望”。诉求集中体现为减少项目审批的不确定因素、更迅速地下放款项资金，但其内部的人才和运营结构却难以发生根本性的、符合数字出版要求的变化。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民族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外援模式？理念落后、人才缺乏、技术不足都是原因。民族出版社领导层的技术理念基本停留在“原有出版内容数字化”的阶段，这主要有3方面原因：一是国内研究没有为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二是由于民族出版社的领导层绝大多数在50岁以上，学科背景以文学、历史、哲学、民族学为主，对新技术的接收属于较“迟钝的一代”（当然不排除个别领导对新技术十分感兴趣）；三是如夏德元在《中国出版数字化转型中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所表明的，民族出版社内部原有的企业文化、氛围并不适宜新技术的迅速采纳和传播。所谓人才问题是指民族出版社（其实也包括中国绝大多数非民族出版社）内部技术人才较少，有些出版社只有1—2名数字技术员工，人才结构不适合数字出版发展的整体潮流。所谓技术问题，主要是指与民族出版社合作的技术企业本身对出版业有隔膜。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一般也不愿意与出版社建立长期的合作模式与利益分配模式，往往是一个项目结束了合作也就结束了。更有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大公司尽管长期致力于传统出版社编辑系统及平台开发服务，但其开发过程缺少与传统出版企业尤其是民族出版社的沟通协调，也没有建立双方认可、民族出版社欢迎的利益分配机制，因而国家耗费上亿的编辑出版系统仍然处于调试阶段。
民族出版社绝大多数是公益性出版单位，一定意义上讲是原有事业单位的延续和改良。现有体制设计既考虑到了我国民族出版的独特性及其在保存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中的重要作用，也考虑到了民族出版社普遍“品牌效应”较低，抵抗外部风险能力较弱这一现实。但这也造成了市场机制较难以在民族数字出版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管理部门受制于“中央—地方”二维的信息不对等而无法做出合理判断，从而造成资源错置与浪费的可能。一方面，国家管理部门十分重视民族出版社的数字化工作，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民族委员会都有专门基金可供申请。可是，这些宏大的“数字出版工程”有不少只是看上去很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高。另一方面，民族出版社确实面临许多急需数字化的问题，如民族语言处理软件，各语种的交易、信息分享平台建设等方面迄今少有所作为。一个健康的文化机构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友好的外部环境与运行有序的内部运营机制，但仅就数字出版来看，民族出版社过于依赖外部环境，而几乎不探索内部运营能够有何作为的被动现象，折射的不仅是民族聚集区文化经济欠发达的特殊困境，其自身能动性的匮乏也清晰地反映出我国现行公益性出版机制中欠缺与数字出版相关的行之有效的激励制度与创新服务平台。
4 民族出版数字化转型对策
需要深思的是，有无可能以及如何改变民族出版社在数字化过程中过分依赖“外援”的现状？解决问题的难点在于民族出版社作为“委托-代理”体制的实践主体，内部机制创新的可能性极小，创新动力也不足。这就决定了其必须依靠外度制度和外部力量。具体对策建议从外部制度创新、技术攻关和公共服务3个层面提出。
4.1 合理范围内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如前所述，“管理部门政策扶持——出版单位跟随政策”得做法并不能让民族出版社普遍完成数字化转型，其数字出版发展水平整体较差。如何使民族出版社把政府主管部门的转型目标内化为单位自己的发展目标，需要回归制度设计原点。在明确数字出版是行业发展所趋、政府政策导向的背景下，重新探询数字出版究竟能为我国民族出版带来何种效益？根据相关研究，数字出版能够扭转民族出版印数少、个性化强而不适合大规模产业化运营的劣势，极大节约出版成本。以蒙文出版为例，传统出版中的蒙文排版支出占全书成本的1/2—1/3左右，数字技术则能使排版费用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到1/4左右。多样化呈现形态的数字出版物还能为高等教育不够普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带来更多雅俗共赏的出版物，同时顺应数字时代读者的新阅读趋势，实现出版物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可见，民族出版数字化转型是符合出版物市场价值规律、能够推进中国公益出版影响的文化事业，在合理范围内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不会破坏其公益性目的，反而能够充分调动民族出版社投入数字出版的积极性，提高数字出版效率。具体而言，在民族数字出版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可从3个方面加以理解，分别是：运用市场手段高效配置公益出版资源；为多元资本进入提供制度框架；市场辅助出版单位优化数字出版方向。
运用市场手段高效配置公益出版资源不是否认民族出版的公益性。民族出版的首要目标是完成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传播使命，保障少数民族的“基本文化权益”。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加强对民族出版社的监管。正如访谈中民族出版从业者所谈及的：“数字出版从上层来说国家还是支持的，在下层执行的时候还是有点偏”（甘肃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刘新田语）。借助市场化手段，政府能够以更为明晰的赏罚标准，将更多资金给予那些数字出版物水平高、数量多、能够最好地服务少数民族及相关读者的出版单位。
