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秀，余静：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文章主要从新媒体技术发展、媒介融合、传媒产业经济、新媒体传播模式、新媒体政策及其治理、新媒体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网络舆论七个方面对2017年新媒体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整理，以期梳理出2017年新媒体研究的关注热点、突破及趋势。研究发现，新媒体技术、媒介融合、网络舆论是这年的三大研究重点，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媒介融合如何进入深度融合，还有将舆论置于更为宏大的视角中以更好地揭示其社会意义等议题受到了学界的重点关注。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融合；人工智能；网络舆论
近年来，新媒体凭借新技术迭代发展，学界对新媒体的研究亦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2017年的新媒体研究涉猎广泛，笔者以中国期刊网CNKI为数据库，以新媒体、互联网、社交媒体、全媒体等为关键词，对国内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期刊论文进行了检索，剔除掉书评等文本后，收集到新闻与传媒领域CSSCI期刊来源论文数百篇。本文主要从新媒体技术发展、媒介融合、传媒产业经济、新媒体传播模式、新媒体政策及其治理、新媒体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网络舆论七个方面对所收集到的论文进行整理，以期梳理出2017年新媒体研究的关注热点、突破及趋势。
一、新媒体技术发展研究
习近平指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2017年的新媒体研究多聚集于技术面向，学者们主要将目光投注于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对其所带来的变革、问题及其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
（一）人工智能技术
2017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曾指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写作是未来媒体十大发展趋势之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新闻生产和新闻分发方面。
从新闻生产方面，“机器人写作”“智能化新闻”等都是人工智能渗透于新闻业的具体表现。学者们具体结合国外的Narrative Science、AX Semantics或国内的Dreamwriter、快笔小新、 Xiaomingbot等写作软件，围绕机器写作对新闻生产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展开了论述。目前，智能化在新闻行业的运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多数机器人“有能”而“无智”，其从事的工作也基本属于无智式劳动——不具备价值判断力。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彭兰认为未来的机器写作也许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在某些领域生成个性化作品。喻国明、姚飞也表示，在内容生产方面，机器新闻写作将会在明年有更多风格化方面的尝试。
从新闻分发方面，凭借机器算法的智能分发和个性化推荐是人工智能新技术对传统内容分发的厘革，但尽管算法提高了信息整合与传播的效率，学者们仍对潜藏于算法中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一方面，由算法衍生的“信息茧房”效应会令用户逐渐失去对外界的全面感知，使得社会整合困难；另一方面，算法的运行参数由开发人员进行设计，并由具备价值观或利益特权的预期用户进行配置，设计者的价值观和预期用途将渗透于算法的设计与功能之中。有学者认为当前用户洞察和算法还存在局限性，好的算法需要依靠关系数据以解决对用户需求的“洞察”，但其资源的获得需要开放关系数据资源，这是当前难以突破的困境。
未来，算法还会参与到创作、审核、互动过程中，算法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也使得以用户为导向的新闻、信息生产趋势正在形成。智能化时代下，如何坚守新闻专业性，如何坚持价值引导，是传媒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有学者提出，尽管个性化算法在对用户需求的解读与匹配方面还会随着技术发展而优化，但它不能成为未来新闻行业唯一的分发方式。媒体工作者也需要对算法加强警惕，更加敏锐地察觉由算法所带来的风险与问题（特别是信息偏见与不均衡问题）。
（二）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
随着VR视觉传播技术开始向媒体靠拢，VR话题成为了传媒领域的热点，而媒体与VR技术的进一步结合，也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有学者认为，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代表着未来媒体的发展趋势，具有广泛应用空间。
