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学术期刊是我国期刊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内容的重要“供给方”，但以供给侧改革的视角看，其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了某种偏离。在新的时代要求下，高校学术期刊应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联通“学术圈”与“社会圈”，以明确内容供给的方向，主动对接国家、社会的需求，发挥学术期刊的“智库”功能。
【关键词】高校学术期刊；智库；供给侧改革；学术供给；社会需求
【作 者】时艳钗，吴江洪：丽水学院学报编辑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的政治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历史性变化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学术期刊界，会发现其矛盾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据笔者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上查到的信息，截至2017年，经总局认定的学术期刊有6000多种，单从数量上而言，我国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期刊大国”，在庞大数量的支撑下，我国学术期刊面临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笔者将其定义为：受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内容的精准需要和期刊整体数量大但优质期刊数量少、优质内容少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所有表现都可以在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中找到对应点。笔者拟以高校学术期刊为主要观察对象，以供给侧改革为主要切入视野，来窥探学术期刊转型发展之道。
“供给侧”作为一个偏学术范的经济学名词一经提出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讨论，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无外乎它切中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如果将其引入到学术期刊界，也同样会引导我们发现我国学术期刊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如果。以主要矛盾的视角来看，学术期刊处于学术内容的“供给侧”，因此。作为“供给方”，高校学术期刊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它提供的学术成果是否能够或者该如何满足社会的需求，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又是“内容为王”吗？老调重弹而已。是的，在移动互联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学术期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非常多，探讨内容似乎已经跟不上潮流，诸如传播渠道如何构建、如何做好传播才是讨论的大热点。以“微信公众号”的探讨为例，在中国知网上以“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关键词进行搜索，自2014年以来，每年的研究成果都以几何级递增。但对于高校学术期刊而言，我们也许更应该重新回归对内容的价值审视，在对内容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再考虑如何做好传播。
一、高校学术期刊的“内容供给之疡”
在学术期刊方阵中，高校主办的社科类期刊有1500家左右，如果再加上自然科学类期刊，总数估计要超过2000家。也许正是因为数量大，占据了较多的出版资源，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受到的批判也是最多的。在诸多批判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有学者将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斥为“学术垃圾的集中营”，还有的研究者指出“一成不变的综合性、内向性和分散性格局”，这使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无法承担原定的学术使命。
另外，因为这些学术期刊主要依托于高校，因此成了“学科研究的大拼盘”“千刊一面”，毫无特色。伴随着这些批判之声，很多带有“高校”标签的学术期刊逐渐与优秀的学术共同体渐行渐远，发行量也急剧萎缩，传播力和影响力都在逐渐弱化。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高校学术期刊在内容的供给上出现了问题。
（一）脱离自身实际定位的“内容追求”
对于一本学术期刊来说，它在进行内容供给之前，首先要面对的价值判断即是：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好的内容。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在追求优质稿源，但什么是“优质”，对于不同的学术期刊恐怕答案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一家地方性的高校学术期刊，如果将其置于和一流高校学术期刊同样的天平上，对于它来说，也许就算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也未必能追得上。
因此，尽管很多期刊界的同仁内心难以接受，但有一个事实是必须要承认，学术期刊的层次不一样，定位也不同，对学术内容的价值判断也必然不同。但恰恰相反的是，很多地方性的学术期刊在追求世界一流、中国一流，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可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没有认清楚自身的实际定位而导致内容价值的判断上出现问题，导致该做的内容做不好，做不到的内容更无法做好。这就好比《自然》是好的，是在科学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期刊，但并不是每家学术期刊都可以做成《自然》。笔者在这里这样说并不是说一本学术期刊不能有追求，相反，每本学术期刊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追求，但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脱离自身实际定位的盲目追求是不可取的。