为多元资本进入提供制度框架主要解决访谈中被访者们普遍提到的，民族出版社在与社外企业合作项目时，经常因无力提供更多的资金或利益回报而遭到拒绝。企业的逐利特性是市场基本运行规律，若单纯从道德责任层面呼吁企业为民族出版提供服务，无疑是不现实的。实际上，目前出版单位与社外企业发生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将技术性工作外包给其他企业，如委托科技公司研发相关软件，付费购买网站等；其二是寻求企业资本对出版项目的支持，如藏学出版社与深圳民间资本合作开发有声读物，青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认为数字出版“主要还得借助一些社会力量”。前者是一种正常的经济交易，而后者则可充分将民族出版社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方面的垄断性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补贴民族出版的巨大亏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市场辅助出版单位优化数字出版方向主要针对民族出版社的数字出版物“没人买，也没人要”的症状。改革、转型都是为了文化事业更好地发展，而不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民族出版社客观上不具备营利性出版企业的市场敏感度，经常性地在选题策划上忽视市场需求，由此难以在大众阅读需求和出版人工作理想之间点燃互动激情，也无法实现出版成本的回笼。借助市场化手段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使民族出版的数字化行动有的放矢，才有可能达成出版单位与读者大众利益双赢的格局。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直是公益性出版的重要议题之一。民族出版社的管理中最优权力结构的安排更牵涉复杂的理论、政策与文化安全考量。尽管如此，在坚持民族出版基本发展路线的基础上，市场机制在合理范围内的引入仍是具有多重积极意义的可行方向。
4.2 优先解决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的基础问题
民文软件开发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软件研发和推广应用的全过程，涉及成立专门机构、设立专项基金执行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从技术标准研究到技术规范制定、从专题研究开发到推广应用、从技术推广到产品运营的系统、全面规划。研发民族文字处理软件，目前技术之外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部分谱系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尚未制定信息处理标准，需由自治区政府或国家有关部委组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计算机专家依据3项国家标准、ISO-IEC10646国际标准编码起草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标准，并在调研与比照国内外通用惯例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准确、统一的少数民族语言字符集编码、字母区键盘布局、字模数据集以及输入法、字库字形等标准，如此才能顺利导向民族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实现民族文字与汉字及其他语言的兼容性处理。在研发民族文字处理软件的过程中，应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周边文化的辐射作用，不应满足于最低限度的编辑功能。同时，还需考虑民族文字处理软件在出版应用过程中转换是否顺畅、能否与流行的系统软件兼容。此外，应招募、吸引尽可能多的民间字体设计团队来丰富民族文字处理软件的字体、美化其字型，使民文软件摆脱“边缘”“落后”形象，与时代审美相符。
唯有运行流畅、稳定耐用、美观新颖的民族文字处理软件，才是具有文化竞争力与吸引力的产品，才能持续服务本土用户，并在与国外民族文字处理软件的争夺战中取得胜利。民文软件的推广过程，考虑到越来越多的用户习惯在电脑、手机终端打字，民族文字处理软件势必要突破DOS环境而进入更多新媒体场景中。政府管理部门或可出台政策，以补贴方式激励搜狗输入法、百度输入法、讯飞影音等文字输入、转换软件涵盖以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字库、输入等问题。
4.3 建设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民族数字出版平台
民族数字出版平台应建设成为国家级的、公益性质的数字出版公共服务平台，为薄弱的民族出版提供数字化公共服务，改善民族出版社的经营环境，减轻出版单位数字化运营的成本投入。数字公共服务平台面向民族出版社公开，具有信息共享功能。为更好地助力出版单位数字化，平台应具备如下几个功能。
其一，出版信息共享与智库服务。出版信息包括选题资源与专业出版知识，可分别构建选题资源数据库与专业知识检索库。民族出版社在选题上难免有交叉，不同出版单位也可能有相同的语种出版需求，为规避重复出版，选题资源数据库必不可少。这可以为兄弟出版单位在选题时提供共享、比较和筛选的参照蓝本。平台还可集合高校、研究机构等优势民族研究专业或跨专业专家担当选题资源数据库的顾问，以学界优质研究成果和集体智慧指导、补充出版选题。作为信息共享的一环，平台亦可提供整理过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宗教、民族文化、民族习俗和禁忌等知识，帮助民族出版社内汉族编辑、民族编辑快速学习和掌握民族学科知识，提升职业素养。
其二，版权交易服务。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许多民族文化拥有超越国界的影响力，如蒙古文化、藏文化、彝文化、西域文化、古纳西文化等均是全球范围内文化研究的“显学”。其中，有关民族医药、民族文化和民族风俗类的出版物具备在国外市场进行版权交易的影响力。利用我国出版物“走出去”战略及其配套政策，为民族出版物提供整合品牌、面向国际的版权交易窗口。一些拥有与中国少数民族同族人口的国家，如蒙古、韩国、朝鲜、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周边国家均是潜在的市场，可发挥民族出版的特色优势，打造与中国经济地位相符的文化输出实力。
其三，对接“互联网+”的新媒体宣传与营销服务。网络书店、配送服务已深刻改变了中国读者购买、阅读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民族数字出版平台应顺应这一趋势为民族出版物开辟交易、支付的中转空间与适应于大众消费的传播渠道。以便捷的搜索技术、多样化的品种选择扩大民族出版物的受众面，并可充分发挥长尾效应，为小众的民族出版物寻觅更多的传播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