与新媒体所构建的符号化虚拟环境不同的是，VR/AR技术为用户直接体验三维虚拟世界提供了途径，将用户置身于临场化环境中，媒体运用VR/AR技术所生产的“沉浸式新闻”，就为用户营造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在场感。虚拟现实技术正在逐步迈向发展成熟的过程中，VR视觉传播的新媒体报道也逐步得到认识和接受，但有学者认为，VR要成为下一代移动互联网的主角，仍有相当长远的距离。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出VR、AR隐藏着巨大的信息安全、信息失真等风险及伦理困境，需要人们理性和审慎对待。
总的来说，诸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正推动着传媒生态、业态的重构，但人们的技术焦虑也随之升起。技术的发展不会停止，人与技术之间也并非不可调和的关系，相对于“恐慌”而言，重要的是要在技术创新中彰显“人的主体价值”。技术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而技术是否有益于提升人的理性和自由，是否有助于人类更加自由地流动、灵活地掌控与更加理性地思考，则应该成为我们看待一切技术的价值。正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说：“人类既是技术元素的主宰者，也是它的奴隶……我们将始终对科技存在矛盾心理，难以做出选择。可是我们的担忧不应该包括是否拥抱科技……而是与它共进退。”
二、媒介融合
目前，我国媒体融合已进入深度融合时期，据所收集的文本来看，2017年我国学者多数对媒体融合进入深度融合时期所浮现的问题及其推进策略进行了研究。
有学者认为，我国媒体深度融合中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认识还存在着诸多误区，而数字技术、跨媒运营管理人才的稀缺则导致了深度融合中“兵源不足”。此外，盈利模式的不成熟，也是阻碍深度融合进程中的“瓶颈”。为此，明晰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了解媒体融合在不同阶段的深层意涵，才能推动媒体融合进一步发展。
2017 年，互联网的发展迈入“下半场”，媒介融合的诉求从“大而全”向“专而精”发生了转移。而当下的媒介融合基本都以生产者或传播者的角度为主，喻国明认为这种融合的起点逻辑是错误的，媒介融合正确而有效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市场融合和需求融合，用户需求、消费和市场的改变与现实才应当是决定媒介融合方式及其构造的基本出发点。
如何实施有效深度融合，是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中的重点和难点。郑自立认为，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应当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健全以IP开发为核心的盈利模式，完善扶持政策等方面入手。此外，还应做好财政补贴、专项试点等方面的工作，鼓励主流媒体企业提供公益性、全媒体传媒文化服务，以激发深度融合发展的市场潜力。
三、传媒产业经济研究
新技术的介入加速了传媒边界的消融与媒介产业格局的重组，传媒的产业模式、经济形态、盈利方式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传媒产业经济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追求规模经济，第二阶段主要追求范围经济，而时下，喻国明、赵睿认为传媒产业呈现出了集成经济的态势，是传媒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集成经济模式。他们认为，第一、二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规模临界点，而集成经济则不囿于此，它对系统内外的关联资源进行了整合利用，通过革新结构和拓宽产品线以形成集成竞争力，是传媒产业在转型进程中冲破界限、扩展价值链的内在逻辑要求。
在经济形态方面：谭天认为，“关系经济”就是新媒体的经济形态，并将“新媒体经济”界定为：“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关系传播为纽带，以关系产品和关系转换为核心并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的经济活动”，关系产品、转换机制、价值实现是其三要素，而怎样打造出好的关系产品，如何通过关系法则与转换机制以实现共享、交换价值，并摸索出盈利模式则是其全部内容和基本任务。
而在传媒产业盈利方面，内容行业在2017年出现了退潮征兆，市场的人口红利几近耗竭，商业资源渐汇于头部内容和机构化媒体，对于尾部创业者而言，新内容市场中的传统广告模式已失去了原有的势能，学者认为，与内容创业的市场相比，知识付费更具有市场盈利潜力。而随着技术的跟进，场景消费也将成为传媒产业盈利的新一轮风口。
此外，有学者提出，随着近年来境外跨国资本在中国新媒体市场的汇集，我们也应警惕在此条件下所形成的新媒体平台和信息的垄断，以及资方意志如何渗透于轻松娱乐的媒体内容之中，对我国话语权、新闻专业主义、公共领域等造成冲击和挑战。
四、新媒体传播模式研究
在传播模式方面，韦路、方振武通过考察发现，由博德维克和范·卡姆从“控制”视角提出的“信息传播新模式”及其之后的发展并没有将新媒体环境下个体角色的变化及其理论意涵作为参考因素，而当下个体对媒介中心的消极控制、个体性媒介中心对机构性媒介中心的积极控制已在传播实践中成为现实。因此，他们引入了吉登斯的控制辩证法思想，并提出传播的“控制辩证模式”，以期能更加确切地阐述个体和媒介中心的复杂关系，为更加完整地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实践提供一个框架。