（二）内容供给与需求的某种偏离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供给侧”，对应的就是社会的“需求侧”。按照经济学的规律，供给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就必然会被市场无情淘汰，因此作为供给侧的生产者，在实际生产之前到商品投放出去的市场反应，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密切观察，以做好生产调整的准备。学术内容虽然不是商品，但供需要一致的道理是一样的，脱离了社会需求的学术供给是无效的。反观高校学术期刊，它自诞生便在“高校”这个大树的遮蔽之下，它要考虑本校的学科建设，反映本校的科研成果，虽然近年来高校学术期刊也进行开放性办刊模式的改革，但内向性一直是其摆脱不了的标签。另外，在所刊发的学术成果中，大部分高校只重视理论研究成果的传播（在这些成果中，还往往“重复选题过多”“学术质量低下”），缺少应用问题成果的发表，因此，对于很多高校学术期刊而言，就形成了“既没有很好地发挥学术期刊的基础科学成果作用，也没有应用问题的解决能力”的局面。
作为“学术成果”的供给方，在生产之初不考虑市场需求，在生产之后也不考虑市场的反应，只管在“象牙塔”内低头生产内容。学术成果在其上一经“刊发”，学术期刊自身的使命已经结束，只耍没有严重的错误，后续如何已经和“生产方”无大关系。这种模式下生产出来的内容就算某时恰好满足了社会需求，那也是偶然的“歪打正着”。对于高校学术期刊而言，这种“供需割裂”的局面必须打破。因为，对于我国的学术期刊而言，虽然还未进行转企改制，也没有走上彻底的市场化道路，还暂时处在体制的保护之下，但从长远来说，只有考虑了“需求”的学术“供给”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使学术期刊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高校学术期刊发挥智库功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基于上文论述，对于高校学术期刊来说，必须找到一种途径或者说一种角色定位来打破供需割裂的不平衡状态。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文件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鼓励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媒体等开展智库建设。这给高校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遇，打开了新的局面。虽然当前围绕学术期刊和智库建设的研究内容还不是很多，但笔者认为，建设学术期刊的智库平台，发挥学术期刊的智库功能是大有可为的，这无论对于“供给方”的学术期刊，还是对于“需求方”的社会和政府，都意义重大。
（一）学术期刊有发挥智库功能的天然基因
因为所谓智库，其实就是一种智力资源的集合，是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以公共政策为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机构，而学术期刊的背后聚集着活跃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终极价值指向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智慧支持，从这一角度而言，二者就具有了共同的旨归。对于高校学术期刊而言，它背后有来自高校内外的庞大作者群，这就是一个智力资源库，这个资源库的价值在学术期刊的凝聚、筛选和把关之下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同时高校学术期刊都扎根于各个地方，对于各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便利条件，这也有利于其发现需耍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对于后续的组稿、约稿都指明了方向。
（二）学术期刊有发挥智库功能的天然使命
学术期刊为谁而办？这是每一个学术期刊都要思考的永恒命题。只有将这个问题回答好，学术期刊存在的价值才能得到凸显。学术期刊不是为某个人而办，它是有公共属性的。当国家和社会有需求时，学术期刊是围观还是一呼百应？2016年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这句话完美回答了学术期刊为谁而办的命题。因此，学术期刊追求的学术影响力，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实践影响力或者政策影响力上。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我们判断其学术成果的价值时，逃不开“理论有见解、实践有应用、文化有价值”。
在新时代背景下，知识精准服务的时代已经到来，不回应现实、不能进行思想引领和学术导向的学术供给是没有价值的供给，不考虑社会需求的学术生产，就是学术期刊的自娱自乐。因此，学术期刊应该承担起发挥智库功能的使命，主动对接、呼应以及服务社会和政府需求，这是学术期刊大胆进行机制创新的必然选择。
三、高校学术期刊智库角色建设的路径选择
高校学术期刊发挥智库功能，并不意味着要把高校学术期刊完全变成一个专门的智库机构，因为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这是不现实的，对于多数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的学术期刊而言，单靠智库内容不能支撑其可持续发展；另外，把所有的高校学术期刊都变成智库刊物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更是不应该的，因为学术期刊除了要服务、回应社会发展之外，还要关注基础学科建设，以及其他一些基础性研究，没有这些内容作为支撑，从长期来说，所谓的智库建设不过是空中楼阁。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要有回应现实的意识，但也要警惕功利性倾向对学术期刊的侵害。因此，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智库平台”建设，意即高校学术期刊应该树立起“智库平台”意识，专门辟出部分版块，搭建起学术与社会现实需求的沟通平台。
（一）扭转定位偏向，明确内容供给方向
在本文的开头笔者提出学术期刊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受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内容的精准需要和期刊整体数量大但优质期刊数量少、优质内容少之间的矛盾。从这一主要矛盾出发，学术期刊要思考的核心问题即是：我的优质内容是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高校学术期刊而言，首先要思考清楚—“我是谁”，我可以为我的读者进行什么样的内容供给？这些问题答案的不同就注定了对“什么是优质内容”的定位也是不同的。每一本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都应该认真思考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有什么，自己的读者群在哪里，能够为读者供给什么样的内容。