在传播形式上，短视频的迅速发展为学界提供了研究对象。现今，用户注意力日益成为稀缺资源，短时间内获取用户关注并保持黏性成为了竞争核心，而短视频则能以其特有的性能成为当前的主流传播形式。诸如抖音、火山小视频等视频类应用软件的出现正契合了新环境下用户的需求，下载量逐日上升，学界也兴起了研究短视频的风潮。但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短视频的研究还多数处于对其特征和发展现状的描述阶段。
而随着信息传播平台的发展，微公益等活动信息传播也逐渐受到学者青睐。有学者对新媒体上个人捐赠行为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情感社会学的同情理论，发展出了新媒体慈善行为中的情感动力模式：移情-信任-同情-慈善行为，他们认为，同情是现代社会的“粘合剂”，因此网络慈善行为中的情感动力必须得到重视，如若产生反转，不仅阻碍慈善行为的再次发生，也将对促进社会信任和团结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新媒体政策及其治理研究
随着传播技术发展，版权问题、互联网治理的规制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问题。
具体而言，在版权制度方面，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作品的保护和限制以及新媒体体育赛事转播侵权是突出问题。就新闻作品而言，怎样认定时事新闻报道在新环境下的合理使用，是版权司法保护所要面临的议题之一。有学者认为，为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须要拓宽新环境下合理使用的主体，恰当界定“为报道时事新闻”而制作的作品类型，并放松对“不可避免地再现或引用”他人已发表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的限制。而对于新媒体体育赛事转播权问题，学者认为，在现代立法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新媒体体育赛事节目制作者与播出者的个人利益，新媒体体育赛事节目的公共属性等一系列特征也应当被纳入考量范围。
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喻国明认为，我国互联网治理规制构建前期滞后、后期过猛，在具体治理中多照搬传统规制，对其复杂性缺乏理解，创新度较低。而互联网治理的关键，是要在治理目标和治理诉求的基础上建立相关规则体系，以及基于该体系上的实践逻辑。因此，我国的互联网规制构建还需要考量治理对象、问题辨识、互联网治理的社会属性、互联网治理主体以及互联网治理的全球竞争力标准这几个重要原则，而在其治理中，则应尽可能放低规则边界。
宏观而言，当代中国的媒体政策变化到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范式：政治一统政策范式（1949-1978）；混和治理政策范式（1978-2013）；融合治理政策范式（2013-至今）。刘健、陈昌凤认为，我国刚进入融合政策范式时期，当下的工作主要是处理混合政策时期所遗留下的问题以及新出现的问题，未来则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与变革，而这将要求我们要有权力高度集中和态度强硬的领导人以及制度上的进一步创新。
六、新媒体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研究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各行业、领域开始探寻如何让自身搭上新媒体的“顺风车”，走上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道路。在2017年的新媒体研究中，学者们多以“工具”“手段”视角，对新媒体带给各领域的影响以及行业如何借由新媒体促进自身发展进行了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和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学者们在影响研究方面高度关注的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主要采用单向的灌输式传播，容易让人心生排斥，而学者们认为，在新媒体构造的“关系网络”中，人们更容易产生“共鸣”，应以构建新老媒体有机融合的新传播体系、创新宣传方式等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针对高校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认为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媒体平台总体上力量分散、声音不大、效果不佳，而新媒体环境下的新传播方式将变革未来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高校应以“为我所用”的姿态积极适应变化中的教育形势。
在政治方面，学者主要对政务新媒体发展和政府形象建构进行了研究。政务新媒体正逐渐成为政务工作的常用工具，但学者认为，政府、新媒体和人民之间要达成理想的良性互动、构建信任关系还有相当的距离，因而进一步向“社群化”发展将成为政务新媒体的新要求和新方向。此外，有研究者对北京居民开展调查分析后发现：公众获取政府相关信息更多依托于新媒体渠道，其接触官方新媒体的频率对政府形象有积极效果，新媒体接触也可通过引起公众对官媒信任的变化而间接对政府形象构建产生影响。此类发现，将对政府传播信息、与公众开展对话协商，以及进行政务工作大有裨益。