比如由清华大学主办的《清华金融评论》，这是一本致力于能够“推动金融变革”的智库型学术期刊，它由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同时依托清华大学，其从创刊开始，在约稿、审稿时面对的作者群、编委群资源都是非常雄厚的，是很多地方性院校主办的金融类期刊所达不到的，同理，还有《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等一流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性院校主办的学术期刊就不能实现对优质稿源的吸引力，也不意味着办不成优秀的学术期刊。如《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该刊自创刊以来，已经连续四届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连续两届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5年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0.756，它能够取得这些成果的核心因素就在于它基于期刊所在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源为自己的期刊进行了准确的定位，有着清晰的内容供给方向。众所周知，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该期刊以此为契机，围绕相关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约稿、专题组稿，服务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很好地发挥了智库功能。
总之，每一家高校学术期刊所处的位置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定位就应该是不同的，只有找准了自身定位，才能够明确内容供给的方向，否则只会在纷繁复杂的选题中东一下、西一下，迷失了方向。
（二）联通“学术圈”与“社会圈”，主动对接社会需求
学术研究存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真正的学术研究，必然要为人类的现实需求提供某种理论指引或现实参考，但这种供需关系的联通是需要学术期刊主动作为的，对于高校学术期刊而言，这种主动作为就显得更为重要。从产品供需的角度看，这种惰性导致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学术内容的生产与需求产生了某种脱离或者发生了某种偏向；第二，学术成果产生之后“躺”在学术期刊里，处于“休眠状态”。近年来，学术期刊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期刊市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高校学术期刊必须克服惰性，主动作为，以联通“学术圈”与“社会圈”，使学术内容的供给与需求回到平衡状态。那么，对于高校学术期刊来说，该如何主动作为、对接社会需求？
笔者认为，这里的主动作为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走出去”。说到底，学术内容的供给无非两个阶段：内容生产之前和内容生产之后。首先，在内容生产之前，高校学术期刊应该在“需求导向”的指引下，走出去，深入社会，去关切所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带着“问题意识”主动进行“议程设置”，将社会问题的议程转化为学术研究的议程。以笔者所在的《丽水学院学报》特色栏目“畬族研究”为例，畬族研究属于地方性极强的小众研究，早期的畬族研究主要集中于该民族的起源等基础性内容，到了新时期，如果还着眼于这些内容，无疑会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脱节，因此，近两年编辑部同仁利用周末等时间去景宁畬族自治县以及很多畬族村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在组稿时的思路和眼界也放得更宽，更加着眼于那些畬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迫切问题，如畬语的弱化与传承问题、畬族经济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对接问题等等，为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其次，在学术内容的生产过程完成之后，学术期刊的使命其实并没有完成，而应该继续追踪其“社会反应”，通过搭建与相关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的沟通平台，让学术内容的成果得以转化，真正将智力支持变成现实的政策影响。
但这一沟通平台具体应该如何搭建？笔者以为，还是离不开“走出去”这三个字。在这方面很多高校学术期刊做得还不够，平台意识还比较弱，往往在学术成果刊发之后便匆匆结束了学术内容的供给过程。但不少非高校学术期刊的做法却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他们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的方式，如2014年《中关村》杂志联合长城战略咨询共同主办的“京津冀三地战略对接与合作”研讨会，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及企业家共同参与，实现了学术圈（供给）与社会圈（需求）的有效联接。2017年《求是》杂志和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学党刊、用党刊”研讨会，也引发了非常积极的社会反响。除了研讨会这种形式，还可以通过依靠期刊编委的社会资源，搭建起学术期刊与社会机构的沟通平台。同时，在上述两个阶段进行的过程中，学术期刊应该有意识地组建专家资源库，以推动智库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学术内容的生产从来不是孤立的，也不应该是孤立的，它应有着强烈的指向性和目的性。不管是为了解决形而上的思想问题，还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学术内容必定要走过“生产-传播-利用”这三个阶段。我们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国家发展战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耍求我们的学术内容供给应该全过程地考虑国家、社会的需求，这也是学术期刊发挥智库功能的内在动因。
但是正如笔者在上文强调的一样，学术期刊发挥智库功能的同时，不能忽略“突出学术本位”。同时，要一如既往地加强基础学科研究成果的供给，不能让急功近利的思想侵害到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