而在文化领域，如何与新媒体协同发展是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创新表达方式，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实施中华文化新媒体传播工程。”孙茂华认为，传统文化产业在规模化、品牌化方面的发展要明晰新媒体的变革趋势，找准实践的着力之处，积极利用新媒体的有利条件，形成产业化思维模式，将新媒体运用到传统文化的产业发展中来。也有学者提出从跨媒介叙事入手，建构新传统文化形态、推动移动新媒体场景入口建设、开发核心文化资源，是助推传统文化发展的新路径。但也有学者考虑到新媒体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传统文化在新媒体语境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新媒体所带来的“速食文化”容易使传统文化被肤浅解读。
七、网络舆论研究
2017年，国内学者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论研究主要关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于舆论研究本身的学术探讨；二是具体结合突发事件或热点话题，对不同平台的舆情信息传播进行分析；三是对于网络舆论力量的分析及其启示。
张志安、晏齐宏认为国内以往的新媒体与舆论研究多数以传播学视角为主，偏向于讨论媒介的不同形式对于舆论的影响，相对忽视了“舆论”本身，且未能将舆论置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分析。他们提出，新媒体背景下的舆论研究应注重其研究的社会性意义，研究者需从历史观照和现实把握、场域联通和信息处理、议题建构和技术驱动等几方面着手，提升该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
此外，陈力丹强调了舆论研究中“表述准确”的重要性。他认为，大量有关舆情的文章讨论的“舆情”只是少部分人的网上意见，并非关于舆论的真实情况。对于舆论、舆情数量及其发生范围的准确估量，关系到对其形势的判断，以及相应政策、策略的正确与否。若常把少数人意见视为“舆情”上报，易导致“舆情脆弱性”。因此要对舆论有科学而明确的认识才能把握其真实情况，得出与之相符的研究结论，相应措施才会稳妥、得当。
也有多个学者借用爬虫、Matlab、Gephi等软件对“南海仲裁案”“九寨沟地震”等热门话题的网络舆情信息传播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王晰巍等人通过Matlab软件对新浪微博“南海仲裁案”相关网络舆情的演化规律、预警规律、演化模型等进行了分析，发现移动端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信息具有传播更快、更深、更广的特点，而运用相应的理论模型进行计算，可预测出网络舆情蔓延期时长、进入消散期时间，以及界定预警级别等，这对相关部门进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管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作用。
当下，网络舆论生态走向多元化，学者们也将研究目光对准了网络舆论新生力量：一类是逐渐呈现出左右舆论、动员网民能力的“中间阶层”，一类是“公知”“自干五”“小粉红”这类“新意见群体”。对于“中间阶层”，单凌认为，他们缺少安全感、满足感，在公共事件中往往质疑执法机关、涉事企业，在舆论场上更像是“无组织的组织”。但总体来说，他们仍在政治协商框架内参与公共事务，其心态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执政党的拥护。而对于“新意见群体”，何志平等人认为，从“忤逆”官方意见的“公知”，到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干五”，再到只谈爱国的“小粉红”的演替现象，是网络舆情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的外在呈现。由此，执政党要有“舆情自信”，鼓励不同舆论主体协同共建网络空间。
八、小 结
2017年，新媒体往年的研究主题在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研究路径和特点。这一年，我国新媒体研究进一步关注于媒介融合、新媒体技术、政策及其治理等研究主题在新传播环境下的变化和发展，其中，新媒体技术、媒介融合、网络舆论是这年的三大研究重点。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媒介融合如何进入深度融合，还有将舆论置于更为宏大的视角中以更好地揭示其社会意义等问题受到了学界的重点关注。再有，与以往对新技术的广泛认可不同的是，学者们对于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有所警惕，批判性话语相对提升，学术研究趋于理性化发展。总体而言，2017年，我国新媒体研究对象涉及各个领域，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整体呈现出网状化、精细化的特点。但目前我国新媒体研究多聚集于新媒体传播实践层面，对理论研究仍显不足，学界应更加关注于理论研究，以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提供扎实的立足点，使新媒体研究趋向于平衡化发展。
